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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21年4月《同舟共进》，《新华文摘》2021年第12期转载
附：原文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特殊群体，这就是来自朝鲜、越南、美国等国的外籍中共党员。在他们当中，既有医术高超的医学专家，也有业务精湛的红色翻译；既有颇具传奇色彩的百战将星，也有谱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著名作曲家……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极为缺乏、出色的行家里手。他们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毕生智慧和心血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增进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的影响，在中共党史上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马海德是祖籍黎巴嫩的阿拉伯裔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外国人，第一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出生于美国纽约州西部港口城市布法罗的马海德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在海德姆8岁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席卷全球可怕的瘟疫，让死里逃生的海德姆开始人生的深度思索。为了应付流感危机，当时的美国出现了很多提供免费医疗的大夫。一位好心的老医生亲自到家里免费为贫穷的海德姆一家治疗，让他们转危为安。这让年幼的海德姆发自内心深处升起一个强烈愿望：“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位医生，为天下穷困的人看病！”1933年，天资聪颖、踏实勤奋的海德姆，最终凭借奖学金从瑞士日内瓦大学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正式成为一名医生。医生的职业可以带来很高的收入，更会拥有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但海德姆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毅然决定去正处于战火中的中国上海考察热带病。在海德姆心中，始终记得自己心中那个梦。如果说此时年轻的海德姆充满了治病救人的理想，那么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让他的人生信念发生了质的转变。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来自天南地北的人都想在这里实现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放眼四望，满眼繁华。但求生之艰，实在让这些踏上异国他乡的青年为自己微薄的收入汗颜。漂洋过海的海德姆和相伴而来的两位同学先后在上海广慈医院和雷士德医院工作，后来又想方设法在九江路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而且还常常找机会去给医学院的学生们上临床课，以期多些收人。但即使如此夜以继日地工作，生活却时常捉襟见肘。仅仅坚持了一年多时间，海德姆的两位同学实在忍受不了，先后离他而去。海德姆这位学有所成的医学博士，脑子里时时浮现起小时候那位上门免费为全家人治病的医生，靠着心底那个梦想坚持留在上海。这一留下，成了命运改变的开始。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遭受日寇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加之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的白色恐怖，让上海充满血雨腥风。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外国人，海德姆忽然发现被病毒侵蚀的身体有治愈的希望，但制度却会消灭更多人的生命。但哪一种制度才会让更多人不会因为病毒以外的原因幸免于难？哪一种制度才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生活？海姆德去工厂进行职业病调查，与在公共租界担任工厂督察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成为好朋友。他们常常在一起探讨时事，交流对底层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看法。海德姆更加深切体会到，穷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片，更需要的是医治社会的病症。接触社会现实愈多，内心就愈加沉重。“我可以每天治好一个中国病人，可是这个社会制度却可能让成千上万人在同一天死去，所以我考虑再三，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投身革命。”海姆德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整个中国都处于苦难的时候，个人的问题都微不足道。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十分关注。”海德姆看到了国民党在虹桥机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这才知道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为了弄明白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海德姆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从新认识的朋友史沫特莱那里阅读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海德姆知道了江西苏区的消息，知道了中国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的新生活。史沫特莱告诉他，“仅仅靠行医救死扶伤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中国人民改变这个黑暗社会。认识宋庆龄是海德姆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信徒的关键。在宋庆龄严格考验和培养锻炼下，他不但更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革命，听说了许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事情，还利用美国人的身份，经常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人，完成宋庆龄嘱托的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和传送情报等许多任务。1936年5月底，海德姆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偕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到达陕北后，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此时，正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还并不为外面的世界所了解。蒋介石政府开动国家宣传机器，鼓吹中国共产党威胁论调。西方记者斯诺发表了在陕北3个月里的所见所闻，让国际社会彻底了解到真相。随行的海德姆看到了延安的真实情况，他相信这里的人组建的这个生机勃勃的红色政权，会让他用药片救治下来的人有更多存活的机会，更会给予他更多用手术刀救治病人的机会。海德姆决定留下来，开始从一个对革命的同情者变成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周恩来得知海德姆祖先是阿拉伯人后，向海德姆提议说：“（陕甘宁）回族地区姓马的人比较多，你就叫马海德吧！”从此，海德姆就有了中国名字马海德。1936年10月中旬，马海德决定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2年后的1948年，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说过：“马海德是在根据地中共党员、红军战士损失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马海德加入红军后，党中央、毛泽东任命马海德这位医学博士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标志着他正式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1937年2月10日，马海德向周恩来申请并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美国专家的身份参加红军，马海德成为第一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党员，这在中国人民军队军史和中共党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马海德自成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后，不只是给中央首长做保健医生，还坚持为延安地区广大军民治病。据有病案可查的记录，仅在1944年到1947年期间，马海德在延安地区诊治的伤病员就达到了4万多人次。马海德筹建了陕甘宁边区医院，为发展八路军和红色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马海德在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后，作为白求恩的好友于1939年11月15日写了《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最早在海外媒体上宣传白求恩事迹。马海德和中央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共同商量后，建立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先后发展了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了总计拥有11800张病床的医疗网。马海德不仅是医疗专家，还是一位人民外交家。多年来，他参与了大量外事工作。1944年7月，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派了一个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央决定由马海德和黄华两人担任美军观察组的顾问。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由美国、中共和国民党三方代表参加的军调处执行部在北京成立，马海德充分利用和美国代表团成员在一起的机会，对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多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人民多么渴望和平，以及中共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在此工作期间，他还陪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女士飞往延安访问毛主席。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毛主席作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49年9月，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马海德成为加入新中国国籍的第一位外国人。几天之后，毛泽东主席邀请马海德一家，在家里举行宴会招待这位为中国革命无私奉献的外国人，并且在开国大典上，马海德作为新中国公民，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海德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1953年，在他的提议下成立了中国皮肤性病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前身）。作为副所长和顾问，马海德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并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果。马海德在攻克性病之后，提出在中国消灭麻风病的目标。在他的主持下，分别在江苏省海安县和广东省潮安县成立了麻风病综合防治研究基地。中国50多万麻风病人，因此得到了有效救治。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在广州成立了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中国麻风病福利基金会和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从新中国成立到马海德去世，因为他的努力，中国基本上控制了麻风病，麻风病人从50万人下降到每年病发不足两千人，治愈病人21万人。马海德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9月23日，国家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病逝。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骨灰一部分被安置在北京，一部分撒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一部分带回美国家乡。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马海德，2009年，他被评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他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的西方人物之一”。与马海德不同的是，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一个名门望族，英文姓名是悉尼·里滕伯格（SidneyRittenberg）。他从小就“离经叛道”。17岁时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岁就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党员。1942年，当时还叫里滕伯格的李敦白应征入伍。根据当时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不得不脱离了党籍。1943年，他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月，李敦白来到中国云南。他被分配到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这份工作让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更对口耳相传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在这里，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这个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了个代表厚道正直的“敦”字，而且与“Rittenberg”谐音。李敦白经办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12岁女孩的死亡案。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受害者家属只得到8美元赔偿。中美两个国家、民族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区别？本就充满强烈好奇的李敦白通过购买阅读中国报刊杂志了解中国社会，他很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想不到由此结交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他常常利用美军的身份，替他的地下党朋友购买一些紧俏的商品，甚至用美军的吉普车，把上了国民党反动派“黑名单”的地下党员转移到城外，使他们脱离险境。为了避免退伍回国，他想方设法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终于如愿以偿留在了让他“觉得很精彩”的中国。经昆明地下党员的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并认识了宋庆龄。不久，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李敦白成为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任务是把救济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为此他非常高兴，因为从此他“脱离”了美国军队。正是这个工作，让作为美国观察员的李敦白意外获悉国民党将要围剿共产党部队的情报，他及时转告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李先念。后来，李敦白被邀请到了他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李敦白认识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中央青年团书记冯文彬。并且见到了毛泽东、朱德。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为人随和，对他礼貌有加。在这里，他看到了和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人人平等，遇事公开讨论，重视群众意见。李敦白同时会中、英文，被安排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在张家口时，李敦白就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延安后他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请在中原解放区就相识的李先念、王震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直接批准，李敦白成为首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马海德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加入中国籍)。此后不久，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采访。新华总社的负责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李敦白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个人合作撰写、著述。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1946年底，毛泽东在同几个西方记者谈话中说：“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与此同时，李敦白也加深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印象，并和他们保持了深厚的友谊。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新华社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李敦白在该地工作了大约一年。在此期间，他协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1948年5月间，新华社又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几个村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还是那个努力在中美之间架起桥梁的人。只要在这座桥上发挥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变得很伟大。”1986年2月11日，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了来华40年和他们结婚30年纪念的招待会。李敦白在中国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晚年的李敦白与妻子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名称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做咨询顾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在我国的开国将军中，一位名叫洪水的少将别具风采，他不仅是中国的开国将军，还兼有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洪水原名武元博、阮山，1908年出生于原法属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的一个房产主兼地主家庭。洪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时期。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封建统治者的野蛮统治，不断激起越南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在河内师范学校毕业后，洪水追随胡志明去法国，从事革命活动。在巴黎，他认识了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中国战友。1924年底，16岁的洪水怀揣爱国理想，来到中国寻求革命火种。1925年初到达广州并经蔡畅介绍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洪水毅然退出国民党，后由陈一民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１２月１１日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洪水由越南党组织安排转移到泰国。1928年6月，中共两广省委通过越南革命青年会通知洪水，让他返回中国参加党的秘密活动。于是洪水再次来到中国，在香港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此时，正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紧要时期。1929年1月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在萍乡成立“会剿”总指挥部，纠集6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准备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第三次“会剿”。洪水受过良好的教育，再加之性格爽朗幽默，在行军打仗之余还担当宣传工作。有一段时期，他在红军学校担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并与李伯钊、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洪水被调入中央苏区，来到了红十二军所属的汀（长汀）连（连城）赤卫团任职。1930年6月中旬，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合编成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从此，洪水开始了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生涯。1931年春，洪水调入新编的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先后担任第一零二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率领所属部队经历了其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1934年1月，他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6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随后，洪水随朱德、刘伯承来到左路军工作。由于洪水作为朱德、刘伯承的坚定跟随者，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敢于面对面地同张国焘进行激烈辩论，结果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亏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他才免遭杀害，但却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洪水对革命始终充满坚定的信念。部队被打散，孤身只影的洪水化装成当地老百姓，独自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时值隆冬，为了生存，为了找到中央红军，他一路帮人放牧、讨饭，遇到敌人还要东躲西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抗战开始后，洪水被派到山西五台县东冶区当民运干部。发动群众“借”了阎锡山的老丈人家几百支长短枪，气得阎锡山大骂：“洪水洪水，简直洪水猛兽。”为此阎锡山找到当时正在太原的周恩来，以牺盟会这个统战组织的名义，逼着八路军方面处理洪水。结果洪水被调到晋察冀军区，并被开除党籍。不过这次是为了应付阎锡山，洪水到了晋察冀军区不久，很快就又恢复了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越南。在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请求下，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决定先调洪水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经过休整后回越南参加抗战。越南八月革命前，越南共产党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在中国工作的洪水等越南同志尽快回国参加斗争。为回国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洪水和其他即将回国的越南同志抓紧做好各方面准备。洪水则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翻译成越南文。洪水于1945年11月初回到河内后，立即前去看望胡志明主席。胡志明高兴地对洪水说：“山弟(胡志明对洪水的爱称)，好样的，祖国正等着你呢！”为适应越南的斗争和工作环境，已改名为阮山的洪水被任命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1947年初，他到连接北南战场的四、五战区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使命，既要坚守越南中部的战略要地，又要承担支援全国抗战的重任。洪水虽在中国从事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但他不是机械地照搬中国革命的理论词条，而是根据越南的国情和每个战役的特点，灵活地指挥作战。这期间，洪水还撰写了不少军事著作，特别是《战术》和《越南革命的战略力量——民兵》两部著作，为越南的革命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他在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参加越南抗法战争，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1948年洪水被授予越南当时的最高军衔——少将。1950年，为了加强越中两党、两国、两军的联络，洪水重返中国，先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后来并入总参谋部）工作。１９５１年回中国，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科长。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总参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启动军衔制。在周总理的亲自关照下，洪水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同时拥有中越两国少将军衔的第一人。1956年夏，洪水病了。经检查是肺癌晚期。这时他格外想念他的祖国，提出了归国的要求。毛主席、周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了洪水。周总理亲自安排他回国事宜，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仔细交待洪水的秘书韩守文等同志护送洪水回国，并决定送给洪水三万元作为治病费用。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尤其在越南，国家领导人薪金最高的是胡志明主席，每月3.5万越盾，合人民币35元，其他领导人仅30元。因此，洪水说：“我来中国是革命的。3万元太多了，我不要。”“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你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是积劳成疾，中国人民永远感激你！”彭德怀说：“我们不仅要对你负责到底，也要对越南党和政府负责。越南现在条件十分艰苦，困难很多，不能再给越南增加负担了。”洪水无法推辞，这才收下巨款。1956年9月27日上午，北京前门火车站挂上了彩旗，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孙毅等200多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以及外交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都到车站送行。韩秘书于10月8日到洪水住的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医院向洪水作最后的道别。由于病情的急速恶化，洪水已经卧床不起，说话也艰难了。得知韩秘书当天就要回中国，他的泪水在那深深的眼眶里直打转。他吃力地请韩秘书代他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感谢。然后，他吃力地挪动一下身子，断断续续地说：“我一生致力中越友好，希望我的孩子们也能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尽力。”
洪水将军一生不畏艰难险阻誓死革命，纵横驰骋在中越土地上，为两国人民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还为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不但是一位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双料将军的人生传奇，还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宝贵贡献。冯俊龙，文史学者，青年作家，近年来在国家级、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作品多篇。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数百万字。对军事、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尤其关注。《头条号》青云奖获得者，《百家号》《简书》《美篇》《中国诗歌网》等写作平台优秀作者、专题编委。现担任五块石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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