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中国花鸟画家协会将于12月25日举办“俯拾皆是——方增先先生速写展”

方增先先生从1953年毕业留校到1983年离开杭州至上海，在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整整30年。回首方先生与家父数十年来的交往，如今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方先生与我家相邻而居，家父与先生不仅是同事，更是艺术、生活上志同道合的好友。方先生称呼家父“老卢”，家父和家母称呼方先生“方老师”，而我则叫“方伯伯”。记得在我三个月大时，方先生就曾给我画过头像，当时一共画了两张，其中一张后来被家父好友索要带去美国，另一张则保存至今。

在景云村17号合作的场景

1972年创作《毛竹丰收》前的合作

家父晚年清净，很少参加展览的开幕式和研讨会，更别说发言，但对方先生却不同。记得2009年，方先生在浙江美术馆举办过一次大展，父亲不仅要去参加开幕式，还早早地写了一篇发言稿（后来方先生将此文变为《方增先画集》的序），经反复修改，准备在研讨会上发言，这种情况实少见。

家父对方先生的绘画艺术推崇备至。在《发言稿》里，家父称方先生为“当今德艺双磬、桃李满天下的中国画大师”，觉得方先生“作为新中国人物画家的杰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为中国新人物画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对待艺术创作上，家父将方先生与米开朗基罗相提并论，认为方先生“对专业精益求精，始终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他“总是孜孜不倦的追寻着什么，而不知其老之将至……这种心境不难理解，和米开朗基罗晚年的心境是一样的，总觉得还有伟大的真正的艺术在前头向他招手。学无止境，壮心不已！”。家父在世时常对我说：“方老师的勤奋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而方老师的天赋更是无人能及！”。同样，方先生在谈及家父的绘画艺术时也说：“他走的是一条充满个性而又踏踏实实的道路，他那内在的创造热力，犹如火焰般的旺热。”

我与方先生之子方子虹是发小，记得是2019年6月12日，他发来一条短信说：“我爸爸昨晚梦见你父亲了！去年你爸走后，我爸在写国美九十周年的回忆里老是说到你爸，后来就变成对你爸的回忆录。在浦江我说好了发给你的，后来他说改改完整点再给你，再后来呢，他一直来往于医院，就搁置了”。当年9月，我把方先生回忆文章整理好，想抽空去趟上海给方先生看看是否合适，可琐事缠身，想是拖几天再去也不妨事。哪曾想，这一耽误竟成永别！

当年方先生离开浙江美术学院搬走后，在景云村17号那幢两层教师宿舍的小楼里，他十余平方小屋内满地都是他带不走的速写和创作小稿，家父着实不忍看其被毁，就选择了一些好的、比较完整的收藏至今。

这份友谊、这份执着、这份难忘……，如今，已皆成往事。薪尽火传，艺术永存，惟愿后来者承继接续，含弘光大！

辛丑十一月初九日于杭州清波门外 卢小轩

《方增先画展发言稿》

卢坤峰

方增先先生的画展我是期盼已久的，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讲几句话，机会难得。在他面前我还是后学。对于方先生的艺术成就我不敢妄评，只讲个人感受。

我认为方先生是当今德艺双磬、桃李满天下的中国画大师，据我所见所知，新中国的新人物画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成就最高的仍然是方增先。解放后强调反映现实，刻画工农兵形象，中国画中最好的作品便是《粒粒皆辛苦》 、 《说红书》 。从构思到表现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讲起来现在的中青年画家可能不理解，当时搞创作有许多无形的限制和要求，内容形象要党委审查，艺术表现上要老教授认可，否则是拿不出来的。方先生的作品竟然从这两者之间的夹缝里脱颖而出，其难度可想而知。我还记得当时中国美协主席蔡若虹先生对《说红书》专门写了文章，在《美术》刊物上介绍推荐，这种情况也极为难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画出更好的。《粒粒皆辛苦》 、 《说红书》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新人物画发展的里程碑。

有不少好作品在文革中都被冲击批判，甚至全盘否定，但我惊奇的发现，惟有《粒粒皆辛苦》 、 《说红书》和潘鹤先生的雕塑《艰苦岁月》平安无事，实在无懈可击。方先生文革后期的《艳阳天插图》到现在也同样站得住，这也不容易，文革中留下的作品站得住的实在不多，所以方先生作为新中国人物画家的杰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他为中国新人物画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若问为什么方先生如此成功，那当然不是无源之水，我想天才很重要，主观努力很需要，但还要客观条件。方先生读书工作的历程，是从《彩墨画系》到《中国画系》，经历了两个系的培育和磨练。他中西兼通，而且都有很高的水平，他那本《怎样画人物画》的技法书一版再版，影响至广至深。这类书以后就没看到更好的。对诗词、书法、中国花鸟画他也样样都行。还有一条不能不说，在方先生学习和工作的年代，黄宾虹、潘天寿等老前辈都还健在，他们相处多年，对他的艺术思想有重要的影响，这些老前辈也都曾给他具体指导，但那时还是建国初期，美术学院中普遍对中国文人画、花鸟画的积极意义缺乏认识，领导中存在着争议，情况十分复杂。方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冷静思考，认真实践，因此走上了正确的创作道路。我想，如果没有老前辈们，《粒粒皆辛苦》、《说红书》的画风很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今天这一切都成为历史，有天才，有造型能力故者不乏其人，然而，黄宾虹、潘天寿没有了，至少后学者在笔墨上吃了大亏，搞中国画如果笔墨上不去基本上就没戏了。要一定说中国画造型和色彩画能比西画还好是没有人相信的。所以，方先生的艺术成就，是他的天才，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的奇绩，不是偶然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的画风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的《艳阳天插图》，这一时期，方先生还画了不少优秀的肖像画，硕果累累。上世纪八十年代方先生调至上海以后，有几年专以白描为主。使传统的十八描之外又增添了“方氏白描”，我这样说是因为他的白描基本上不是“描”，而是写出来的。是方中见圆、中西融合。以中为主的新笔法。这种笔法有很强的表现力和很宽广的适应性，用于古装时装无不得心应手，用老的“十八描”画时装人物很困难，解放后大量连环画就是显证，凡是用传统描法的都显得单调无味，现在方先生的白描就大不一样。在线条的组织上、人物夸张变化上、笔法趣味等方面都令人耳目一新。大有石刻的凝练沉者，也有古朴的文人画的余韵。尝试此类笔法者，也有一些人，但基本上都像钢笔画，粗点细点而已，与方先生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方氏白描便是新白描的高峰，同样能垂之久远，深广其用。方先生自己八十年代后的大创作，也和这类笔法血脉相承，如《母亲》、《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家乡板凳龙》、《帐棚里的笑声》、《备茶》等，在画风上和《艳阳天》以前的创作明显的拉开了距离。这些晚期作品是方先生的新成就，不论是题材上还是画法上，都更为开阔，进入了一篇新天地。那些纵横飞舞的意笔点画，也可说是新白描的发展，加上干湿互用的大泼墨，新画风自然而成。这以后，不论大创作还是“小品画”，乃至“商品画”都旧貌换新颜了。然而，可贵者仍一望而知是中国画！为什么？那是因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根气，就包含在那些惨淡经营纵横飞舞笔墨之中，根本上是民族感情造成的。欲学者不必远求，要反诸内心─是否真正热爱中国的文化。在我与方先生接触中，我感觉到，方先生学洋、用洋但从来不崇洋。潘天寿先生曾告诫我们：“不做洋奴才，不做笨子孙。”方先生已经做到了。

方先生的后期的新创作，画风特别奔放而强烈，在物我两忘的自由王国里，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入了时代的潮流，重要的是他始终不放松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这种刻画有时在面部表情，有时在动态之中或两者皆有，因此能生动感人。而当今不少新人物画都忽视了这一点。作者没有思想，对观众没有导向，您看它是什么都行。这是另类，是不可取的，即使偶而有人欣赏，那也是运气，不是成就。

总的来看，方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水平绝不亚于前期，只是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影响不同而已。在中国画的水墨领域里，他仍是领先的，同类的东西谁都不能胜过他。这是什么道理？谁也说不清，还得从他作品当中去细读。我觉得方先生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不仅心中有古，眼中有洋，还在新的文化潮流中吸收了一些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无所谓的东西，经过提炼、升华充实了自己。既取法乎上，又取法乎下，和那些“空言上达而不下学”的人完全不同，所以，方先生能不断的取得新成就。不同的治学态度自有不同回报。

方先生作为一位成功的大画家，做人也有自己的品格，宠辱不惊，埋头作画，低调做人，有机会能为国家做点好事的时候，他也尽心尽力，卓有成效。他对专业精益求精，始终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对开个人画展和出版画集等等一再推迟，这是谦虚，是清高，也是无奈。因为他总觉得自己满意的作品还不够多，总是孜孜不倦的追寻着什么，而不知其老之将至，年近八十岁的方先生才着手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这又让人作何感想？其实，这种心境不难理解，和米开朗基罗晚年的心境是一样的，总觉得还有伟大的真正的艺术在前头向他招手。学无止境，壮心不已啊！看了方先生的作品，令人钦佩，也令人心情沉重，感到搞艺术可真太难了！要有大天才，要下苦功夫，要做出许多牺牲，还要天下太平，有社会条件。对个人而言，还要修身养性，使之健康长寿等等、等等，然后才可期于大成。急功好利、心浮气躁的人是永远和成功无缘的。历史要成就谁，要淘汰谁，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方先生是成功的典范，让我们共祝方先生画展胜利开幕，向方先生学习！

谢谢大家！                                               

卢坤峰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日于杭州

方增先先生速写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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