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学中的“宏观”思维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经济学中的

“宏观”思维是一个问题

❦文：加里 · 加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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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禅⼼云起 编辑：瑞秋的春天

作

为一名教公共财政学（更确切说是政府经济学）的学者，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听到政客们承诺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全面”改革了。但这样的努力实际产生的结果总是和承诺不符，原因就在于目标达成超出了政府的能力所及。

“改革”越全面（比如说以法案的页数来衡量），就越催生更多破坏社会合作的不利激励因素，幸存下来的自由也就越少。当然，如果政治目标是50%+1的“团结”，打算拿少数人的权利和资源来宰割分配时，这样做就理所必然了。

伦纳德·里德在他1967年《比你所思更深刻》第8章“宏观弊病”中，勇敢地正视了这个问题，鉴于个人是微观的，处理的是他们有足够知识和力量来改变的那个规模大小的问题，而政府的行动人，在处理我们的微小问题方面，能力不如我们，甚至在试图实现全面、系统的宏观解决方案时，也陷入更加无能为力的境地。

“大多数人都是“微观的”（…）[他们]努力解决那种微观类型的社会问题（…）但（…）数以百万计人如今正想方设法解决他们头顶上方的问题——宏观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草率鲁莽地回到强制性的集体主义（…）每个人都试图关注超出其能力范围的问题。”

“是什么导致了这么一大批宏观上瘾者？比起可能的问题解决者要解决的小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想要解决大问题（…）且结果就是，把我们推向全能国家的强制性集体主义。”

当我们让政府负责制定宏观解决方案时会发生什么？

“该怎么做？（…）我们本身只有微不足道的心智，不太清楚该如何解决大而无当的问题。那么，如何使微观头脑成为宏观问题的解决者？我们不假思索（…）把宏观问题交给了政府。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所做的，仍然不过是把宏观问题交给微观头脑，而只添加了一个要素：强制警力！从本质上讲，我们把警察的枪支火力交给了小智小慧的谋划者，而天真地以为这样就有能力应对宏观问题了。我们补充的只是强制，并没有增添一丝一毫的智慧。”

有了枪，难道我就能做好没枪时做不好的事？无论如何，都是一厢情愿！

没有哪种瘟疫比宏观弊病更能摧毁人或使之变穷、妨碍人实现自我了。”

相比之下，个人的微观头脑更有能力通过自愿安排来解决微观问题，从而改善每个参与者所生活的世界，这反映了里德长期以来坚持的信念，即改善世界的方法是改善我们自身，这将使我们自己和其他人都受益。

“生活在自由市场中的人，一个将自己局限于微观问题上的人——各自行动并对自由选择做出反应——不发动战争；他们创造和交易（…）不好管闲事，倾向于关心自己的事务。”

相比之下，经常承诺的总体或宏观解决方案，违反了托马斯·索维尔的认知，也就是说，在一个稀缺的世界里，当涉及到政策时，“没有解决方案，只有权衡。”忽视这种权衡的必要成分，就像那些比我们更不了解我们和我们的环境、偏好和能力，也比我们更不关心我们的政府官员一样，是实现这种宏观目标的拙劣方法。然而，在政府胁迫力支持之下，企图强行完成不可能妥善完成的事情，就会造成难以置信的损害。

“那么，怎样才能治疗这种宏观弊病？

下一步是要认识到，不管是谁，无论心怀多大自负，无论身藏多大力量，都不拥有超越微观头脑的能力，也不比我更有能力解决宏观问题。深刻的怀疑精神是必要的：不要相信哪个人能够超出他无限渺小的能力范围；了解到任何一个人都所知甚少。

认识到我们日益复杂的安排，需要更多我们个人的微观头脑来解决我们所能胜任的问题，而不需要无能且实际上破坏了我们能力的宏观政治决定，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经济越复杂，就越要依靠微观的生活方式。因为，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增加，人类管理经济的能力也相应地减弱。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会把自我管理创造性生活的能力让给别人。那么，想想看，期望有能力指导涉及数百万生命的复杂安排有多么荒谬！”

这就引导我们回到了自由或自我所有权，这洽切于而非远离自愿的解决方案。尽管越来越多非自愿强制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特征。

“微观方法——每个人在其知识和能力范围内运作（…）其声誉卓著、口碑载道（…）人人都竭力找到窍门，探究如何在与他人的自由和自愿合作中，最好地改善自己的小小世界。问题将由适合于解决问题的人解决，从而也就能找到每个人力所能及的解决方案。

当个人试图解决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问题时，他们就会陷入疯狂而危险的猜谜游戏（…）但当个人在处理大小适合自己的问题时，他们就会臻于圆满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