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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特殊优惠表现为一些小群体的特权，就会导致激烈的政治冲突，导致没有特权的多数对有特权的少数的反抗，这种反抗对和平的不断干扰会阻碍社会的发展。——米塞斯。 只要用等级划分社会的思想还存在，就算解决了等级之间的具体冲突，也不能消除等级差别。即使被压迫者摆脱了枷锁，身份地位的差别也不会全部消除。只有自由主义能够克服这种根本性的等级冲突。它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它废除了奴隶制——理由是自由劳动比不自由的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还因为它宣布迁徙和择业的自由是理性政策的根本需要。反自由主义企图将这项成就说成是特殊群体的'利益'的产物，这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它根本无力把握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在等级之间的斗争中，一个等级的全体成员因为有着共同的目标而站在一起。不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利益如何千差万别，他们都站在这同一个基础之上，都想改善其等级的法律地位。经济优势通常是与这种地位联系在一起，因为等级之间的法律差别之所以得到保留，正是因为它们赋予某些等级以经济优势，给其他等级造成经济伤害。但是，阶级战争理论中的'阶级'完全是另一回事。主张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理论，把社会划分为三个或四个大的阶级之后便没了下文，这是不合逻辑的。这种理论若是把它的逻辑贯彻到底，本应继续将社会分解为利益群体，一直分解到其成员履行完全相同的功能的群体为止。只把所有者分为地主和资本家是不够的，必须继续进行划分，直到划分出这样一些群体，如生产同样数量纱线的棉纺厂厂主、黑山羊皮的生产者或清淡啤酒制造商。这种群体确实有着与其他群众相反的共同利益;他们对顺利销售自己的产品极感兴趣。但是，这种共同利益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在自由经济中，单个生产部门从长远看不能获得平均利润以上的利润，同时也不能亏本生产。所以，某一行业成员的共同利益在有限的时间内不能超越市场趋势。至于其他人，在他们之间存在的则是竞争，而不是直接的利益一致，只有当经济自由在某个方面受到限制，竞争才会因特殊利益而中断。但是，要想对阶级利益一致论进行有效批评，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这种竞争是在自由经济的条件下中断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出在关税政策上地主的共同利益与城市人口有冲突，或地主与城市居民在政治统治问题上有冲突，这并不能证明它就是正确的。自由主义理论不否认国家对贸易的干预会产生特殊利益，也不否认这意味着个别群体能借此为自己攫取特权。它只是说，如果这种特殊优惠表现为一些小群体的特权，就会导致激烈的政治冲突，导致没有特权的多数对有特权的少数的反抗，这种反抗对和平的不断干扰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它进一步解释说，如果这些特权成了普遍规则，就会伤害到每一个人，因为它们是把从这边取来的东西给了那边，其结果永远只能是劳动生产力的普遍下降。长远来看，一个群体成员的利益共同体，以及他们的利益跟其他群体的利益之间的差异，永远是来自对所有权、贸易自由和职业选择的限制。只有从短期来看，它们能够来自市场条件本身。然而，如果在经济地位相同的成员所组成的群体中间，不存在使他们与所有其他群体对立的利益共同体，那么在没有相同而只是相似地位的成员所组成的更大群体中间，就更没有这种共同体了。如果在棉纺厂厂主之间不存在特殊利益的共同体，在棉花产业内部或棉纺厂厂主和机器制造商之间就更没有这种共同体。在棉纺厂与棉织厂、机器制造商与机器使用者之间有着显著的直接利益差异。只有在排除了竞争的地方，例如在有着一定特性或处在一定位置的土地的所有者之间，才存在利益共同体。 认为整个人口划分为三个或四个大的群体，每个群体都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理论，错就错在它把土地所有者看成一个利益一致的阶级。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共同利益把可耕地、林地、葡萄园、矿山或城市不动产的所有者团结在一起，除非是指他们都保护私有土地财产权这种利益。但那不是所有者的特殊利益。无论是谁，只要他认识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重要性，那么不管他是否拥有财产，肯定会既为了自己也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拥护这一原则。只有在获得财产和进行贸易的自由受到限制时，土地所有者才有真正的特殊利益。在劳动者之间也不存在共同利益。根本就不存在同质性的劳动，就像不存在抽象的工人一样。纺纱工的劳动不同于矿工和医生的劳动。听听那些拥护Socialism和阶级冲突不可调和论的理论家们的言论，好像存在着某种人人都有资格从事的抽象劳动、技能劳动很难成为问题。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抽象'劳动，也不存在同质的非技能劳动。清道夫不同于行李搬运工。此外，从纯粹数量的角度看，不需要技能的劳动的作用要比正统阶级理论所认为的小得多。在推导价值计算理论的定律时，我们有理由只讨论'土地'和'劳动'。因为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的上游物品只有作为经济目标才是有意义的。把无限多样化的上游物品简化为少数几个大类，是为了建立针对明确目标的理论的方便。人们经常抱怨经济学理论是在摆弄一些抽象概念，但恰恰是这些发出抱怨的人自己，忘记了'劳动'和'工人'、'资本'和'资本家'等等都是抽象概念，并且毫不迟疑地把理论经济学的'劳动者'移植进了所谓的实际社会生活的画面。 一个阶级的成员都是竞争者。如果劳动者的数量减少，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有了相应的提高，工资就会上升，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标准也会随之提高。工会无法改变这一点。它们本来是为了同企业家进行斗争而产生的，当它们像行会那样限定成员数量时，它们就默认了这一事实。当劳动者为了较高的地位和职位的提升而你争我斗时，他们中间就存在竞争。至于那些从下层进入上层的相对少数人，只要他们是最有才华的，其他阶级的成员就可以一直持无所谓的态度。但是对劳动者自身来说，这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同其他人竞争。当然，人人都希望看到每个新出现的工头岗位将由最适当的、最有能力的人担任。但是人人也都希望他所能够企及的岗位会落到自己手里，即使他不是这个岗位最适当的人选；这给他带来的好处要大于他最终也有可能遇到的某些一般坏处。主张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具有社会一致性的理论，是唯一能够说明社会如何可能的理论；没有这种利益的一致，社会不仅会分裂为阶级，而且会分裂为作为对手相互对抗的个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是通过社会而不是通过阶级被克服的。社会只知道个人，不知道还有其他成分。根本不存在因某种特殊的共同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阶级，它是一种没有得到完整表述的理论的发明。社会越复杂，其内部的分化程度越高，在社会有机体中处于相似地位的人组成的群体数量就越多；而随着群体数量的增多，每个群体的成员数量必然减少。每个群体的成员都有某种直接的共同利益，但这个事实本身并不造成他们之间利益的普遍平等。地位的平等使他们成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成为有着共同抱负的人。联合起来的群体的地位之间只要不是完全相同，它们就不可能形成绝对的利益共同体。只要它们的地位相似，它们之间就会存在竞争。 全体棉纺厂厂主在某些方面可能有着相同的利益，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会相互竞争。只有那些生产同样数量纱线的棉纺厂厂主，才会处在完全相同的地位上。就此而言他们相互之间也是竞争者。但是在其他方面，在更广泛的领域有着相似的共同利益;它们可以涵盖棉纺行业的全体劳动者，包括种植者和工人在内的全体棉花生产者，甚至可以进一步涵盖任何行业的所有工业家，等等，其分类根据追求的目标和利益而不断变化。但是，完全相似是很罕见的，并且就算确实存在这种相似，它所导致的也不仅是与第三方相对的共同利益，它还会导致群体内部各方之间的竞争。若是一种理论认为所有的社会发展都来自阶级斗争，它就必须证明每个人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都无可争议地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他的阶级成员身份以及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决定的。在所有的政治斗争中都有某些社会群体相互冲突，但这个事实并不是这一理论的证据。它要想使自已正确，还必须能够证明分类肯定沿着一定的方向进行，独立于阶级地位的意识形态对它不能产生影响；较小的群体联合成较大群体，较大群体又形成将整个社会划分开的阶级，其方式不同于为了暂时的合作而达成的妥协和联盟，而是来自社会的必然因素所造成的事实，来自一种明确的利益共同体。比如，让我们看看构成农业党派的不同要素。在奥地利，葡萄酒生产者、谷物种植者以及畜牧业生产者，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党派。但是当然不能断言是利益的相似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为这三个群体各自都有不同的利益。为获得某些保护性政策而达成的联合，是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妥协。然而，只有在超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这种妥协。这三个群体中每一个群体的阶级利益是同另外两个群体的阶级利益对立的。它们只有把某些特殊利益全部或部分地放在一边，才能走到一起，尽管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有效地争取另一些特殊利益。 同生产资料所有者形成对照的劳动者的情况也是这样。不同的劳动者群体也没有统一的特殊利益，它们因成员的知识和技能而有着非常不同的利益。可以肯定地说，无产阶级并不因为其阶级地位，就成了Socialism政党所想象的那种同质的阶级。仅仅是因为这个阶级信奉迫使每个人和每个群体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的Socialism意识形态，它才成了这样一个阶级。工会的日常工作就是要让这些利益冲突达成妥协。群体利益之间除了现有的结合和联盟之外，永远有可能形成新的结合和联盟。实际存在的结合与联盟依靠的不是群体的阶级地位，而是意识形态。决定群体一致性的不是利益的同一，而是政治目标。特殊利益共同体总是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并且总是被其他特殊利益的冲突所抹杀或抵消，多亏了一种意识形态，才使利益共同体看上去比利益冲突更强大。阶级利益共同体并不是独立于阶级意识而存在，阶级意识也不仅仅是附属于一个特殊利益共同体，而是创造了这个共同体。无产者不是现代社会框架中的一个阶级地位决定着其态度的特殊群体。个人是被Socialism意识形态聚集到一起，以便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无产阶级的团结不是来自阶级地位，而是来自阶级战争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在Socialism之前并不存在∶Socialism思想首先把某些个人联合起来去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从而造就了无产阶级。Socialism并不具有使它特别适合于促进无产阶级真正利益的成分。 从原则上说，阶级意识形态与民族意识形态并无不同。事实上，在特定的民族和种族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差异。是民族意识形态首先造就了对特殊利益的信仰，并把民族变成了相互斗争的特殊群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纵向划分，Socialism意识形态则对社会进行横向划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相互排斥的，有时一方占上风，有时另一方占上风。在德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1914年把Socialism意识形态挤到了后台—并且突然出现了一个民族主义统一战线。1918年，Socialists又战胜了民族主义者。在自由社会里，不存在被不可妥协的利益分隔开的阶级。社会就是利益的和谐一致，而特殊群体的联合总是以破坏这种凝聚力为目标的，它的目标是反社会的。特殊的无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扩张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目标——撕裂社会。对于那种自称为了整个民族而存在的特殊利益共同体来说，情况也是如此。由于阶级理论没有比较严密地界定阶级概念，人们一直能够用它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思想。他们把决定性的冲突定义为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冲突、城市利益与农民利益之间的冲突或是资产阶级与农民工人之间的冲突;他们谈论'军火资本'、'酒精资本'和'金融资本'，他们一会儿说'光荣国际'，转眼之间又说帝国主义是由资本的冲突引起，人们从中可以轻易看出，这些口号，不具有任何实际的社会学意义。国民总收入出分为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认为，这是一个已经明确解决了的问题，即这种划分不是根据每个阶级的非经济能力，而是根据市场赋予每一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边际价值理论都同意这一点，甚至Marxism学说也同意这一点，因为它的分配理论是从古典理论那里借用来的。它根据这种理论推导出了决定劳动价值的规律，由此也建立起一种只有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分配理论。在我们看来，Marxism的分配理论充满了矛盾。尽管如此，它却是一种为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方式寻找纯粹经济学解释的尝试。后来，当Marx出于政治原因认识到工会运动的优势时，他的确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某些轻微的让步。但是他仍然抱着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不放，这个事实表明，那不过是一些不触及他的基本观点的让步。 市场上的全体当事人都在争取得到可以拿到的最优价格，如果我们把这称为'斗争'，我们便可以说经济生活中始终存在着相互反对的经久不变的战争，但这决不意味着存在阶级战争。战斗不是发生在阶级和阶级之间，而是发生在个人之间。当竞争者群体走到一起采取共同行动时，不是阶级反对阶级，而是群体反对群体。个别工人群体为自己争取到的东西，并非对全体工人都有益;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利益，就像企业家与工人的利益一样是相互冲突的。Socialism理论在谈论阶级战争时，它所想到的不可能是市场上这种买方与卖方的对立。它所谓的阶级战争尽管是源于经济动机，却是发生在经济生活之外。当它认为阶级战争类似于等级之间的战争时，它只能是指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政治斗争。毕竟，这是主人与奴隶、地主与农奴之间唯一可能的冲突;他们根本就不在市场上打交道。但是Marxism走得更远。它认为不言而喻的是，只有所有者才对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感兴趣，无产者有着完全相反的利益。两者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并据此而行动。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当我们打算囫囵吞枣地接受Marxism时，这一观点才是可以接受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对所有者和非所有者的利益同样有益。根据Marxism理论，社会分裂为两大阶级，其成员在阶级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会意识到其利益。Marxists必须做出艰苦努力以唤醒工人们的阶级意识，也就是说，使工人支持Marxism的财产社会化计划。正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理论，使工人们联合起来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合作行动。阶级冲突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阶级意识，才是这场斗争的实质，而不是相反。是观念产生了阶级，不是阶级产生了观念。 阶级斗争的武器也不比其起源具有更多的经济色彩。罢工、破坏行为、暴力行动和各种各样的都不是经济手段，而是旨在打断经济生活运动的破坏手段，是必然导致社会破坏的斗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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