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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春秋时齐国有个名叫田仲的，是一位隐居的士人。 有一位名叫屈谷的宋国人，来到田仲隐居的地方拜访他，田仲以礼接待。 屈谷说：“久闻先生高义，自耕自食，不想依赖他人过活，我很钦佩。我这次带来一个大葫芦，坚硬如同石头，皮厚而中心没有空窍，愿意把它送给先生。” 田仲说：“葫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可以盛放东西。现在您拿来的葫芦皮厚而中间没有空隙，它坚硬如石，难以剖开;况且它又是实心的，剖开了也不能盛物。我拿这个葫芦没有任何用处啊!” 屈谷说：“您说得很好，这个葫芦确实没用，我将把它丢弃。现在先生不依赖他人而食，也不为国家做事，对国家来说是一个没有益处的人，不也像是实心葫芦吗?” 田仲听了屈谷的话，无言以对，羞愧良久。 俗话说，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老子也讲“和光同尘”，一个真正心怀天下苍生黎民的人，是绝对不会轻易逃避社会的，世道再不济，他们也会选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里面的“不可为”，不是不能去做，而是在一般人看来，那种事情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是“费力不讨好”的，所以一般人认为没有必要去做，就像愚公移山一样，会落得外人嘲笑。 一定要保证很快就见功效才去做，一定要有某种看得见的结果才去做，一定要先有利于自己才去做，一定要先有利于自己所在的组织才去做，一定要有利于当时的时代才去做......这类似的种种情况虽然有不同，但都是从事功的角度，功利性的角度，或是执着于短期利益的角度出发的。而圣贤君子做事，所重视的是道义，是造福大众的长远之见，事功的实现体现在道义之中，而不是把事功放在道义之上。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有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患，因小失大。依据道义，仁义而行，即使局部或暂时看不到利益，但是，全局的、长久的利益就在其中了。 《传习录》中，王阳明先生说：“以前孔子在当时，有些人评说他是谄媚的人，有批评他是花言巧语的人，有诋毁他不贤能，诋毁他不懂礼节，而侮辱他是东邻孔丘的人，有嫉妒而诅咒他的人，有厌恶而想杀他的人。然而孔子拼命追求，惶惶不安，急迫得如同在路上寻找失踪的儿子的人，而温暖的坐席都没有时间坐。难道他要因此祈求别人了解、相信自己吗？大概是那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仁爱之心，痛苦紧迫难忍，虽然想停止而自有不允许自己停止的原因。唉！这如果不是真的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人，谁能凭此理解夫子的心情呢？” 孔子不因为是否成功，是否有短期的效益才决定做不做，而是他觉得应该做，就去做。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不做，每个人在他那个位置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圣人做这些事都是不执着于短期利益或是看得见的利益的，只顺着良知，精诚为之，因为他们深信做这些事的价值并不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在于守住了自己自觉觉他，自立立他的初心。对于他们来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无疚于心，才是最重要的。 那面对别人的不理解诽谤，该怎么办呢？《传习录》中又有—— 问：“叔孙武叔毁仲尼，大圣人如何犹不免于毁谤？” 先生曰：“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何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着。却若浮云掩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个像恭色庄、不坚不介的，纵然没一个人说他，他的恶慝终须一日发露。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春秋时鲁国的隐士生亩嘲笑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回答得铿锵有力。 微生亩对孔子说：“孔丘，您为什么要这般四处奔波游说呢？你不就是要借此来显示您的才辩吗？”孔子说：“我不是要显示我的才辩，我只是厌恨那些顽固不化的人。”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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