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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朝齐、梁时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 他南朝士族出身。10岁读《神仙传》，有养生之志，15岁作《寻山志》，倾慕隐逸生活。20岁时齐高帝引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30岁左右，拜道士孙游岳为师，受符图、经法、诰诀，遂遍游名山，寻访仙药真经。南齐永明六年(488)，在茅山得到杨羲、许谧手书真迹。永明八年东行，拜谒各地居士和法师。 齐永明十年（492），陶弘景上表辞官，挂朝服于神武门，退隐江苏 句容句曲山（茅山），传上清大洞经箓，开道教茅山宗，不与世交。 梁武帝萧衍即位（502）后，屡请不出，但念其旧功，“恩礼愈笃，书问不绝”。 梁武帝多次派使者礼聘，陶弘景坚不出山。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梁武帝无不派人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平时书信往来频繁，当时人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陶弘景隐居茅山达45年之久，享年81岁。梁武帝诏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 一个不留恋安逸生活的人，一个突破了“食色”之欲的人，必定有着非常人的修养。陶弘景是这样，颜回也是这样，正如《论语·雍也》中孔子所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颜回只有一点吃的和喝的，住在非常简陋的巷子里，仍然感受着学习修身的快乐。对他来说学习修身之乐远胜过锦衣玉食带给他的乐。他只担忧自己的修身不够完善，从不担心贫穷。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孔子理想中的士，都是超出了食色的缠绕，超越了私欲，重视立德，有着极其远大的志向的。 范仲淹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1046年10月17日）应至交好友岳州知州滕宗谅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了一篇散文，叫《岳阳楼记》。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最后说——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大意是—— 唉！我曾经探求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他们或许不同于以上两种心情，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不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做官就为百姓忧虑；不在朝廷做官而处在僻远的江湖中间就为国君忧虑。这样他们进入朝廷做官也忧虑，退处江湖也忧虑。虽然这样，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快乐呢？那一定要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以后才快乐”吧？唉！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路呢？ 《岳阳楼记》的著名，正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的崇高。 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对于范仲淹来说，认为，这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坚定的意志，和高远的理想，不会轻易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动摇本心。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其修身为本，忧国忧民，心怀天下苍生之心不改。 和范仲淹同时代的文学家欧阳修在范仲淹死后，为范仲淹写的碑文中说，范仲淹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不是范仲淹文学上的空泛表达，而是他一生行为的准则，一生知行合一的写照。 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真正的士大夫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崇高的价值观正是中国“士的精神”的最鲜明体现。 孔子说：“士如果留恋安逸的生活，就不配为士了。”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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