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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塘”是我家乡的一条小小街道的名字。对于家乡粤东小胜镇的人来说，它一点都不会陌生。街道只有一百多米长，东西走向，宽度大约五米左右。街道两旁，是两排骑楼式建筑。一排靠山而建，另一排背向山坡下栉比鳞次的民居。两排建筑的中间，各有一条小小的巷子，一条是通往围墙、田背等村落的要道，另一条是通往后山，那里还有一些仓库，食堂等建筑。 这里曾经是一个山坡，坡度不大。山坡下面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密密麻麻的布满着各式民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一座大型客家围龙屋，其四周都有围墙环绕，因此这个小小村落就以“围墙”命名。 围墙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要比黄泥塘街道早很多。街道的出现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至今还不足七十年的历史。在黄泥塘街道出现之前，小胜乡的圩场分布在宫径桥一带。圩场历史很长，规模却并不大。此外，在今“大草坪”旁的桂林公祠--余庆堂左前方下面的山坡一带，也零星分布着一些商铺。这便是当时的基本情况。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建立不久，国家推行合作化运动，建立农业合作社，把几千年来的七零八散的个体经济，变成了集体经济，土地划归集体所有。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供销合作社。 作为农业合作社的重要组成部分。供销合作社由农民自愿筹集股金，在国家扶助下建立起来。这种商业组织，有效解决了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应，也解决了农副产品的销售问题。当时，为了解决资金需求，在合作化运动中，也还同步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 为了解决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场地问题，地方政府就在“围墙”等民居背后名叫“黄泥塘”的山坡上，开挖出一条狭长的平地，建起两排骑楼式建筑。其中间的街道，便是黄泥塘大街。 供销社成立时，政府把小胜镇（当时叫乡）的商贩都组织起来，尤其是把那些比较善于经营的商贩，纳入到供销合作社体系中来。当然也是以自愿为原则。入社的门槛很低，只要你做过小本生意，甚至只有一把秤，都可以成为供销社社员。当时，人们想不到的是，这一批人因此走出“农门”，后来成了吃“国家粮”的职工。当时，永耀伯公，会朝伯，少炉伯以及田面角村的钟阿兆伯姆等一批人，便是这时候成了供销社社员的。这些社员，他们自然就成了供销社的股东，持有供销社的股权证。只是后来，国家采取赎买的手段，把股权收归国有了，而供销社社员，从股东变成了职工。 信用社的建立，情形也与此类似。政府动员农业社的社员，将家中的积蓄拿出来，哪怕是三元五元钱，都可以入股，成为信用合作社的股东，每年都会有分红。当时，入股被作为爱国主义的一大行动。当然，在后来，股东的股份也同样由国家赎买回去。股金变成了存款，当然也是支付了利息的。 供销社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供销社最为辉煌的时期。当时，供销社分门别类设置了多个门市，有百货门市，布匹门市，糖烟酒门市，农具门市，副食品门市，饮食业等等，此外，还有一个文具门市，其中附设一个书店，名叫新华书店。 供销社的职工，也被人称为“工作同志”，职业受到人们的羡慕。他们不用再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田耕作，而是坐在店铺里，在阴凉环境下上班，而且每月还有二三十元的工资收入。 作为供销社的同级单位，信用社也在黄泥塘街道经营，但规模很小，只有一个铺面。供销社各个门市每天的销售收入，都会缴款存到信用社来。当时，一些经济条件稍微富裕的农民，㓾了猪，卖了些钱，以及出售竹子、柴木，得到一些收入，有了余存，也会存储到信用社来，以赚取一些利息收入。 在街道的东北侧，是公社食品站的铺面，负责生猪、三鸟（鸡鸭鹅）的屠宰和销售。但食品站不属于供销社体系，而是由公社直管。当时，农民养猪，必须将猪肉的百分之六十上交给食品站。食品站按照每斤六角钱的价格收购，然后，凭猪肉票，按照每斤八角钱的价格供应给干部职工。农民养猪，只有在交足食品站以后，才能将剩下的猪肉对外出售。当然农贸市场价格要好很多，每斤可以买到两块钱，甚至两块二毛钱以上。 当时，乡间有赶集的习俗。赶集乡下叫“赴圩”。每逢一，六日，便是黄泥塘圩日，人们会从四面八方的村落，来赴黄泥塘圩，出售自家的农副产品，如猪崽、甘蔗、香蕉，甚至山上采摘下来的名叫“当泥”（桃金娘）的野果。人们也在黄泥塘购买农具、猪肉以及其他日常用品。赴圩也是人们社交的一个重要渠道，人们放下繁重的生产队劳动，来到这里会见朋友，也有来这里看细妹（相亲）的。 小时候，常常跟随爷爷来赴圩，最期待的是，跟着爷爷到饮食业吃一碗老鼠粄。老鼠粄是家乡传统美食，它是一种米制品，因形状酷似老鼠尾巴而得名。那时候，农民生活清苦，吃不饱饭，能够吃上一碗撒上风味独特的牛肉碎末和爆蒜头碎的老鼠粄，是童年莫大的幸福。 后来上了小学，最喜欢逛的铺面，便是那个兼新华书店的文具门市。但里面所卖的书籍很少，只有《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还有《哥达纲领批判》、《怎么办》等经典著作，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连环画之类的。当时，门市的书，并不像现在的书店，可以给人随便翻阅，只有付了款才可以阅读。连环画，售价一两角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想买一本书，也不太容易，因此，我就借口先看看再买，然后借口说不好看，还回去。当时卖书的售货员，是一个面容慈祥的叔叔，名字记不住了。他从玻璃柜中拿出连环画给我翻看，却不催促我，任由我“偷看”，我翻完一本连环画，又叫他拿出另一本看看，说刚才那本不好看。其实，我的小伎俩又哪能瞒得过他呢？但他却不动声色地宽容着我。 街道上的私人铺面，也有好几间，应该是私人的物业。一间是卖草粄的，另一间是理发店。卖草粄的店子最为热闹，前来赶集的人们，都会前来吃一碗味道鲜美，风味独特的草粄。店主是胜捷，胜维叔兄弟，做草粄是他家的祖传秘方，他们父亲重辉叔公以前在大埔塘风流门做草粄，用石缝里流出来的山泉水制作，风味独特，名闻遐迩，后来，他们搬回来街道上经营，同样是广受欢迎。他们做的草粄，还可以用草绳捆绑，人们常常把它挂在扁担一头，挑回家去了，给家人享用。 我父亲也是供销社的一名职工，先后在供销社属下的朱坑塘站、中社站和小胜渡站工作。在七十年代中期，父亲工作调动到了黄泥塘工作，先后在农具门市，百货门市工作。后来，父亲还担任采购购组组长，供销社副主任，主任。 记得父亲在农具门市工作的时候，我周末时间常常去看望父亲。黄泥塘的各种门市中，农具门市我印象最为深刻，主要是销售锄头，犁，耙，铁锅、斗笠，扫把、木桶，还有其他一些竹器，也有一些洗锅用的“洗锅把”等等。这些物资，大都从外地采购，也有一部分向农民收购，如扫把，竹箩等等。乡下有一种扫把，是用名叫“猴芒”的野草扎成的，收购价是两毛钱，对外销售是两毛七，供销社赚了七分钱。我村里的台叔公，制作扫把是一把好手，他天天上山去拔“猴芒”，制成扫把卖给农具门市，赚取一些生活费用。毕竟扫把的销量不会很大，因此扫把就基本由台叔公专供了。个中原因，除了台叔公制作的扫把质量好之外，在父亲的心中，多少也有关照他生意的意思。当时商品的销售都是定价的，统一价格，不能讲价。 农具门市，有一个售货员叔叔，叫吴启华，二十来岁，整天笑吟吟的，一笑，就流露出洁白的牙齿。他对群众的态度非常的好。他的长相，跟我们村子的四兵哥，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当时我疑心他们是失散了的双胞胎。后来，启华叔叔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让人感到痛惜，也令人感叹生命无常！ 当时，供销社主任是蓝汉鼎伯伯，他的寓所就在农具门市旁边。蓝主任是畲族人，畲族是粤东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在凤凰山下的凤坪村一带。我从小就听说，畲族人以狗为图腾，尊奉狗为自己的祖先，他们祖先是狗头人身。蓝主任常常来父亲的寓所喝茶聊天。看到他，我就很想问他关于狗头人身的事情，但终究开不了口，怕得罪他。 七十年代末期，我父亲升任了供销社副主任，兼任采购组组长。当时的主任是春城伯，姓卢，也是一位很热情的人，他还有一个织藤椅的好手艺，我常常站在一旁看他熟练地织着藤椅，内心佩服之情便油然而生。 父亲人缘好，寓所里常常聚集很多同事，海阔天空地喝茶聊天。记得当时有谭国情叔叔，张俊开叔叔，杨国威叔叔，彭永颂叔叔，李木浮叔叔，陈世华叔叔等人。当时，这一些人，都才二、三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们谈笑风生，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总传出快乐的欢笑。看着他们快乐的样子，我自己内心也憧憬着，长大了能像他们一样，当个“工作同志”。说实话，在那时候，从来也没有梦想过，有朝一日能够走出大山，去当一名科学家或者什么领导干部之类的事情。那时候，对外界事情知道得实在太少。有一句话叫“贫穷限制想象力”，说的也许就是这个情形。 当时，供销社工作的人，有不少人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如糖烟酒门市的味英姑姑，平英姑姑，百货商店阙金泰伯伯，饮食业的刘宏仪伯伯。还有两个长辫子姑娘，也是印象深刻，一个叫林惠英，丰腴的身材，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两条辫子垂到腰际，说话带着浓重的潮汕口音，在饮食业当服务员。据说她是留隍人，知青上山下乡回城后，分配到供销社工作。听说，后来她扎根小胜，嫁给了田面角村的一名后生，而今不知去向。另一个长辫子姑娘，叫邹卡娜，很明显，她的父母是读苏联小说读多了，给女儿起了一个俄国人的名字。邹卡娜个子细长高挑，脸蛋白净秀气，白色的衬衫束在深蓝色的裤子里，显得洁净而干练，两条垂到腰间的辫子，随着她轻盈的脚步在摆动，散发出一种飘逸的美。 黄泥塘，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在黄泥塘街道西边尽头处，靠山边的骑楼的一块宽大的墙壁，那是一个临时公告栏。当时公社文教办，常常组织各大队的初中学校开展各类竞赛，诸如作文比赛，数学比赛，物理比赛等等，比赛结果会在这墙壁上公布。当时，我的名字总能在这墙壁上重复出现。一大群观看红榜的人在夸赞着，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在榜上重复出现的其他大队的许多同学名字，虽然当时彼此并不认识，名字却记在了我的心中。后来在小胜中学上学，他们成了我同班同学，许多成了我一辈子的好朋友。 对黄泥塘的回忆，还有一个邮电所是必不可少的。街道的西面尽头处，往左转，便是邮电局之所在。印象中，邮电局是孤零零的存在，周边还没有多少房子，门前是通往宫径，通往小胜小学的一条泥泞的公路，当时还没有铺上水泥，一下雨就坑坑洼洼的。当时，在这里工作的是少昌伯，还有邮递员生活哥等等。邮电所，除了收信，送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发电报，打长途电话。 常常隔着窗子，看着少昌伯在转接长途电话。听他在口中念念有词：“梅县来”，“广州来”，手在忙碌的插线，拔线，我内心里觉得非常神奇。几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我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少昌伯手中的插线，便成了我沟通家乡的一条红线，传递着我对父母，对亲人浓浓的思念。 如今家乡的街道有了很大的改观，基建起了许许多多的高楼大厦，黄泥塘不少建筑也拆掉重建，门市也转给了私人经营，物资也丰富了很多，可谓是“今非昔比”了。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在那常常走入我梦乡的场景里，黄泥塘街道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样子。那些人，那些事，依然鲜活，依然深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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