【原】颜建国：小说《水浒传》文学人物补论

平湖一柱家教号 202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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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水浒研究】

【摘要】长篇小说《水浒传》一书自元末明初成书传世以来，就有研究者指出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和《水浒传》中的梁山群英之间没有本事关系，众头领中只有宋江一人为北宋历史真实人物，其他梁山好汉均为蒙元文士创作出的文学人物形象，对依托人物争议较大。本文在创作出版《元朝东平学派》书著中首次提出水浒群英本事人物为蒙元东平行台严实父子等历史人物新论的基础上，再次梳理有关证据和史料，补充小说《水浒传》文学人物和蒙元东平行台严实等历史人物互为依托的理由与史实，为《水浒传》地前瞻研究提供新的视野与探索。

【关键词】《水浒传》；历史人物；小说人物；严实父子

【正文】《水浒传》属于英雄传奇类章回体长篇小说，它的出现代表着中国文学步入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全新时代，正因为它在思想、艺术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辉煌成就,自元末明初成书传世以来就成为文学研究界的关注作品，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许勇强教授在《四百年<水浒传>研究史略》一文中统计，明清至今《水浒传》研究专著在50部左右、论文在1000篇以上，可见其影响巨大，遂“水浒学”成为一门显学。它和同期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一样，二者均为明清长篇的经典，是章回体小说的里程碑力作。但就人物原型来说，《三国演义》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进行地艺术加工，因此它被视为历史演义小说；《水浒传》则有着明显差异，里面的主人公除宋江一人和历史人物有着某些关联外，其他的107人和北宋这支小股农民军概无关联，且宋江历史本事和《水浒传》中的宋公明人物故事亦无关联，众多水浒群英的人物故事均为杂剧家和小说家的虚构嫁接，因此它自从问世来从来没有被评论界划入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之列。

元明以降，在《水浒传》历史人物与小说人物的本事研究上，出现了两大不同阵营：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严敦易先生为代表的“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抗金游击队”论述体系，二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余嘉锡先生为代表的“南宋末年民兵部将张顺”论述体系。他们的论述是现当代《水浒传》研究的重要成果，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水浒传》小说人物的本事原型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他们的观点提出以后，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及推理，都没有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地同和支持，人们对《水浒传》文学人物的本事研究仍在积极挖掘与探索，某些新的论断尚未得到人们的认同和重视。

对于“水浒群英”文学人物依托的历史本事人物之可能，后来研究者进行了多方探索，逐渐形成了“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抗金游击队”和“南宋末年民兵部将张顺”之假设两大派别，但是综合来看，有关“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抗金游击队”的论证并不充分，除了将领魏胜和《水浒传》中的“关胜”形象貌似外，其他人物无迹可寻，但看《宋史·魏胜传》记载，魏胜是抗金的宋朝首领而非反叛盗匪，他没有被迫离开朝廷阵营的史实，仅仅是因东平籍统帅刘宝救援不力而殉国；至于“南宋末年民兵部将张顺”的预设，也和历史记载有着很大出入，据《宋史·忠义传》记载：“张顺，民兵部将也。襄阳受围五年，宋闯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轻舟百艘……出重赏募死士，得三千；求将，得顺与张贵……北军舟师布满江面，无隙可入。众乘锐凡断铁姮攒杙数百，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介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结冢敛葬，立庙祀之。”〔1〕由此可见，南宋末年的张顺是一位乡间义勇首领，他和本家张贵均为襄阳战斗的抵抗力量，他们面对的敌人是蒙元铁骑，可以把他视为抗元首领而非义军头领，因此后世评论者把张顺列为《水浒传》中的反抗北宋朝廷的梁山英雄极端失实。综合来看，无论是以魏胜为依托的“大刀关胜说”也好，还是以张顺为依托的“浪里白条说”也好，这些貌似和《水浒传》中108将有关联的历史人物，其实都没有反抗朝廷的历史史实，他们两人都是铁杆的保皇派，和揭竿而起的农民军没有蛛丝联系，就算后世撰写“水浒戏”和《水浒传》吸收了二人本事，所占1/54也是一个很小的比例。本人在创作《元朝东平学派》一书的过程中，对蒙元之际“水浒戏”的产生发展进行了挖掘探索，由此惊异地发现小说《水浒传》中水泊好汉形象和蒙元之际严实父子东平行台历史人物多有吻合，于是在整理《元朝东平学派》一书过程中对这一发现予以梳理，在全书的下编第四章第一节以《<水浒传>为东平英雄传》为题对自己的发现予以剖析。此书出版后，泰山学院张鹏博士在其《致广大而尽精微——以颜建国的<元朝东平学派>为例》论文中指出：“在'水浒戏’研究剖析的基础上，颜建国第一次提出了'水浒英雄传为东平英雄传’之说，指出'水浒108将，72名在郓城’是指郓州须城而非郓城县，这是《水浒传》研究的全新视角和课题，将带动今后研究的新思潮，可见他的敏感与睿智。”〔2〕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对我所提的观点的肯定与关注，也是我此次补充自己论证的原因与动力。于是我在之前论述的基础上重新梳理相关材料，再次对《水浒传》小说人物与蒙元东平行台历史人物之间关联进行挖掘梳理，力图在更为严密地论述中厘清文学人物和历史人物之间的依托关系，还原小说《水浒传》中“群英”文学人物乃以蒙元东平行台严实父子及部属为依托的历史本真，为当下“水浒学”地研究提供新的视觉与领域。

一、严实、严忠济父子本事和小说《水浒传》的谋篇架构吻合

历史类小说，要求必须以真实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基础。看宋朝史料，北末年宋江起义军历史留名的只有宋江一人，比如在《宋史·徽宗纪》中记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谴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3〕这里记载和《宋史·张叔夜传》《宋史·侯蒙传》两文中涉及起义军首领知名的只有宋江一人相符，由此可见在北宋末年宋江农民军规模较小，根本没有数次争夺义军一哥的史实。宋江农民军规模在几百人左右，长期在太行山以东流动作战，覆灭后也很少进入文士视野，仅仅在北宋末年文士李若水的《忠愍集》中有《捕盗偶成》一诗，简略介绍了他听闻到的有关宋江起义军情况，且首次指出队伍骨干有36人之多：

捕盗偶成

李若水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路。〔4〕

通读这此诗，可知李若水并没有参与剿灭宋江农民军之战，他仅仅是以文官身份听闻此事后写诗发表感慨。李若水的诗和《宋史·徽宗纪》《宋史·张叔夜传》《宋史·侯蒙传》三文中的简短记载相比，可知三则《宋史》仅仅提到宋江一人的名字，别的农民军头领是无名行世的；正因为李若水是一名文士，他有关宋江义军的了解是别人介绍，所以其《捕盗偶成》一诗更多了文学色彩，其36人之说也就是一个不确的假设数字，和宋江农民军到底有多少大小头领没有直接关系。到南宋时期，宋、金对峙，除了民间偶有宋江农民军逸事被人提及外，宋江起义之事在正史和文士诗文中均未提及。由此可见，在南宋之前，宋江起义军之事还是小众事件，在这支小股一军中，唯一被后世记住的头领就是淮南盗宋江，他不是山东人，也没有大哥晁盖和逼上梁山的众兄弟。

真正把“水浒群英”108将丰满成型的时期和推手，是蒙元之际东平行台严实父子时期和东平府学的“水浒戏”作家群。后世学者普遍认同，小说《水浒传》是在蒙元之际众多版本“水浒戏”的基础上由罗贯中整理改编而成，它们之间是先为戏后为小说的演变过程，而众多的“水浒戏”杂剧家和罗贯中本人均与东平府学有着脉系关系。在“水浒戏”的创作队伍中，骨干作家主为东平府学文士，这是后世评论者不再争议的话题。稍有分歧的就是，“水浒戏”作家们是因生活所迫才从事杂剧创作还是为了迎合东平行台将帅爱好才创作的“水浒戏”，我认为后者的成分远远大于前者，究竟儒士们在离乱年代仍有着“入仕”安民之期盼与使命。在蒙元与金国和南宋的数十年攻伐中，“水浒戏”杂剧家们活命于东平行台万户严实、严忠济父子及其部属，就接受文化的喜好来说，这些乱世枭雄不同于前朝科举文士，他们的喜好崇尚自然不再是雅致的才子佳人故事，把乱世枭雄打打杀杀武人故事引入杂剧更是为他们喜欢欣赏，这才是“水浒戏”在东平行台诞生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仅仅把“水浒戏”的产生视为文士谋生被迫的产物有违这段真实历史。在诸多将领推动下，“水浒戏”作家们为赞扬严实、严忠济父子治理东平行台四十年的德政，在剧作中把他们父子赞颂为“公明”“及时雨”的化身，理想地把宋朝打家劫舍的宋江农民军嫁接为蒙元严实父子“替天行道”的忠义楷模群体，可见“水浒戏”杂剧家们歌颂的不是北宋义军人群而是恩主东平行台严实、严忠济父子及其部属，可见“水浒戏”从一诞生就打上了浓浓的郓州痕迹，而最显著的特点是东平府学生高文秀在《黑旋风双献功》一剧中提出了晁盖、宋江先后为梁山之主的布局架构：“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及时雨者是也。幼生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偻儸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共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了某为头领。”〔5〕由此可见，晁盖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是在高文秀笔下完成的，而这一布局的原因，就是作为东平文士的他对严实、严忠济父子治理东平行台的仁政念念不忘，因此才有意识安排了晁盖、宋江先后为梁山泊主的虚构故事，以此赞美善待文士的东平行台两代汉侯；后来同为东平文士罗贯中在编创小说《水浒传》过程中，继续延续高文秀这一创作架构，在本无晁盖其人的“水浒群英”中继续尊奉晁盖为老大、宋江为老二的布局安排，以晁盖的勇武赞扬严实的尚武，以宋江的忠义之名赞扬严忠济的崇尚仁政，以此达到影射歌颂东平行台两任汉侯及众武将之目的，高文秀把严实化身为晁盖，谐意有朝廷第一的意思，和蒙元之际东平行台为华北四大汉侯之首的地位相符。后来东平府学体系的小说家罗贯中又发挥了前人成果，在小说《水浒传》的整理过程中把晁盖、宋江描写为梁山两代英主，并且把二代首领宋江描写地要比晁盖多几分书卷气息，这都符合严实、严忠济父子二人的本事故事，可见众多东平“水浒戏”作家为表达对庇护之情的感激，在一步步杂剧创作深化之中，为了避免朝廷的猜疑打击，又能歌颂严实、严忠济父子及其下属的庇护提携，他们只好借数百年前的北宋宋江义军为依托，巧妙赞扬严实、严忠济父子及其下属在东平的仁政故事，使得“水浒英雄”成为千古传奇。

至于《宋史》中《徽宗纪》《张叔夜传》《侯蒙传》中涉及宋江农民军起义的简短介绍，应该远远没有多少真凭实据。《宋史》的编撰时间，是在南宋灭亡后数十年后，元顺帝在朝廷飘摇之时为了拉拢汉族官民，才在1343年委派丞相脱脱、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等人为总裁官编修整理，此时离宋江队伍被剿灭已经过去300多年，既便此时在官方正史中仅仅出现了宋江一个人的名字，别的所谓“水浒群英”均没提及，可见在元朝史官们的笔下，北宋宋江义军仅仅是一股小弱农民武装，他们的事迹在正史中无法提及，也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小说《水浒传》中群英和北宋宋江农民军之间的风马牛不相及。

二、小说中“水泊梁山”是严实、严忠济父子东平行台的主要军事基地

看《水浒传》发行后四百年来的有关著述，明朝至今众多《水浒传》研究者普遍认同：宋江农民军没有占据过梁山泊作为自己的巢穴和根据地，他们一直以小股势力的形式转战于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区域，是北宋末年诸多农民军中的一支普通军事势力，因此可知，小说《水浒传》中描写的宋江农民军根据地水泊梁山，和北宋宋江义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比如《张叔夜传》中记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6〕这里点明宋江在宋朝黄河以北的地区起事，此时黄河依淮河入海，可以推知农民军起事的地点在河南、山东、河北的结合部，后来农民军主要在北方流动作战，并没有占据水泊梁山作为长久根据地的客观事实；《侯蒙传》中记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7〕侯蒙作为北宋官员，他对宋江义军主要作战区域有一定了解，文中的齐、魏应代指今天的山东北部和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可见无论宋江义军发生的北宋还是撰写《宋史》的元朝文士心里，宋江义军和水泊梁山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相比北宋宋江义军来看，蒙元之际的严实、严忠济则由长期占据梁山为根据地的真实经历。据元好问在《五翼都总领豪士信公之碑并引》一文中记载：“大行台特进公当朔南分裂之际，合散亡、一同异，集全魏、齐、鲁，归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诸将，剖符锡壤，怀黄佩紫者，不可悉……五翼号为难驭，光祖统之久，能得其欢心，少有被笞罚者。军之族属万家，散处梁山、徂徕之闲，光祖未尝辄至所部，使有供张之劳。〔8〕元好问此文写作的时间是公元1252年前后，此时老东平行台万户严实已经去世12个年头，嗣任的东平行台万户严忠济也已经任职12个年头，他们父子占据东平有40余年，是蒙古帝国时期华北地区最大的汉侯割据势力，在他们父子麾下，猛将如云，严实时期有行军千户有八人，到严忠济时期有行军千户15人之多，其军队总规模在5万之上10万之下，这和小说《水浒传》中描写“水浒寨”有36大伙、72小伙十分吻合。《五翼都总领豪士信公之碑并引》中的信亨祚是严实父子的亲信将领之一，他多年掌握的五翼军有数千人，家属几万人，有过长期占据梁山、徂徕山为大寨的经历，这和小说《水浒传》中所写宋江义军多年占据梁山为老营的故事相符。信亨祚不事产业，性格豪放，喜欢交往府学文士，这都为麾下杂剧家创作“水浒戏”提供了生动的原型材料，也是高文秀等人借“梁山英雄”之名赞扬东平行台将领的有力证据。

更为和《水浒传》小说故事吻合的是，真实的宋江义军被剿灭后宋江其人尸骨无存，更没有被朝廷赠谥号之记载，也没有官方在梁山及附近为他建祠纪念之史实。小说《水浒传》结尾写道：“再说上皇具宿太尉所奏，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仍敕赐钱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济州奉敕，于梁山泊起造庙宇……年年享祭，万民顶礼，至今古迹尚存。”〔9〕遍查梁山及附近有关宋、元、明古迹建筑，从来没有朝廷及地方官员对宋江其人封赠和立祠纪念之事。作为宋、金、元区域行政和文化中心的须城（今山东省东平县州城街道办事处），曾经设立过三位名士的纪念祠堂，一位是北宋宰相王曾，他因任职郓州建设庙学被后世建祠纪念；一位是北宋末年监斩奸臣张邦昌的名臣马伸，他的纪念祠堂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毁于“红卫兵”之手；再一位就是蒙元之际的东平行台万户严实，他因为安民重教深受官民拥戴，去世后获赠“武惠”谥号，封爵为“鲁国公”，他是三位在须城有纪念祠堂的唯一武士，有着行侠护民的胸襟，堪称蒙元之际的“山东及时雨”，可见小说《水浒传》中所写宋江被朝廷追谥和建祠纪念之事和严实其人本事比较相符，也是小说所载明朝宋江纪念祠堂“古迹尚存”依托传根据。至于到明朝嘉靖正德二十七年（1548）所立的《重修瑞相寺》碑中涉及到“宋梁王名江忠义聚寨名立良山”之说，则是数百年后文士以民间传说为史实的文学之笔，和历史上真实的宋江农民军没有丝毫关系，仅仅为一种茶余饭后的民间谈资。

三、小说《水浒传》中群英构成和蒙元东平行台的将领构成比较吻合

看史料，北宋末年的宋江农民军，本质上是一次不堪压迫的农民造反，其人员构成多数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没有豪强和儒士在里面，且在两宋之际乃至宋金对峙时期，除了个别史料中稍微提及这个小股农民武装外，大多数作家都没有留存描写宋江起义的诗文作品。小说《水浒传》在成书之前，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蒙元“水浒戏”的积淀蓄积，它是由“水浒戏”派生增减而成，带有明显的杂糅性质。看存世“水浒戏”作品中的人员构成，“水浒一哥”高文秀的的《黑旋风双献功》一剧承前启后地塑造了宋江由农民为小吏、由造反而聚义的完美蜕变，也是他在这部作品里提出了晁盖为一、宋江为二的梁山之主框架布局，故事的发生地郓城县和泰安州均是东平行台属下区域，小说中数次出现的泰安州地名充分说明故事的背景是在金朝设立泰安州机构之后；另一位“水浒戏”的重要作家康进之在所写《梁山泊李逵负荆》一剧中，也是以梁山附近杏花庄的为背景创作了李逵惩治恶霸宋刚、鲁智恩两个歹徒的侠义故事，可见康进之对东平行台附近村镇的熟悉和对行台将领的褒赞；“水浒戏”作家李致远在《还牢末》一剧中描写的主人公李荣祖是东平府都孔目，刘唐、史进两人是东平府的差官，全剧的发生地就是东平府和水泊梁山，可见“水浒戏”的人物构成和北宋宋江农民军已经拉开的明显距离；特别是佚名的《东平府》一戏，剧中描绘了自己所见的东平府繁华景象：“则见酒楼高、街市阔，委实是无出其右。”〔10〕这里对东平府城的描写和东平行台驻地须城为华北大都史实市的史实相符，东平府之南的蓼儿凹、东庄里等地名在小说《水浒传》中均有出现，而这些真实存在的地名在明朝文士的诗文中亦有出现，由此可知蒙元“水浒戏”的故事背景多以东平行台管辖区域为核心，是“水浒戏”杂剧家们对居住区域的客观描绘和真实记载，也是他们对严实、严忠济父子治理东平仁政的侧面赞誉。

有关北宋宋江农民军人员构成，《宋史·徽宗纪》中记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谴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11〕由此可见，北宋末年宋江农民军是一伙边打边走的流动武装力量，他们的主要人员构成是失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是被逼为“盗”的下层百姓，义军队伍中没有地方豪强和军队将领的落草加入。但在小说《水浒传》问世后，里面核心人物梁山泊主宋江由造反的农民变成了文武双全的县吏，晁盖、卢俊义、李应等人以地方豪强姿态出现，更大部分好汉如林冲、鲁智深、武松、杨志等人是“逼上梁山”的朝廷武将，由此可见小说《水浒传》的群英构成和北宋宋江农民军的真实构成差异巨大，“水浒戏”作家和罗贯中编撰《水浒传》的过程中大量以东平行台将领为原型，1264年后蒙元朝廷罢免汉侯世袭权力，东平杂剧家们为了不给元廷以口实，巧妙运用了移花接木、穿越历史的文学创构，凭借“水浒戏”、小说《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为依托，借108好汉讴歌严实、严忠济父子及下属将领谋士：比如行台万户严实为长清豪强出身，他手下行军千户冠氏（今山东省冠县北）赵天锡也是地方豪强势力，且赵的父亲、哥哥、姐姐均为蒙元之际的征战武士，从他们家族史料中可以看到小说《水浒传》中李家庄、扈家庄的影子以及梁山女将“一丈青”扈三娘的飒爽英姿；严实属下其他千户如孙伯善、阎载之、毕叔贤、张晋亨、岳存、王德禄、齐圭、时珍、刘通、李顺等人均为豪族出身的武士，他们变身为“郓城好汉”，在蒙元文士诗文中“郓城”是郓州须城的缩写和简称，比如杜仁杰就有诗题为《夜宿郓城》，元好问、张之翰写到郓州须城直接以“郓”字代替，“鼓上蚤”时迁的原型时宥和严实是儿女亲家，他所居的羊舍城（今山东省新泰市天宝镇羊舍村）至今仍是时姓的聚集地，可见小说《水浒传》中的梁山群英和和严实、严忠济父子及部属等历史人物本事十分接近，后来民间流传的“水浒108将，72名在郓城”之说，乃指蒙元之际的郓州治所须城而非当时的郓城县，这一点应该引起研究者注意与重视。

在小说《水浒传》中，罗贯中还还塑造了柴皇城、柴进这两位后周皇族形象，这和严实、严忠济父子执掌东平行台之时辽国皇族“丹东王”耶律倍的后裔耶律钧、耶律伯强定居东平须城的史实相符。北宋宋江作为农民军头领，他不可能和高贵的皇族发生关系。而蒙元之际，严实、严忠济作为最大汉侯，他的辖域内多有达官贵人后裔寄身，比如出身辽国皇族的耶律家族就是其一，看史料，耶律钧曾为蒙元时期的龙虎卫上将军（正二品），其子耶律伯强曾为国子祭酒、昭文馆学士，死后被朝廷追赠“文正”谥号，他们父子在东平定居的经过和小说《水浒传》中柴皇城、“小旋风”柴进叔侄的故事大体相符。再如梁山二哥卢俊义，他也是一位以严忠济下属为原型创作的水浒小说人物，元朝文士贡师泰在《卢氏纪言序》一文中记载：“予以戶部尚书使过钱唐，客有高唐卢昇执书一编题曰《卢氏纪言》再拜请序其首简。予发而视之，则知是书所纪，皆其先世谱牒、碑銘、墓志，并所得歌诗杂著也……我朝有三卢氏，其在高唐而显者，则讳顒字仲杰，由台省掾扬历中外，累官榷茶都转运使，赠嘉议大夫、保定路总管、范阳郡侯，谥'庄惠’，即昇之大父也，'庄惠’当至元元贞之间，治行风操，卓冠时辈。”〔12〕贡师泰在这篇序言中，提到的了严忠济属官高唐文士卢昇是一位博学的儒士官员，他喜欢杂剧且支持了杂剧创作，是一位理财高手，他的最后任职是榷茶都转运使（正四品），在元世祖和元成宗时期是一位著名治吏，死后被赠“庄惠”谥号，可见他生前官职在正三品及以上，由此可见“水浒戏”作家对东平行台官员构成十分熟悉，且在剧本和小说创作时进行了巧妙嫁接。

在小说《水浒传》中，还存有直接以“东平学派”文士姓名直接命名“梁山”好汉者的情况出现：比如“东平学派”出身的翰林栾之昂有后人名为栾廷玉，他是一位府学儒士，在小说《水浒传》中变身为祝家庄的一位枪棒教师；严实的部属濮州知州吕义，在小说《水浒传》中成了濮州兵马都监；十节度史之首的王焕，先为“东平学派”杂剧家曹元用创作的剧中为年轻书生，在小说《水浒传》中成了使枪的武将节度使。由此可以看出，小说中的水浒英雄多人出现直接以东平行台将领和名士为原型嫁接依托情况，这在朝廷废除汉侯后的高压中，足见杂剧家和罗贯中对东平行台将领的褒奖与怀念，他们用这些活灵活现的文学形象感动读者，亦真亦幻，亦实亦虚，让后人领教了文学创作的神奇魅力。

至于元朝初年文士龚开（字圣与）所写《宋江三十六人赞》长诗中出现了“太行山梁山泊”的地名和宋江36人的名字，应是龚开和同期“水浒戏”作家日常交流的结果。龚开生于1222年，南宋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初为下层官吏，1279年南宋灭亡后他在苏杭一带卖画为生，和流寓文士方回、周密、戴表元等人交往颇多，而此时“东平学派”二代骨干徐琰、阎复、马绍、张之翰等人任职江浙，“水浒戏”骨干高文秀亦任职江南，因此龚开画赞宋江等水浒英雄应是受到了东平文士的启发帮助，不然仅凭史传宋江一人的简略故事他不可能创作出和“水浒戏”中群英姓名基本一致的《宋江三十六人赞》长诗和绘画作品来。

四、小说《水浒传》义军征战区域和严实、严忠济父子征战的区域相当

北宋末年的宋江农民军以小股势力转战于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区域，波及范围主要在今江苏、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且以攻扰州县为主，他们的足迹没有到过河北省北部和江南苏杭地区，也没有攻打大名、东平、东昌、青州等这些在宋元之时为路府机关驻地的核心城市，这是后世评论者否定小说《水浒传》所写和宋江农民军有真实关联的力证之一。人们对《水浒传》下半部所写宋江义军北上征辽、平王虎、南下苏杭平定方腊农民军的依托历史人物本事一直不得其解，当我系统梳理完蒙元严实父子及其部将的征伐史后，才惊异地发现《水浒传》下半部所写宋江义军的战争史几乎和严实、严忠济父子及其部属的作战区域十分吻合一致。

严实、严忠济统辖东平行台的四十年，为了维护家族统治，他们父子和部属南征北战，统治区域曾“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13〕这个区域大体包括现在山西省南部、河南省中北部、陕西省东部、河北省南部、江苏省北部、山东省除胶东地区之外的中西部区域。由此可见，严实、严忠济父子统辖的东平行军万户正好和小说《水浒传》中前70回农民军早期活动区域大体相符。蒙古灭金和之后的攻宋连年战争中，严实、严忠济及部属曾作为朝廷的先锋部队多次南下攻宋和北上平定蒙元的内部争斗，特别是1260年忽必烈登上帝位后，为削弱中原汉侯军事力量朝廷安排东平行台将领为先锋部队参加灭宋行动，他们的攻伐区域波及整个江南区域，比如《宋史·严实传》记载严实率部参与了江淮之战，《宋史·严忠济传》记载了严忠济率部参加了扬州、襄阳之战，《宋史·商挺传》《宋史·刘肃传》则记载商挺、刘肃二人参谋了忽必烈和其弟阿里不哥的北方汗位之战，这些史实均和小说《水浒传》中后50回所写宋江率部以先锋身份北上征辽、平王虎、南下灭方腊的穿越故事十分吻合，由此可见小说《水浒传》中借宋江的征战过程再现了蒙元之际东平行台将领南下北上的作战史。元朝中后期“东平学派”如徐琰、阎复、马绍、胡祗遹、张之翰等多人执掌江浙行省治权，东平府师生擅长杂剧者多人为谋职由东平和大都南下苏杭依附他们，为了拥有南方观众，这就必然为“水浒戏”创作加入江浙背景和依托故事提供了方便。总体来看，元杂剧南移和小说《水浒传》中后半部宋江南征的虚构故事十分吻合，这既是东平行台将领征战苏杭的巧妙再现，也是“东平学派”骨干执掌江浙的权力缩影，为小说《水浒传》中群英形象实为严实、严忠济父子及其部属地巧妙依托嫁接提供了佐证依据。

五、小说《水浒传》中的“忠义”思想和严实父子的崇儒重士相符

北宋宋江农民军有着“杀富济贫”之实，他们造反就是吃饭和活命，这些基层民众不会打起“仁”“义”和“王道”的大旗。因此小说《水浒传》中倡树的“替天行道”“忠义”“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等政治口号，应该和北宋宋江农民军无关。蒙元初期严实父子作为金朝豪强，他们在南宋、金、蒙古三股势力中夹缝生存，特别是1221年进占须城形成割据势力后，为了保护世袭权力，在宋子贞、元好问、杜仁杰等谋士建议下，严实一方面加紧了军事扩张，一方面采取了兴学养士和保境安民之措施，使得行台辖域成为混战中的平稳区域，后来严忠济接任后，继续实行仁政方略，使得东平治域安定有序，元好问在《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有序》一文中盛赞他们父子的治绩：“好问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盖公资禀沉毅，威望素著，且严于军律，少所宽贷。见者流汗夺气，莫敢仰视。中岁之后，乃能以仁民爱物为怀。”〔14〕由此文可知，经过严实、严忠济父子两代的开明统治，东平行台辖域内纪律严明、百姓安定，人们盼望的“王道”之地在这儿充分变现，得以活命于乱世，可见严实、严忠济父子的治理观念和小说《水浒传》中提出“替天行道”的理念是十分一致。

1265年忽必烈实行“迁转法”之后，中原汉侯的世袭权力被剥夺，严忠济被委以虚职拘禁于上都，他的下属也被朝廷委任新职而猢狲散；严忠济之弟严忠范曾为忽必烈近侍，1275年作为使宋副使被杀，可见朝廷为打压汉侯势力不惜险计；1286年朝廷授严忠济为资德大夫、中书左丞、行江浙省事（从一品），但还是拘禁其行动于大都，仅仅召其子严瑜进京侍奉，寄人篱下的严忠济终日郁郁寡欢，为抒发苦闷他命名自己的宅亭为“忠止亭”，可见严忠济晚年对朝廷压制的不满与无奈。严忠济的部属文士胡祗遹写有《题严东平忠止亭十一绝》七言长诗，可知严忠济被剥夺实权拘押京城之时“东平学派”文士及杂剧家对严实父子不幸际遇的同情与讴歌，由此可见小说《水浒传》中倡树的“天道”“忠义”大旗，其实是对蒙元后期东平行台严忠济、严忠范、严忠杰兄弟失势后的同情与托名援助的无奈之举。

在今存的“水浒戏”中，还有部分蒙元“东平学派”文士被托名嫁接写入了“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中，成为了广为流传的文学人物，如行台属官书法家高文举就进入了元朝南戏，出现了以高文举、王玉真爱情故事为内容的梨园戏《高文举》；到明朝，高文举的故事被编创成弋阳腔《高文举珍珠记》。随着南戏北移，《高文举珍珠记》派生出了河北梆子《夜宿花亭》、秦腔《花亭相会》、通渭小曲《高文举观星》等诸多剧目，和历史人物本事比较吻合的是作为蒙元篆书大家的高文举在戏目中出现了跟随妻子学习梅花篆字的剧情，这充分佐证了元朝之后有关高文举剧目是“东平学派”书法大家高文举为本事原型的可靠性。小说家罗贯中作为府学弟子，为了褒扬“东平学派”的书法传承，在小说《水浒传》中又以高文举、杨桓两位篆书大家为原型创作了济州擅长篆书的“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两个鲜明儒士形象，可见“东平学派”文士群体在罗贯中心目中神圣地位，也是罗贯中籍贯应为元末东平人的有力佐证。

总体来看，小说《水浒传》中塑造的“梁山好汉”群英形象和北宋宋江小股农民起义历史人物事件无关，后世有人把历史人物混同为小说人物是一种误读和浅读。处于感激和创作需要，蒙元时期的“水浒戏”作家和小说家罗贯中用“水浒好汉”形象，赞美了蒙元东平行台严实、严忠济父子及其部属的征战和护民之举，“东平学派”诸贤作为蒙元“道统”“仁政”的倡导者和力推者，为这部伟大经典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内涵与经济支持，是这部不朽作品的讴歌对象和精神旗帜，后人研读解读《水浒传》这部不朽经典作品的时候，不应忘记那些行走于历史、隐形于小说的英杰人物，一定记住这些在历史过往中不惜生命和荣辱为“道义”“仁政”呐喊鼓吹的东平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