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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春秋时，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当了俘虏，越国大夫范蠡劝勾践忍辱投降，到以后再伺机报仇雪恨。勾践依照他的话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十几年后，最后终于大败吴国。 越王勾践复国后决定重赏大功臣范蠡。但范蠡看到历代宫廷的残酷倾轧，觉得勾践是一个只能同患难而不可共享乐的人，就拒绝官职，急流勇退选择过隐居生活去了。范蠡临走时还给另一大臣文种留下一封信，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种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经迟了。勾践亲自送一把剑(也就是吴国大夫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给文种，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付谁？”文种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 汉朝初年的韩信在临刑之前，同样也发出了“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 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里的走狗是指跑的很快的狗，在古汉语里面走是跑的意思，把鸟打尽了，打完了，那良弓就没有用处了，兔子已死，那狗也没用了，不如烹了吃了。这个成语是指一个人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会被杀掉或者落下个比普通人更惨的下场。 张良(约公元前250—前186年)，字子房，西汉开国元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史称“汉初三杰”之一。 张良原本是战国末年的韩国人。秦朝灭亡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张良为报国仇，图谋刺杀秦始皇，但未能成功。张良逃避秦朝政府的追捕，隐居下邳，偶遇黄石公，得其传授《太公兵法》。 张良长期追随刘邦，作刘邦的智囊。在推翻秦朝以及楚汉争霸的战争中，张良为刘邦屡献奇谋，为刘邦平定天下创建汉朝立下了不朽功勋。 汉朝建立后，刘邦封赏功臣。刘邦对张良的功劳有着准确的评估。刘邦对张良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子房（张良）的功劳。你可挑选齐地三万户作为封邑。”齐地濒临大海，物产丰饶，人民富庶。在齐地优选三万户作为封地，意味着拥有巨大的财富。可是，张良却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他深知“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道理，因而对于权势和财富不作过多的追求。他放弃选择齐地三万户作为封邑，要求刘邦将留县授给自己作为封邑。 因此，张良回答说：“当初我起兵下邳，在留县（今江苏省沛县东南）与陛下相会，这是上天将我交付给陛下。陛下使用我的计策，侥幸有时能够成功，我希望受封留县就满足了，不敢接受三万户。”刘邦接受了张良的意见，封张良为留侯，将留县授给张良作为封邑。 留县是一个小县，人口不多，物产也不够丰富，其能够出产的财富远不能与齐地的三万户相比，但张良并不计较这些，而是以拥有留县而满足。张良不争功，不争权，不争利，远离权力中心，以恬淡的生活为乐。刘邦在汉朝建立之初因为惧怕功臣造反而杀戮了很多有实力的功臣，而张良却因为懂的取舍而始终无忧，得享天年，这正是张良知止的生存智慧使然。 如果道不同，就不要一起共事。如果局势变了，一个有自知之明之人，最该学会急流勇退，及时保全自身，就像范蠡，张良一样。 《周易·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意思是说：君子要远离危险的地方。《乐府诗集·君子行》中也有：“君子防未然。”同样是在讲，君子做事要谨慎，在事故或祸害尚未发生之前，最好就得具备居安思危的意识。 有这种智慧的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防患于未然，预先觉察潜在的危险，判断可能会发生的不测，并采取充足的防范措施；二是一旦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就会毫不犹豫的及时离开。一个人知而慎行，防祸于先，才会不致于悔不当初。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是以圣人自知不自现，自爱不自贵。”自爱很重要的一点，即是要学会在复杂的局势中保全自己，不让自己变成无谓的牺牲品。 闵子以孝闻名，是孔子的弟子，孔子曾称赞他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这个人不仅孝，而且处世也很有智慧，处乱世，遇恶人当政时，他不硬刚，也不屈柔，他知道“硬刚必取祸，媚柔必取辱”，即硬碰或者一味屈从都要自取其害。只有看清形势后，刚柔相济，出入随变，才能处乱世而不惊，遇恶人而不辱，做到明哲保身。 季氏派人去请闵子骞，让他当季氏采邑费城的长官。闵子骞告诉来人说：“请你好好替我推辞吧！如果再有人为这事来召我，那我一定逃到汶水，离开鲁国到齐国去那边去了。”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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