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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大臣公叔座死后不久，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全国寻访有才能的人，要重整秦穆公时代的霸业，向东收复失地，他就西去秦国，依靠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孝公召见卫鞅，让他说了很长时间的国家大事，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一点也听不进去。 事后，孝公迁怒景监说：“你的客人是大言欺人的家伙，这种人怎么能任用呢！”景监又用孝公的话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尧、舜治国的方法,也就是最高尚的帝道，劝说大王，他的心志不能领会。” 过了几天，景监又请求孝公召见卫鞅。卫鞅再见孝公时，把治国之道说的淋漓尽致，可是还合不上孝公的心意。事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只好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也就是王道，劝说大王，而他还是听不进去。请求他再召见我一次。”卫鞅又一次见到孝公，孝公对他很友好，可是没任用他。 会见退出后，孝公这一次对景监说：“你的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谈谈了。”景监告诉卫鞅，卫鞅说：“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也就是霸道，去说服大王，看他的心思是准备采纳了。果真再召见我一次，我就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于是卫鞅又见到了孝公，孝公跟他谈的非常投机，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向前移动膝盖，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 景监说：“您凭什么能合上大王的心意呢？我们国君高兴极了。”卫鞅回答说：“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闷闷不乐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 所以，我用富国强兵的霸道办法劝说他，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商鞅入秦向秦孝公献上强国三道,秦孝公选择了见效最快但最缺德的霸道。 孔子那个时候，礼崩乐坏，孔子知道帝道已经实行不下去了，就退而求其次的主张王道。王道的核心就是以仁义治天下，与重刑法，不注重德，依靠权势，武力征伐的霸道恰恰相反。 《书·洪范》中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礼记》中有：“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悸，则王道备矣。”《史记·殷本纪》里面有记载：“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道：“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 汉代的刘向，博通经术，他在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同卷的另一处，他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刘向也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 虽然孔子所处的时代，不说帝道，连王道都没有国家愿意施行了，但相对来说，孔子认为鲁国还是保存了很多周礼，鲁国的国政离仁政最近，如果它能再进一步改善的话，就能接近王道，所以孔子说：“鲁一变，至于道。”而齐国，自当年管仲齐桓公奋发图强做过霸主后，经济上比鲁国富有，但在施行仁政方面，总是差一些，所以，孔子以为它要是能再完善一下，就能变得和鲁国一样。 对于一个国家的好与不好，孔子觉得不是在物质上比，而是比“仁政”的程度，如果为了物质财富而施行霸道，虽然可以让物质充盈，但是通过此种途径得来的物质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施行仁政，同样可以获得物质财富，虽然慢一些，但是稳固，而且百姓人人有德，安居乐业，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相辅相成，同时进步，这样的安定才有持续性可言。 孔子说：“齐国一深化，一改变，便可以达到鲁国的样子；鲁国一深化，一改变，就可以达到先王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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