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陶勇 来源：《自造》，博集天卷授权发布  面前的他——宁总，看起来干瘪，但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动不动就做几个引体向上。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有深入接触，我绝对想不到他会是隐形富豪。 因为他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普通。 他请我吃的第一顿饭，是炸酱面； 第二顿，我请的他，在医院食堂； 第三顿，是米粉外卖。 我们在一起，没有一次吃过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山里跑的。 他开的车也不贵，用他的话来说，性价比高。 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他有个特殊的癖好——逛医院。包括公立医院，但主要是私立医院。 其实他不是不喜欢公立医院。用他的话来说，公立医院的大夫水平高、经验足，但主要是没时间和他长聊。私立医院的大夫时间比较充裕，挂个号，上班可以和他以医患的身份聊，请个客吃饭，下班可以和他以朋友的身份聊。 他喜欢聊各种人体问题，而且往往跨着医疗技术和社会思考的交叉地带，所以和一般大夫聊着聊着就没味道了，这就和吃甘蔗一样，嚼干了就不甜了。 好不容易遇到我这样一个医学知识扎实又饱读诗书且充满人文思考的人，他哪能轻易放过。 “陶大夫，你说为什么我爸现在关节疼，有的大夫说打封闭好，有的大夫说不能打封闭？” 我和他从糖皮质激素的药理作用讲到药品的超说明书适应症，再讲到既往医疗法律界定的举证倒置，他甚满意。 “陶大夫，你说为什么人的眼睛会先注意到白纸上的黑点，但其实是先看到白纸？” 我和他说到了视网膜三级神经元，“ON-OFF”（开关）机制以及长期进化过程中的脊椎动物视觉演化，他甚满意。 “陶大夫，你说要是去开一家私立医院，做什么项目好？” 我和他分析了医美和医疗的区别，以及目前各项医疗的收费情况和国家对于民营医院的扶持政策，他甚满意。 他说他的偶像是“平头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非洲草原上的动物（蜜獾）。“平头哥，生死看淡，说干就干”，他时不时和我回忆当年他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视死如归。 “那会儿晚上特亢奋，根本睡不着，一晚上抽好几盒烟。” “不睡觉都想什么呢？” “想着怎么签单子啊，把市场份额都拿到，把竞争对手整垮。” 最后，他们拿到了全国市场96%的份额，成功被上市公司并购，创造了一个商业神话。在30多岁的年纪，他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先拿命换钱，换完之后再拿钱续命。他拿到钱之后，烟也戒了，开始养生。 一开始，他对铺天盖地的养生贴士和保健产品广告采取全盘接纳的态度。 早上起来，先把双手搓热，然后搓脸，再叩齿，冷水漱口，接下来拿一个养生槌敲打周身36处大穴。他在健身房里花大钱，请最贵的私人教练，做完有氧做器械，做完器械做拉伸。 吃的方面也讲究：炸的一口不吃，有可能致癌的一口不吃，中午吃抗氧化的，晚上吃软化血管的，每一口食物必须咀嚼36次再咽。 喝水也讲究，养生壶外面再套一圈磁铁，因为听说磁化水有“奇效”，壶里再整点麦饭石。 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有烦恼。 因为他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像个机器。于是，经过几番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开始自己寻找养生大法，不再盲从各路“专家”。 “所以，你就开始逛医院、聊专家了，对吗？那很多事，专家说法都不一样，怎么办？” 是啊，就拿吃早饭的事来说，有的专家说，早上不能空腹吃鸡蛋，我想，那就喝粥吧。 结果有的专家说，早上空腹吃碳水化合物不好。我一查，粥就是碳水化合物，那我想，就先喝牛奶吧。 结果又有专家说空腹喝牛奶反而对胃不好。 我好像灵光一现，我感觉我知道秦始皇是怎么死的了——被一群养生专家叽叽歪歪“咒”死的。  不知道为什么，每回看见宁哥，都让我有种时光穿梭感。 眼前一会儿是他穿梭在各大医院之间的景象，一会儿是徐福出海寻仙的画面，一会儿是西方炼金术士围着炉子炼丹的场景。 有一次，用他的话来说，他正在去公园找一棵百年老松树练习“采气”的路上，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于是，他立即决定拐弯上医院来找我。 他在我这儿玩突然袭击，但我又不是老松树，哪有时间接待闲人。 当时，我正在眼科病房，对着一个病人发愁。 他熟门熟路地自己进了病房医生办公室，识趣地乖乖坐在靠门的椅子上，安安静静。 那个男病人来自农村，30岁不到的年纪，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上小学。 “我儿在城里跟着装修队做事，做油漆工，这病是不是和刷漆有关系？我就说工地做事也挺好的，赚得少一点不打紧。”他妈妈看起来年纪不大，穿着朴素。 “和劳累有关系，和刷油漆关系还真不大，”我解释道，“现在关键是怎么治疗的问题。” “大夫你救救他吧，这么年轻，不能瞎啊。” “白塞氏病引起的眼病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传统的方案，吃激素，便宜，花不了多少钱，但效果不好，最终失明的人很多，副作用也大，吃药时间长了，会导致股骨头坏死、糖尿病、胃溃疡，一堆事；还有一种是现代方案，副作用少，效果也好，就是贵，一个月下来，要3000块。” “这人吃激素吃废了也不行呀……”他妈妈嘟囔着，然后说着说着就哭了。 很显然，3000块一个月，对于城里人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对于他们家应该是很大的负担。 “妈，咱不治了。”一直不说话的男病人抬起头来。 “你老婆呢？怎么没陪你来。要不然和老婆商量商量？”我好奇为什么是他妈陪着来。 他没吭声，只是叹了口气。 他妈说话了：“发现尿里有血，腰子坏了，在家躺着，大夫说要透析。” 唉。 我没有注意宁总什么时候离开了，兴许是等的时间太久了。 过了两天，宁总来电话了，说他这两天都没睡好。 “为什么？”我问他。 “那一家子的事，老在我眼前晃悠。”宁总说。 后来，不由分说，他一定要微信转两万给我，让我给到那家人。 再后来，那家人收下钱后，送来了一袋自己种的花生和玉米，沉甸甸的，非得让我给到他。 “钱，能解决90%的烦恼，但是不能带来90%的幸福。”宁总和我说。 仔细想想，我觉得有道理。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要做公益了。”宁总笑着对我说。  宁哥的话，我同意一半。 的确，很多有钱人实现财务自由以后，投身做公益，但我也认识很多家境一般的人，也在坚持做公益，可见自己的私人财富达到了自认为足够的水平，就可以了。 大学期间，我参加过爱心社，去探访一位老教授。他的子女都在国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养老。 老教授和我们抱怨，他的眼睛看不清。我们也不会看病，就觉得他的眼镜油乎乎的、脏得很，用洗洁精给洗干净了——按照化学实验的标准，水既不聚集成滴，也不成股流下。老教授戴上之后，惊呼“清楚了”，那震惊的表情，我至今难忘。 简单的付出，就可以提高一个老人的生活质量，那一刻给我带来的价值感，持续多少年都不会消失。 但同时，也引起我的一个疑惑，为什么眼镜脏了这么简单的事，老教授自己发现不了？ 直到一年后，我到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亲眼看见一位老人，扎着小辫，戴着红花，咿咿呀呀地唱着儿歌，我才深切领会“老小孩”这三个字的含义。 对于老人，我们并不能以大人的标准去要求。 那一年，我的一个研究生拉着我去房山的一个盲童基地，我们遇到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义工。 我问她为什么跑这么远到北京来做义工，她说她的弟弟就是小时候失明被父母遗弃的，她想在这里帮助其他像她弟弟一样的小孩。 之后，我参加了国际公益学院的课程学习，班上很多同学做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大部分人经济条件都一般。有不少人是因为自己或者身边的亲人出现了问题，所以比别人更懂得痛苦，更理解他人需要帮助的心情。 例如自闭症的家长，就创办了关爱自闭症儿童的组织，希望能帮助其他家长，让他们懂得科学的教育方式，并且省出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LGBT人士就创办了这类人群的心理支持热线，当他们感受到孤独的时候，有懂他们的人给予支持和鼓励； 父母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而意外去世的人，就组织义诊，将健康教育课开设到各个农村，减少这类悲剧的发生。 和同学在一起，学的是怎么要到钱、怎么花掉钱，听起来是不是很开心？其实一点也不，真把好事做好，挺难的。 做公益，并不会得到物质回报，但可以降低自己的物欲和私欲，精神上得到更好的满足。 通过公益行为，看到社会更多的维度，修正自己赚钱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同时也让别人过得更好，达到自利和利他的平衡。过度的自利，带来的并非快乐，反而是负担。 后来再见到宁总，他说现在没什么烦恼了，吃什么都觉得香，不发愁吃什么养生食品对身体好了。 只不过，他告诉我，他老婆现在一听说他要来找我，就皱眉头。 “陶大夫那里，还是少去，太贵！”这是他老婆的原话。 本文图片来源：基于CC0协议使用   |
|
|
来自： 昵称46638367 > 《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