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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新加坡—一个新兴经济发达国家，在建国短短40多年时间里是如何从一个贫弱的弹丸小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的？作为一个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城市国家，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是如何在东西方文明碰撞中，走出一条欧风美雨与东方文明恰到好处的交融的独特新加坡发展道路？新加坡的成功范例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常说：“新加坡什么资源都没有，除了人。”新加坡的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开放政策，更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新加坡政府一贯倡导“人才立国”、“精英治国”的理念，推行“精英主义”，让最优秀的人来管理国家。 同时，积极推行“全民教育”、“终身学习”的治国策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形成了一整套满足管理国家行政事务、适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要求的公务员培训制度和方法，培养造就了一支公正廉洁、敬业高效、富有创新意识的国家公务员队伍。 新加坡人口少，经济发展快，人才需要量大，特别是实行“精英治国”的政府更是求贤若渴，这是新加坡多年来秉承的思想。对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比如政府每年从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品学兼优者，提供总统奖学金，送其到国内外名牌大学学习，并与政府签约，毕业后为政府服务至少5年。如其间由政府选送攻读硕士学位（一年学制），还需要再签约延长为政府服务3年。在这8年的工作期间，政府和总统奖学金获得者可以双向选择。若认为人才特别优秀，政府会给予提拔。这种遴选人才的方式，把遴选关口和遴选时间提前，把有潜质的青年都可作为政府未来官员的人才储备，并且可在长期的考察中，量才录用，人岗相适。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就是一个精英式的政党，强调“为政在人”，新加坡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少数精英人才，治国者必须是最优秀的人才。党员也分为干部党员和群众党员两大部分，干部党员是从社会各界中的优秀分子中寻找邀请入党，并实行高薪政策来吸引各类优秀人才，选举任命为部长、议员等。而内阁部长的薪水紧盯金融、制造、会计、工程、法律、跨国企业六大私营企业的最高薪水走，而群众党员一般是难以晋升到干部党员之中的。在新加坡政府体系中长期以来已构成一种独特的成就取向的业绩政治，人才的选拔完全基于德才兼备，个人的能力和表现。 一个行稳至远的政权一定是有一套良好的政治制度的，这套制度能保证贤者在位，也能保证权力不会过度集中，也不会过于分散，否则的话，就会动乱不止。 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有五种祸乱比较常见：国君昏聩，权臣之乱，藩镇之祸，宦官当政，外戚揽权。 这几种祸乱引发的原因本质上都是庸者当权，奸人当权，引起的德不配位，权力的分配不得其人导致的，相反，反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无不是君贤臣贤，中央和大臣之间也一直保持着某种恰达好处的平衡，互相监督，共同执政为公，相辅相成。 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治国有道的时候，制礼作乐以及出兵征伐的命令都由天子下达；天下政治昏乱，治国无道的时候，制礼作乐以及出兵征伐的命令都由诸侯下达。政令由诸侯下达，大概经过十代少有不垮台的；政令由大夫下达，延续五代后很少有不垮台的；由大夫的家臣，陪臣把持国家政权，延续到三代很少有不垮台的。天下有道，政治清明，国家的政权就不会落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政治清明，普通百姓安居乐业，也就不会议论朝政了。”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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