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曰：「规榘，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赵、魏、韩三家分晋后一天，之前为赵的建立立下大功的张孟谈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孟谈辞去官职，退还封地，隐居到负亲丘去，在那里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后人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改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成语，意思是提醒人们要记住过去的教训，以作后来的借鉴。 魏征，是钜鹿人，最近迁居到相州的临黄。武德末年，做为太子洗马。看见太宗和隐太子李建成暗中倾轧争夺，常劝建成早作打算。 太宗杀了隐太子后，召见魏征责问道：“你离间我们兄弟，是为什么？”众臣都替魏征担惊受怕。魏征慷慨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太子如果听从我的话，必定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太宗听了这话肃然起敬，对他分外敬重，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多次把他请进卧室，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魏征本有治国的才能，性情刚直不阿，绝不随便放弃自己的主张。太宗每次和他交谈，从来没有不高兴的。魏征欣幸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主子，竭尽才力来效劳。太宗又安慰他说：“你以前直言劝谏前后二百多件事，都称我的心意，不是你忠心为国，怎能如此？” 贞观三年，魏征几次升迁做上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虑，起了很好的作用。太宗曾对他说：“论你的罪过比当年管仲射中齐桓公的带钩还要严重，而我对你的信任却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难道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对你吗？” 《旧唐书·魏徵传》中李世民在魏徵去世后，就有讲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太子李承乾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sǔn）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中国一直是一个重史的国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一类人统称为史官，他们被任命撰写一个国家、集团或机构的历史;也指古代朝廷中负责整理编纂前朝史料史书和搜集记录本朝史实的官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记录类和编纂类两种。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记录历史不仅能让国君们谨言慎行，学会自我约束，更重要的是历史犹如一面镜子，可以给到我们很多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也能让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自我的不断更新，继往开来。 举一个例子，就说《资治通鉴》，这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bān）、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以此被称为《资治通鉴》。 孟子说：「圆规、曲尺是方、圆的最高标准；圣人是做人的最高典范。要做国君，就应尽国君之道，要做臣属，就应尽臣属之道，这两者都效法尧、舜就行了。不用舜侍奉尧的做法来侍奉君主，就是对自己君主的不恭敬；不用尧治理百姓的做法来统治百姓，就是残害百姓。孔子说：'治理天下的道理只有两个：行仁政和不行仁政而已。’残害自己的百姓过于厉害的，就会自己被杀、国家灭亡；即使不太厉害，也会自己遭遇危险、国家削弱，死后被称为'幽’、'厉’，即使是孝顺仁慈的子孙，经百世之后也无法更改。《诗经》上说：'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那夏朝桀统治的时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曰：「规榘，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