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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称谓的缘起与流传

 yczx 2021-12-29

  

□李大全

  罗氏鬼国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部落政权,其疆域涵盖了今天以今天毕节地区为主体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广大区域。最早来到今天贵州省境内的人群可能就是创建罗氏鬼国的彝族人的祖先,这片区域在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是今天贵州省内人类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这里曾建立过部落国家,在中原王朝羁縻之下,土司统治延续千年之久,甚至传说“贵州”与此息息相关。

  

贵州高原:最早的“移民”聚居地

  根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我国第一次寒冷期发生在距今3000年前后,当时气温比现代约低1-2℃。炎黄时期也属于此范围,在早期农耕文明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以游牧为主的相对处于北方的黄帝部落由于气候转冷,草场退化,被迫南下,与正在与九黎部落征战的炎帝部落联合,在今河南地区与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发生了著名的涿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其族人为躲避战祸,被迫越过秦岭向南迁徙。此时,由于处于寒冷期,西南地区由于有云贵高原的抵消,湿热的气候得到改善,九黎部落逐渐南迁到此定居下来,演变成为“三苗”,也就是现在苗族的先祖。

  当然,气候因素不是人口大规模迁徙唯一的因素,而只是战乱、暴政,甚至汉族政权的强大,迫使少数民族向偏远地区迁徙等的背景因素,由于气候因素的叠加,灾害加重,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生境困难,于是南下掠夺农区,酿成频繁的战争与冲突。类似背景下,仡佬族的先民濮人,来自西部少数民族氐羌系族群演化而来的彝族南下来到贵州高原,侗族、布依族、水族的先民百越则是自东面而来,并逐渐完成了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由此定居下来,成为来到贵州高原的最早的“移民”。这也是早期的贵州高原,乃至云贵高原,汉族人口极为稀少的原因。西南地区汉族人口的增加,还要等到秦国司马错入川时才有了一个通道和量的突破。

  

罗氏鬼国:名称多变,统治千年

  今天的贵州地区,在历史上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上相对落后,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更少。因此,对于贵州的历史记载,多是以中原文化为视角,以地域或居住民为主体,或称西南夷、或称南蛮等。在史籍中,今天的贵州地区建立过的部落国家主要有夜郎国、罗氏(施)鬼国、罗殿(甸)国、自杞国等。根据《贵州通史》,罗氏(施)鬼国、罗殿(甸)国是由彝族不同支系所建部落国家,罗氏(施)鬼国地处黔西北的毕节地区,罗殿(甸)国则在靠南部的安顺地区。自杞国的记载则更为模糊,有彝族的支系参与,但不唯一,大体位置在今天的兴义地区 。

  罗氏(施)鬼国不是自称,主要是中原人记录时赋予的称谓,是彝族阿者部建立的一个部落政权,他们只是建立了类似政权的实体,但没有自称的国号。其建立时间大体在三国时期,也就是诸葛亮南征孟获的过程中,彝族阿者部首领济济火因献粮引路,被封为罗甸王。其后,彝族阿者部得到汉族政权的支持后,以大方为中心,逐渐在黔西北站稳脚跟并扩大统治区域,罗氏(施)鬼国的辖地也逐渐拓展,进入唐代,中原政权进入强盛时期,文明开化,至唐代一度以其地属于汉代牂牁之地,而称呼其为牂牁国。济济火传二十六世至普贵,已到宋代,普贵举土内附,被宋太祖封为矩州刺史,并明确其“土地、爵禄、人民世守如旧”,再一次得到了中原政权的确认和支持(宋朝还联合包括罗氏鬼国在内的西南地区土司联合抗元)。这之后,罗氏(施)鬼国的记载越来越多的在各种历史记录中可以找到,而不是捕风捉影了。到了元代,普贵的后代又效仿先祖,一顿操作,又举土归赴元朝,罗氏(施)鬼国的名称虽然消失了,但还是守旧如常。明代霭翠如是,清代安坤又降,直至水西土司最后一位头领安圣祖死后无嗣,清政府乘机改土归流。他们依附中原政权,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虽然变换着不同的头衔,不同的称谓,但仍然世守其土、世长其民。

  

毕节人喊出来的“贵州”?

  今天,我们盘点以“州”命名的地方,诸如郑州、福州、广州、杭州等地,你会发现基本都是地级市的范围,高配到副省级城市,也只是政治地位的区别,在辖区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看到题目,你也会想到唯有“贵州”这个奇葩,以一“州”之地,成一省之名。何以至此,笔者试着探究了一番。

  贵州学界普遍认为“贵州”之地名,始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敕普贵书》“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而且因为《敕普贵书》引出了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宋朝初年,居住在今贵阳一带的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北宋朝廷。普贵操着一口南方话向赵匡胤报告自己来自矩州,因土语“矩”“贵”同音,皇帝没听明白,便在《敕普贵书》中写下了:“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的话, “贵州”先是专指矩州(今贵阳地区),后又演变成省的称谓。这个说法提出以后,竟然被广为认可,至今谈到贵州省名的由来,人们大都会联想到那个听不懂西南方言的宋太祖,不知是感激他为我们起了一个好省名呢,或是觉得此翁糊涂得有些可笑。

  宋太祖的确颁了一份《敕普贵书》,此事在《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及《贵阳府志》中都有记载,其文曰:

  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先王之制,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有征伐之兵,攻讨之典。予往岁为扶播州之弱,劳我王师,罪人斯得,想亦闻之。有司固请进兵尔土,惩问不贡。予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穷兵黩武,予所不忍。”寻乃班师。近得尔父子状,知欲向化,乃布兹文告之。尔若挈土来廷,爵禄、土地、人民,世守如旧。

  故兹制旨,想宜知悉。

  (此敕文不见于《宋史》及《宋会要辑稿》,但《寰宇通志》及《大明一统志》有载,但与《贵州通志·前事志》所引有出入,现据《贵州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互校文)

  “要荒”是古时的人们对王畿以外极远之地的称呼,赵匡胤以“惟尔贵州,远在要荒”来形容矩州的遥远,足见对这一地区并非一无所知。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敕普贵书》中看到,在普贵归附之前,宋王朝的军队已经深入到过播州(今遵义),并在那里打了胜仗。同时,普贵率土内附之后,宋太祖给予普贵的官职却依然是矩州刺史。可见,宋太祖很是了解当时贵阳地区的情况的,并没有把 “贵州”、矩州混为一谈,“贵州”也并非土语矩州的音转。查阅《宋史·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绍庆府所辖羁縻州中,都没有贵州这个地名,只有矩州,而《宋史》作“知州”,《元丰九域志》作“矩州”,应当是字误。所以,《敕普贵书》中的“贵州”,最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客套用语,如“贵姓”“贵庚”“贵人”等。

  矩州何时变成贵州,我们只能从《宋史》的零星记载中搜寻蛛丝马迹,宋代的矩州并不安静,水东、水西两大土司集团都曾使用过武力占有过矩州,最终水东宋氏占有此地,并在南宋嘉定三年(1210)获得南宋王朝的认可,首领宋永高受封为“贵州经略安抚使”。但是他这个贵州经略安抚使并未明确记录在《宋史》里,只在《职方典》里有记录,也就是说“贵州”作为矩州的新名,并未被正史所接受,不过这个时候可以看成是矩州改称为贵州的开端,而非在北宋初,没多久宋永高的经略安抚使一职又被改为“大万谷落”总管。南宋宁宗皇帝敕封水东宋永高为“贵州经略安抚使”,这表面上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上“贵州”这一名称别的城市早在576年前就已在使用了,这座先叫“贵州”的城市就是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贵港市,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在郁林郡设贵州,之所以称为贵州,乃是其城北十里有“宜贵山”(今称平天山)。上述田祐恭出任“贵州防御使”这一职位,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指的是广西的“贵州”,而非今天的贵阳。但好在宋永高有明确占据矩州的记载,所以他这个“经略安抚使”可以肯定不是任职于广西的“贵州”,而是今天的贵阳。

  暂且不论民间如何流行起“贵州”这个称呼的,但是至少在元代改“贵州”为顺元城之前人们已经开始这样称呼了,所以才有元代的范汇在《八番顺元宣慰题名记》中写道:“八番顺元,相传为夜郎牂牁之表,殆古鬼方之境,蛮僚种落杂处,叛服不常。入我国家,军徇其地,诸部悉归顺,始置宣慰使都元帅府总戎以镇之,更贵州为顺元。”这至少说明“贵州”这个称呼,在元代之前是存在的。但是可以推知的是,宋代即已用“贵州”称呼今天的贵阳。

  由此可见,民间的传说里,这个“贵州”是因毕节人普贵归附宋朝而被喊出来的名称,但实际因何而起,并无确切的记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贵州”这个称呼形成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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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九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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