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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的宗教绘画，仍以佛道、鬼神题材为主，壁画为重要制作形式，内容包括了佛像、菩萨、天王、鬼神、功德、地狱、天尊、真仙、高僧、经变等，也依旧是画类中制作浩繁，广行普遍，画家人数众多的画科。但是发展的规模和景观，早已不复中期的恢宏瑰丽。探究衰退的原因：一是因为国家动乱，政治不振，外患内忧，朝廷应付不暇，对于过去政府带头倡导的这项绘画，已是无心顾及；裁撤绘画人员和措施，更导致制作的减少。二是国家常时陷于战争，地方普受破坏，波及奉祀佛、道的寺院，旧的塌毁，新的兴建不及，宗教绘画失去表演的舞台。三是社会纷扰，民间画家难于安身立命，四处避祸逃难，使得这项绘画人才散落，于是造成整个宗教绘画制作趋于萎缩，画坛呈现没落的景况。不过，虽云如此，若以宗教绘画盛极的唐代整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此项绘画发展维持于不坠，景况仍属可观，画家活动不曾间歇，画学也仍有可述的地方。其情形再予分述于下。     唐代前、中期佛道、鬼神画，述及包括关中长安、关东洛阳与周边地方在内的京、洛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中心，也是宗教发展的主要所在。唐代佛、道教盛行此地区，广建佛寺道观无数。而佛、道寺院，正是宗教壁画制作最多的处所，也是画家献艺竞技的所在，所以成为唐代创作佛道、鬼神画最丰富，画家产生最多，作品最具水平的地方。 但是，演进到后期，此地区佛、道寺院壁画的发展，一是武宗一朝厉行毁佛灭法，造成之前的佛寺几乎绝多遭到摧毁，所有精美伟观的壁画也荡然无存；其后历朝虽有恢复佛教流行，从事寺庙的重建，终因国家长处战乱与民生凋敝，朝廷缺乏财力，恢复数量十分有限，因此使得此时期这个地区寺院壁画制作，几乎呈现停滞萎缩状态。其衰退的情形，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叙两京外州寺观画壁，记载所见会昌毁法后残存的壁画作品和画家中，属于唐代后期的寥寥无几，远难与早、中期的盛况相比拟，足以说明。至于其他有关此时期佛教壁画的记载数据，几乎完全不见，反映出绘制没落与欠缺发达的窘况。 晚期京洛地区佛教绘画发展日趋式微时，幸好四川地方兴起分担部分地位。四川蜀中，经过两位皇帝的避难到来。一是玄宗的逃避安禄山之乱，二是僖宗逃避黄巢、李克用乱事的两次入蜀，带起当地万业的兴盛。尤其是僖宗入蜀，引进许多躲避关陕地区战乱的画家，也重建了少数佛寺道观，使得蜀中成为足以抗衡京洛地为新兴的绘画重心，为唐代后期绘画发展注入新力量，尤其是表现在佛道绘画和花鸟画两方面。 不过，后期受到国家动荡、政局不安形势所限，原本留存数量不多，后来致力修复与重建，因为缺乏财力，新增有限，所以过去寺院、宫观遍布的景象已经不再。寺院建筑的缺少，自然影响到佛、道教壁画的绘制产量。而且，这些寺院建筑壁画，以后随着历代更迭，经兵火焚毁，壁画早已灰飞烟灭。因此，今日欲一窥此时期这类绘画已是几乎不可得，探讨研究其发展情形也只能依凭画史记叙了。 令人兴奋的是，在属于京、洛地区邻近的地方，晚近发现属于唐代后期的佛寺两处，而且寺中还幸存若干壁画，真是有若雪泥鸿爪，为探究唐代后期此地区的佛道绘画提供些许珍贵资料。 其中一处，为坐落于山西五台县豆村佛光山的大佛光寺。此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遭到毁坏。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予以重建。寺内尚保存部分壁画遗迹，位于大殿内槽拱眼壁上和佛座背面。壁画共有十五幅，分为三组，中间一组为结合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的所谓“西方三圣”；左右各一组，分别为文殊、普贤，配以胁侍菩萨、天王和飞天，另外为站立的僧侣、供养人众等。绘画保存状况尚好，笔线颜色清晰可见，色彩以青绿为主，除赭石和石绿外，其他多已变色。其中画面较完整，为第一组里绘画的天王部分，毗沙门天王手执降魔宝剑，前面为二鬼王，状作惊怖，像是表现镇妖的情景；旁边侍立头戴花冠的天女。人物颜面手足和衣褶，都作凹凸晕染画法，有似唐初尉迟乙僧画风，而衣带飘举，行笔流畅，敷色简淡，又像吴道子风格。整体看来，绘画已失前、中期的恢宏壮丽气象。但是观其表现绘画形式，可以概见当时此一地区佛画画法情形之一斑。 唐代 毗沙门天王 壁画（局部） 设色 山西省五台山大佛光寺内 另一处为河南安阳的修定寺，寺塔内仅有一块砖质浮雕佛教力士像，高120厘米，宽86.5厘米，虽非纯粹绘画，为结合绘画和雕塑的制作，却具有绘画的情致，作品显得形象威猛有力，情态生动，展现了唐代另类佛教艺术的形貌，也为后人认识晚期佛教绘画多了一项参考数据。
唐代 佛教力士 砖质浮雕 120×86.5cm 河南安阳修定寺塔内 上述的作品，虽非绘画严谨精美的制作，聊胜于无，堪供作为考察研究唐代后期宗教绘画情形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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