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颓荡主义诗歌的诞生
文 || 杨碧薇 在写作《望向天空的萌芽——评木郎<101首淫诗>》时，我对研究对象——即以“淫诗”冠名的这些诗作，尚未从类型与性质上做出有效的厘定。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基本的硬伤。半年后，在木郎与赵卫峰的提示下，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并意识到：所谓“淫诗”，是与“艳诗”“下半身”等概念有所交叉的；它一边面向中国艳情文学传统，一边又在新时期滋生出许多现代性质素；并且，在当下的中国文学语境里，它虽然有些格格不入，却并不孤立。 随着“不孤立”面纱的揭开，我们将目光投向木郎“淫诗”以外的作品。在主流话语的遮蔽下，其实并不乏这样的一些诗歌：它们与木郎的“淫诗”有类同性，或隐或显地贯穿着“性”的线索。而随着时间及语境的迅速发展，这些诗歌显然已不能再简单地归类到传统的“艳诗”或十多年前的“下半身写作”里。因此，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阵地，能将这些散佚在文字海洋中的珠贝打捞起来，让它们聚集并闪光。 在着手做这件事时，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命名的困难。以木郎的“淫诗”为例，当这一类诗歌已经积累到一定数量时，木郎本人、以及其他人，才更多地注意到在它们内部有一些突出的质素，诸如身体、性、边缘、颓废、荒诞，甚至是时代的迷惘。这些质素糅合在一起，便产生了独特的意义空间和诗意空间。要将这种风格准确、简洁地命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尝试。 就此，赵卫峰认为，基于这一类诗歌最基本的“性”的维度，应该在命名中包含“色”字。的确，“色”字（特别是它在佛教里的涵义）有助于理解这一类诗歌，但我们很难找出一个合适的字再与之搭配。接着，木郎提出借用摇滚乐里的名词“骨肉皮”（groupie），对于喜欢摇滚乐的我们来说，这个极富肌理感的词并不陌生，它是随着上世纪60年代摇滚乐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指的是那些想与摇滚乐手发生/保持性关系的女歌迷。“骨肉皮”与摇滚、性、毒品、边缘等密切相连，倒是与我们想表达的概念有些相似，但这毕竟不是一个新词，它本身已具备了特定的文化、历史含义，况且我站在女权主义的角度，对这个暗含性别歧视的名词进行了否定，因此，这个提议被否决了。 接下来，我们想过组合“色”、“骨肉皮”等概念，于是想出了“色骨肉”、“肉骨皮”、“皮肉骨”等，但终因不够一目了然、朗朗上口而弃之。正当踌躇之际，我想到了一个既有的文学概念——“颓加荡”（decadent，法语为la décadence）。可喜的是，这个概念对中国文学而言并不陌生，在20世纪30年代，它已成为海派文学不可或缺的因子。最能体现“颓加荡”风格的，莫过于邵洵美的创作。苏雪林曾撰文《颓加荡派的邵洵美》，指出“颓加荡”一词“有堕落衰颓之意”，她进一步说：“颓加荡与象征主义在西洋文学里原出一源”，认为波德莱尔与魏尔伦等人的创作，既有象征主义的一面，又有颓加荡的一面。而邵洵美笔下的“颓加荡”，苏雪林总结为“强烈刺激的要求和决心堕落的精神”、“以情欲的眼观照宇宙一切”、“生的执着”。在另一本描述海派的书《上海摩登》里，作者李欧梵也倾力介绍了邵洵美及其“颓加荡”，他指出“颓加荡”一词“可以上溯至犹太—基督教传统里的末世信仰”，同时它也有现代性的一面，来自于一个“反话语”，是“美学现代性”的标记。伴随着厨川白村、鲁迅、徐志摩等对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的诠释，以及邵洵美和其他新感觉派小说家的创作，“颓加荡”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李欧梵说：“我颇喜'颓加荡’这个译名，因为望文生义，它把颓和荡加在一起，颓废之外还加添了放荡、荡妇，甚至淫荡的言外之意，颇配合这个名词在西洋文艺中的涵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颓加荡”一词更能体现木郎“淫诗”及这一类当代诗歌的特质，从文学传承来说，它也让我在庞杂、浮沉、变动、不安的文学史中，看到了现代（modern）与当代（contemporary）的呼应与钩连。这种必然的联系，让我加倍体会到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整一性、持续性与生长性。问题在于，这个既有的命名，能否将当代（尤其是当下）这一类诗歌写作全盘覆盖？如果能，那就等于承认了当代诗歌在现代诗歌的基础上无甚发展、停滞不前；如果不能的话，那当代诗歌中必然萌生出一些新的因素，需获得更精准、迅捷的体认与表述——显然，旧有的“颓加荡”一词，对我们而言也不是最理想的。 命名事件被我们悬置起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几天后，在与木郎的一次讨论中，赵卫峰突然想到，去掉“颓加荡”的“加”字，“颓荡”一词或可一试。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基于对这一类诗歌的特点和风格的理解，我们最终采用了“颓荡”。接下来，就有了现在这本诗歌流派刊物。 这便是“颓荡”命名的详细过程。有意思的是，在接下来的征稿中，我们发现诗人们对“颓荡”的理解不尽相同。较能达成共识的是关于性的表现力度与赤裸程度，但在另外的角度上，便时有龃龉。更有意思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即使是赵卫峰、木郎和我三人，对于“颓荡”的理解也有不同之处。 不同的理解及看法，正好说明这个概念的诞生是必要的。我先大致谈一下我的理解（希望他俩亦能撰文谈一谈）。由于受“颓加荡”概念的影响，我认为“颓荡”中首先应有“颓加荡”式的浮纨之气，这种浮纨在物质社会中流光溢彩，其另一副面孔却颇有落寂之色；其次，当我提起“颓荡”一词时，脑海中总徘徊着穆时英文字里那暧昧闪耀的古典性，甚至是魏晋之风；其三，“颓荡”中有狂欢性，这一点，在《望向天空的萌芽》一文中我已提到；最后，我看重“颓”与“荡”的并置性，在我心中，“颓荡”是并列关系，而非偏正或其他，因此“颓”与“荡”皆可存在（而就目前征稿情况来看，文本中的“荡”明显多于“颓”；这证明，性依然是一个文化兴奋点）。至于“颓加荡”中隐含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犹太—基督教末世感，我倒是认为，它们在“颓荡”中不是必要的，因为“颓荡”有它自己的生发语境及着力点，不能与“颓加荡”完全叠合。 赵卫峰曾和我谈过，“颓荡”这一概念出来后，不应将其限制得过紧、过死，否则，它便会停止生长。我也相信新的文本必然会丰富“颓荡”的涵义，承续只是一个开头，生长才是重头戏。我希望，“颓荡”在当下的语境中的有效性会延续，更希望它能有助于挖掘那些深埋的“人”之宝藏，表达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爱恨，表达我们的痛与羞耻、黑暗与光明、虚无与盼望。我还期待着那些未可知的精彩。正因此，我们开始。 杨碧薇，1988年生于云南昭通。诗人，作家。 原载：颓荡：颓荡主义诗歌的诞生，2015-0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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