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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的帖学实践成就及其局限性

 木易斋 2021-12-26

沈尹默先生一生的书法实践可以大体概括为三个阶段:

早期的学书阶段

12岁时,沈尹默以黄自元摹刻的唐欧阳询《醴泉铭》入手,后来,沈尹默虽然直接取法欧阳询原碑拓,但已经有“黄家”气息了。沈尹默25岁时与陈独秀相遇,陈独秀说:“我昨天在刘三那里,看见你一首诗,诗很好,但是字其俗在骨。”陈独秀的批评,使沈尹默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书法。此后,始读包世臣的论书著作《艺舟双楫》,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笔,蘸淡墨临写汉碑。一纸书一字,干后再和浓墨,一纸书四字,再干后,翻转过来在背面注意书写。三年不断地积累,使沈尹默眼手双进,“能悬腕作字,字画也稍能平正”。

中年的书法积累和变化阶段

沈尹默31岁时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此后又在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兼课。在他的书斋中悬挂有颜真卿《家庙碑》旧拓全幅,课余临池不辍,潜心于北碑。他从《龙门二十品》入手,继之以《爨宝子》《爨龙颜》《郑文公》等,尤喜爱《张猛龙碑》,着意于点画之转到,表现字中之骨力。沈尹默得知新出土的魏《元显隽墓志》《元彦墓志》诸碑,暇即临习,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因为学碑的缘故,书作多以楷书为之。20世纪30年代,沈尹默购得米芾《草书七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及王羲之《丧乱帖》《孔侍中帖》的照片,反复揣摩。同时,随着北京故宫开放参观,沈尹默得以博览历代名迹,眼界大开,心怡神通,开始注意到由北碑向帖学的转移。随着广泛研习行书,沈尹默开始对北碑中存在的缺憾有了进一步认识。他逐渐认识到:包世臣、康有为把北碑夸得“尽善尽美”,但事实上,传统帖学一脉的笔法在北碑的书写中已经荡然无存,“碑”和“帖”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沈尹默在实践中,从米芾经由怀素、褚遂良、虞世南、智永等上溯到晋人书法,开始对传统“二王”一脉帖学进行反思和研究。他遍临褚遂良全碑,始识得唐代规模,又间或临习其他唐人,元代赵孟頫、鲜于枢诸家的墨迹。在广泛涉猎唐宋、元、明书法后,完成了由原先学碑到学帖的转变。

这种转变,在沈尹默1933年于上海举办的个人书展上可见一斑。这次展览共展出真、行、篆、隶作品一百多件,其中,“二王”一脉书风突出,集中了他在帖学上的学习、积累和探索的成果。

晚年书风的成熟阶段

20世纪60年代后,他把许多精力用在著书立说上,同时,书法创作取精用宏,发扬了“二王”书法的经典传统,在晚年形成了秀逸劲健的艺术风格。80岁时,沈尹默又举办了个人书展,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书法界的影响,也凸现了他在帖学上的突出成就。

沈尹默书法取法广泛,真、行、篆、隶,四体兼工。在诸体创作中,以楷书和行书上的成就最高。

沈尹默在楷书上苦心追求,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他的楷书有大楷和小楷两种,大楷以欧、褚为基,掺入方截峻利的碑意,写得清雅劲爽,同时他把“二王”行草书“映带”的连贯写法融入大楷的创作中,工整而不呆板,遒劲而显生动。他的小楷取法“二王”,又参以秀逸一路的墓志写法,成就在大楷之上。沈尹默传世小楷多为其诗文稿,如《秋明室杂诗选》《二王法书管窥》等都以精美隽美的小楷写成。

行书在沈尹默的一生中最有影响,成就也最高。沈尹默的行书对东晋二王到明代文徵明的行书都有吸收,有的作品学“二王”,有的作品学苏、米,在点画部表现出帖学一路的精微变化。他早年学过魏碑,在学帖过程中融进了雄强劲健的品格,而往后来不断丰富变化中,形成了以“二王”为主的基调、融入多家风格和个人鲜明特征的书风。

总体看来,沈尹默的行书,小字优于大字,法度重于神采,他更多的关注着行笔中的精密之处,表现结体上的“中和”之美,继承了王羲之书风中平和而少奇崛一路的特征,和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等古典书风一脉相传。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表现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从艺术角度来看,则稍显平匀,艺术感染力不足。

以沈尹默为代表的书家,在创作上高举帖学大旗,重振古典书风,其历史贡献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受他影响的白蕉等人即传承其帖学精神,书写精到,格调纯正。但由于沈尹默个人的艺术天资和条件,他的作品也为后人诟病,认为其作品过于平匀和单调,缺少生动的对比变化和用笔的丰富,以至于作品的艺术内涵和格调总体不够高。传承沈尹默一路的学书者如胡问遂、任政等人更是沿着他的道路,机械的学习“二王”一路的书风,开俗书之门,这也是沈尹默书风一路在当代影响越来越小的重要原因。

——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83期“沈尹默书风研究”专题,《重读沈尹默》,文/朱天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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