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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一种历史的想象力|纪念史景迁

 置身于宁静 2021-12-28
追寻一种历史的想象力|纪念史景迁

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1936 年 8 月 11 日-2021 年 12 月 26 日)

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于当地时间 12 月 26 日辞世,享年 85 岁。自 1974 年以来,他写作了 14 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太平天国》《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等等。

许知远曾经在音频节目里多次介绍、朗读史景迁的作品,表达对这位历史学家的喜爱。许知远说,史景迁的迷人之处在于能将历史作品写得诗意、绵长、动人,无聊的史料都被他处理得有趣。“他是最会写作的历史学家,他写作的中国历史像小说一样漂亮。”

许知远也提到了史景迁在历史写作上做出的创新。他评价史景迁就像一名侦探,侦探往日的细节,“比起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的想象力和对时代情绪的捕捉,通过琐碎的东西以及对日常细节的描述,重现那个时代的场景”。史景迁向我们重构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今天单读回顾这几期音频节目,和史景迁的相关作品,纪念这位带给读者美妙阅读体验、重现了过去中国丰富生活的历史学家。

01 找寻丁韪良的耐心

追寻一种历史的想象力|纪念史景迁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结语)

平起平坐兮 期一世太平

审诸历史可见,中国以往虽然孤芳自赏,但并未抹灭其吸收力。西方人带给中国的每一项技术,最终都能为中国消化:日心说和历法科学、细腻的外科医学、经济计划、工程学、科际整合的大学、长程通讯、机械化战争、核子物理学。西方人以专业技术粉饰意识形态,企图强迫中国全盘接受,这正是中国人断难容忍的,即使在中国最孱弱的时候,也意识到依外国条件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乃是屈从。

回顾 1620 年到 1960 年这段历史,可看到西方人以唯我独尊之姿来到中国。这种优越心态起于两大因素:西方人拥有先进科技,自认师出有名。西方人自认目标崇高,他们的建议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因而一副君临中国的姿态;若是中国质疑其目标的妥适,不接受其建言,他们便不知如何是好,抑或恼羞成怒。西方人受其愿景驱使,多与中国有很深的情感纠葛,他们要的不只是中国的报酬,但他们没能认清中国人是以契约的观点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以雇主的身份保持终止双方协议的权利。这点误解会滋生严重的后果。以美国为例,他们曾在晚清和民国积极扮演顾问的角色,却又出现背叛与“失去”中国的论调。不过,美国并未遭到背叛,美国人只不过重蹈昔日的覆辙,他们所失去的是前人曾失去的——金钱、前途、希望。中国不是美国的禁脔,也不是罗马天主教欧洲、大英帝国或苏联的附庸。傅兰雅、戈登、赫德之辈只不过是胡美、史迪威、托德的前车之鉴。

西方人仍对自己的文明感到自豪,深信自己师出有名,急欲“开发”被他们视为落后的民族,这些西方顾问的境遇实可作为借镜,以昭炯戒。傅兰雅和丁韪良坚忍不拔,汤若望、李泰国及托德精力充沛,胡美和鲍罗廷洞察敏锐,戈登和史迪威精明干练,赫德和魏德迈善于组织,南怀仁和伯驾匠心独运,华尔和陈纳德勇气卓绝,白求恩无私奉献。他们每个人都把一生的精华贡献给中国。

持平而论,这些人士的故事是警世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抵消积极面的不纯然是他们个性中的负面特质——如傲慢、急躁、偏执、笨拙、愚蠢,惹得中国人在不同阶段抗拒西方人。对此,还有更深刻的问题有待探索,其中症结不仅涉及在中国工作的西方顾问,还与仍在其他国度试图从事相同工作的人士相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对西方方法论及目标的绝对信心已摇摇欲坠,历经越战的美国人对此亦产生动摇,但若就此说西方人的优越感已全然不再,也太过荒谬。1970 年代末,西方人了解到石油资源的有限,以及核子反应炉潜藏的威胁,断伤了对科技的自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的中国似乎已强大到足以让他们确信,若西方人以顾问的身份前来中国,就必须按中国人的规矩行事,绝不坐视西方顾问夹带别的价值观。然而,若是就此以为中国人会轻易吸纳他们看似乎欢迎的力量,那也同样荒谬。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认再度发生。

02 重构康熙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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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行围,雉兔甚多

地敞沙平河外天,合围雉兔日盈千。

筹边正欲劳筋骨,时控雕弧左右弦。

——玄烨 康熙三十四年

塞外极远处生长一种罕为人知的白雁,霜未降时始飞入内陆,边关守将视之为霜降征兆。朕将之豢养于畅春园水塘侧,任其饮啄自如。

春季时分,邻近白雁处,孔雀、白鹇、鹦鹉、竹鸡,及其大如拳的小鹤,各有所宠。麋鹿、驯卧山坡,若以竹篙击之,徐起立视,绝不惊跃。园内所种玉兰、腊梅岁岁盛开,牡丹国色天香,绛桃、白丁香一望参差,黄刺梅娇艳欲滴。葡萄架连绵数亩,有黑、白、紫、绿诸种,皆自哈密进贡。

朕自幼即喜观稼穑,各方得来之五谷蔬菜种籽必种之,以观其收获。朕巡视南方时,将江南香稻暨菱角带来栽种,怎奈北方地寒,未能结实,但朕亲视栽植之绿竹,培养得法,故能长大几许。人参种植院中盆内,宁古塔所产满洲名“宜而哈木客”之果,今零星栽于热河,异香满院,风味颇佳,不让于闽、粤荔枝。傅尔丹将军进贡青棵黍种,已植于畅春园、汤泉。

邻近京城之皇室林园丘壑间,及设于南苑、汤泉、畅春园内之围场,每每行围狩猎。野猪困于泥淖之中,架鹰牵犬合围雉兔;纵虎出闸,诱之以钝矢,鸟射猎,或提枪刺之。星夜下,临摹田猎,口哨、杂技、歌舞、丝竹声声不绝。烟火炫目,骑师手执红藤蔓,舞动“蓝火舞”,粲然灯笼,愈转愈小,星罗棋布,连绵如缕。火矢冲天,缤纷夺目。林园美不胜收:泉涌洁净,绿草萋萋,山峦叠翠,湖光粼粼。

远迈长城,水土甚佳,令人神清气爽:离开坦道,深入不知名国度;迤逦群山,“蓊蓊郁郁”。往极北行,视野天阔,目穷千里;郁闷胸怀,霎时骋怀自若。至若盛夏时节,树积寒露,林叶初黄,仿佛九月暮秋。沁凉黎明,须着皮袄御寒,然京城正值酷暑,朕自是不愿命太监领嫔妃出宫,迎朕返京。

塞外遍植橡树、白杨树、山毛榉树林,以及野梨树、桃树、苹果树和杏树。策马漫游,俯拾可得满洲名为“乌纳拉”的甘梅,其色淡红恰似樱桃,热河所产樱桃则有红、白种,酸樱桃色味俱佳;可捡拾初落榛实,或于山中野烧山核桃。茶置于悬吊两马间的火盆,以初融雪水烹煮。朕亲网鲢鱼、鲫鱼以供晨餐,若浸以羊脂或盐腌,即可驰送京城食用。至于肉,可在向阳山脉处,张幄炙烤;或可取甫宰杀的雄鹿肺,亲手烹调(纵使下雨亦无妨),蘸盐、醋,大快朵颐。在辽东,亦可享用御厨珍视的极品——熊掌。

朕于骑射、哨鹿、行猎等诸事,皆幼时习自侍卫阿舒默尔根:阿舒默尔根直言禀奏,无所隐讳,朕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鸟弓矢,共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二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意射获诸兽,不计其数矣。常人毕生射兽之数,不及朕一日所猎。辽东当地佐领那柳不胜惊异,奏曰:未见日获如此多鹿者,实乃“真神奇也”。朕曰:“从来哨鹿行围,多所杀获,何神奇之有?” 朕于日出前二时离开御帐猎鹿,日落后二时归返,仅午小憩片刻。朕尝日获鹿三十六,甚与猎夫合围哨鹿一百五十四。

朕持钝矢猎鹿,俾以锻炼臂膊。或乘三桨船,于浅湖处,以鸟射猎水鸟。或于月色中,火炬通明,追猎羊群。朕命猎夫追赶野兔至河岸处,俾朕于舟上发矢射之。朕放鹞鹰猎捕鹌鹑、野雉,或以箭射之。朕尝领二百舟船,于北吉林水域,遍寻鱼,并乘骆驼所负之折叠船,至山中溪涧垂钓。

自五台山返京时,朕尝于长城南方,濒大溪行,裂岸惊涛,与马蹄声相激,有一虎伏于道旁灌莽之间。倏忽,纵登山腰,复跃至平陆,朕穷追不舍,援弓射殆。在关外,有一虎睡卧于山下,惊闻鸟声,一纵而起,朕隔溪涧发矢,虎应弦倒毙。两天后,朕射殆一豹,再二日,朕又殆二大熊。朕与喀喇沁王行围时,发一矢,射穿两黄羊,众随侍无不惊异;朕解释,此系借黄羊跳跃之势,故能一箭双羊。弩箭固能射远,然不得准贯,弹力亦微,不如反曲弓;平日作玩具可,但实际应用之时不足恃。人宁用鸟而不就弩箭,而用鸟火药最宜小心——一两火药,可轰动二三间房屋,如一斤,则其力难以言喻。对此,朕知之甚详。北巡之时,朕谕令于深谷演崖壁顿时回声大作;另一次京城附近演,朕将喻为雷声。霹雳通常不出百里(诚如《易》云:“震惊百里。”),若闷雷,不过七八里也。然声,竟可闻于二三百里之外,朕令于芦沟桥试,天津皆可闻之。

一日,过龙泉关,朕令随侍停驾,连发三矢,直逾岩顶。又,皇长子胤、皇三子胤祉随驾策马而行,至海拉苏台河,途经名唤“纳哈里”险峰,朕率文武诸臣依序仰射。除朕之外,惟侍卫桑革、纳拉善得射过峰顶。朕谕令易名是峰。汉人称此峰状如浮屠宝塔,满人旧称“纳哈里”,意指其形若摇晃之大袋,貌似鹿之内脏;朕遂令更其名为“哈哈达”,即“宛如猎网之危崖”之谓。

朕尝云:“田猎原为游豫,今日睹伤人若是,何以猎为?”昔日满人多为徒步行围,常为虎爪所伤。将军都统不以为意,视之为寻常,朕遂深责之。朕自此永行禁止徒步行围,将军都统怠忽人命。若射界模糊,又有虎隐伏草丛间,朕即令随侍退,放犬追猎。犬颈戴金色项圈,饰以红色流苏,围虎跳嗥,人即知虎所在也。犬不畏虎,随吠其后,其尾,虎怒逐犬,遂出平陆。围猎自有危殆:朕之坐骑尝有失蹄,令朕坠马而下。随侍哨鹿时坠马,其箭射破朕耳。亦有因马失蹄而负伤者:王坠马伤重,乞请辞官还乡,朕遂遣侍卫兼具高明医术的召邦,照料王,南怀仁即因坠马而殁,钦天监历官穆成格(Mucengge)亦落马身故。朕阅太原城官兵骑射时,有一兵丁乘马惊吓,渐近朕来,幸赖傅尔丹疾行趋前,勒止其马。

未有不善于驭马而能精于骑射者也;骑射之道必自幼习成,抑且不惮乘骑。十余岁能纵马驰骋,成年后即马上纯熟,善于控制。至于马,族人令萨满巫师,立于五对白马前,马首朝西,紧挨圣树,上挂有二十七纸扎牲礼,高声祝祷:“上苍,蒙古诸公、满族众王,吾等向尔乞祝,保佑吾马飞驰。愿尔等神力,赐吾马奋蹄扬鬃;奔驰如餐风,色艳如饮雾;饱食刍秣,体魄健壮;细嚼慢咽,延年益寿。保佑吾马飞跃壕沟,悬崖收蹄,免于遭窃。众神啊,保护吾马;神灵啊,保护吾马!”

蒙古人、满人于塞外狩猎之时,其骑射之技令人叹为观止、哑口无言。精于骑射者,如云屯风生,人马合一,上下如飞,磬控追禽,发矢必中。观之令人心目俱爽。善驭马者逐兽,驰驱应范,远近合宜;良骥近兽远兽,亦知人意之所向。故精于驭马者,不择马之优劣而乘之,惟见其佳。盖人能显马,马亦能显人。

03 召唤为人遗忘的郯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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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的背景是 17 世纪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具体位置是山东省的郯城县。大部分情节于 1668 年到 1672 年间发生,焦点集中于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人身上:农、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妻子。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没有官方关系来帮助,也没有有力的亲属组织去投靠。我从四次小的危机中去观察这些人:第一项,牵扯到土地的耕耘和从地上征收的赋税;第二项,一位寡妇保护她的小孩和遗产的企图;第三项,由一次地方争斗引发的暴力事件;以及第四项,一位王姓妇人的决定:她不愿意再面对一种无法接受的现状,而选择逃离郯城的家和丈夫。

我说这些危机是“小”的,就整个历史记录的脉络而言。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这些危机有绝对、攸关生死的重要性。我刻意让这些故事保有乡下风味和地方色彩,因为过去对近代以前中国乡村所做的描述,不是取材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广大的地理区域和极长的时间内搜集证据。这一过程几乎无可避免的会失去个人的特性。另一方面,当人们真正地从事地方性研究时,他们的焦点并不集中在乡村地区自身,而是因为那些地区有其他更引人注目的特色,例如那里曾经出过多少有才气的人,或者是当地曾被叛乱事件的凶残所荼毒,再不就是因为当地经济条件的利益和多样性,以及世界组织的历史复杂性。

然而郯城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县城。他在 17 世纪没有产生杰出的人物,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资料不足,虽然灾祸不断,当地居民却没有叛乱。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而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能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作极其周密细致的解读。然而还是有些资料四散各处,我主要依靠三种不同的资料,试着钻探出一条通往郯城世界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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