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其实在反思：我们是否要对彼此这样冷酷刻薄？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新闻实验室发起人）

2021年1月1日，我怀着“烧头炷香”的心情，打开了一家著名的中国研究学术期刊的投稿后台，提交了自己的一篇论文。

如我所愿，提交之后收到的确认邮件说，我的投稿编号为2021-0001，的确是今年该刊收到的第一篇稿件。

作为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我是一个从不求神拜佛的人，对大年初一烧头香的行为甚至有些嗤之以鼻。但是，在残酷的论文发表竞赛中，我竟然也“迷信”了起来，认为第一个投稿的人应该会获得一些好运气。

我是从2019年秋天开始在香港的一所高校担任助理教授的。香港的学术体制大量借鉴自美国，其中最核心的一项就是所谓“tenure-track（教授轨道）”制度。一名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开启教职的老师，先在助理教授的职位上工作6年，期间如果能发表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论文，能申请到课题经费，且能获得较好的教学评价，就可以晋升副教授，晋升之后理论上直到退休之前都是“铁饭碗”；而如果在这6年期间没有足够的发表，就只能卷铺盖走人了。

决定是升职还是走人的最关键因素，就是论文发表，所以学术界又有“publish or perish”的说法，直译过来就是“不发表就毁灭”、“不发表就完蛋”。有人觉得这样的翻译过于恐怖，仿佛不能发表论文的人，从肉体上也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于是建议翻译成“不发表就出局”。

但是，对于一个花了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获得博士学位，又花了六年时间在助理教授的职位上辛苦打拼的人而言，“出局”这个词的恐怖程度并不比“毁灭”低太多。

那么，如何获得更多的发表呢？这又是一件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事情。理论上说，当然是更努力、花更多的时间在其中，就会有更好的结果。但是，真实的过程远没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简单。你的一篇论文是否被学术期刊接受，往往只是三四个同行、甚至是期刊主编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远不像理工科那样标准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趣味和好恶。所以，你的投稿被送到不同的审稿人、不同的主编手中，可能会获得很不相同的命运。在极端情况下，同样水准的两份期刊、同样份量的两位审稿人，也会对一篇文章给出非常不同的评价。

对于缺乏经验和人脉的学术新人来说，论文投稿的历程像是摸黑前行，难免跌跌撞撞，甚至失足滑倒、撞个头破血流。

当一个人越无助的时候，就越容易“迷信”。所以，那些突然遭遇大病、事故等不幸的人，那些在生活中缺乏资源支持的人，更可能求助于神明，从超自然的力量中寻求安慰。

我想，进入助理教授生涯第三年的我，也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无力感吧。我无力掌握一篇论文投稿出去之后的命运，于是想用“2021-0001”这样的编号获取一些好运。

而这个世界也没有给人太多安慰。这场似乎一直看不到尽头的疫情，让所有人的无力感都增添了几分。个体的健康、移动的自由、世界的开放，似乎都只能听天由命了。

在香港书展

2021-0001号投稿提交之后，我几乎每天都登陆后台查询稿件进展，然而网页上显示的消息一直是：等待处理中。也就是说，稿件都还没有被人看过，更没有被送到匿名审稿人那里去。

在焦急之中等待了一个月之后，2月3日，我终于收到了编辑部的邮件：“我们很遗憾地通知你，我们无法发表你的这篇投稿。”

在学术界，这种拒稿被称为“desk rejection”，意思是，稿件刚摆上主编的桌子，就被直接退回了。主编觉得，这篇稿件实在是太差，或者是太不合适，根本没有必要把稿子送到审稿人的手上了，不如直接毙掉。

我收到的邮件里面没有给出任何拒稿的理由，不知道是太差、太不合适还是其他原因。我有些不甘心，于是回复邮件：不知能否对我的论文给出一些具体的批评意见？

我没有收到回应。也许他们收到的投稿实在太多了，但我也知道，一些更为热门的期刊，在给出desk rejection的时候也会说明一两句理由。我想，这是对作为学术界同行的投稿者的一种尊重。

显然，我的“头柱香”并没有带来好运气，2021-0001号投稿也会收到惨淡的、不给任何理由的desk rejection。

待心情平复之后，2月中旬，我将这篇论文投给了另一家相同水准的中国研究期刊，期待这次起码能通过主编这一关，被放到审稿人的面前。

然而，3月上旬，噩耗再次传来：我又收到了desk rejection。

如果说收到第一封拒信的时候，我还觉得可能是主编的口味不太对路，那么这第二封拒信似乎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这篇论文可能真的是很差吧，不然为什么两家期刊的主编都看不上它？

祸不单行——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又因为另外两篇论文投稿而连续收到4封desk rejection。也就是说，整个2021年上半年，我一共收到了6次最惨淡、也颇具羞辱性的拒稿通知。

我想起一张漫画：一个人请同伴修改自己的论文，把论文里面有问题的、愚蠢的句子用记号笔高亮出来。同伴看了一阵子之后，决定用记号笔把那个人的脸上涂满颜色——有问题的不是论文里面的个别句子或段落，这个人整个都是愚蠢的。

平均每个月被主编拒稿一次的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小丑竟是我自己？也许我之前的发表全凭运气，今后再也发不出文章了，是不是只能等着出局或毁灭了？

5月底，又有一个糟糕的消息传来：学院一名已经退学的博士生，在家乡自杀了。抑郁症、生活压力、性格因素、退学的挫败感、疫情下的孤独感、小城镇缺乏心理援助资源……很难说清哪些是悲剧发生的原因。每个听说这个消息的人，都不免结合自己的经历做出猜测，学术圈中人更是有物伤其类的感觉——这真的是一个艰难而残酷的行业。

我想起自己读博期间的一位同学，他因为抑郁问题，在毕业论文写作的最后关头无法坚持下去，只好选择退学。我翻出他的微信，发现早已改名；给他发去问候的消息，发现已经被删除了好友。

我非常理解他的选择，希望他已经在新的行业里获得了安定的生活。

从2019年底开始，人类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隧道，看不到尽头，甚至看不清身边。

长长的黑暗会让人丧失对时间的感觉，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前进还是后退，抑或只是原地踏步。到了年底，很多人都惊叹：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居然已经在疫情中生活两年了！

虽然压抑和绝望，但要走出这个漫长的隧道，方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继续向前走。即便磕磕碰碰，即便不知道隧道尽头在哪里，即便丧失了参照物，即便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也不要停下脚步。

我把那篇”烧头柱香“失败的投稿发给了一位朋友，请她提供了一些反馈意见。然后，在略作修改之后，我硬着头皮把它又投给了另一家中国研究期刊。这家期刊与前两家拒掉我的期刊也是同一水平，所以，如果再收到一次desk rejection，我也不会觉得意外，但我想起若干年前一位教授的教导：不要被拒稿信吓倒，一个个去尝试，总能找到合适的期刊把文章发表出来。于是，我心一横：试试就试试，大不了再收集一封拒信就是了。

7月的时候，令人惊喜的消息传来：主编邀请我修改这篇投稿，并附上了2名匿名审稿人和3名编辑的修改意见。尽管意见长达5页纸，看着让人头皮发麻，但这依然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一次终于没有被拒稿，而且获得了认真的对待和修改后发表的机会。

这篇稿件的命运否极泰来，我在提交了修改版之后，获得了主编的赞誉，并被迅速接受发表。主编甚至逐字逐句帮我做了文稿校对和语言润色。12月的时候，论文的电子版已经发表在了期刊网站上，纸质版将会在2022年1月出版的期刊上出现。也就是说，2021年烧的“头柱香”虽然没有显灵，但这篇论文在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命运之后，也有了一个完美的归宿。

至于另两篇在今年上半年收到desk rejection的论文投稿，它们的命运各异。其中一篇已经被一份定位很适合、但影响因子不算拔尖的期刊接受，而另一篇则在另一份顶尖期刊经历了修改后再提交之后，被主编和审稿人以“修改并不令人满意”为由拒稿，我还在为它寻找新的期刊投出去。

如果以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观察，无论是最糟糕还是最顺利的经历都只是例外，更多时候，我们的日常总是喜忧参半的。没有什么魔法，也不太可能有神明的庇护——在经历了这一年之后，我想我再也不会刻意在1月1日投稿了。投稿的日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继续向前走。

新亚书院给老师的小礼物

而前进的路上不能少了守望互助的力量。退学博士生自杀的消息传来之后，学院邀请在读的博士生和部分老师围坐在一起，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大家的共识是，我们需要更紧密的共同体，更强大的支持网络。

从下半年开始，我在学院里面组织了一个每周的研究小组会议，让有相似研究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在一起交流，这既是为了探讨学术，也是为了增加过去两年中极度匮乏的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在10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我介绍了自己那篇论文曲折的投稿经历。有博士生说，自己刚收到一封desk rejection，在听了我的讲述之后感觉好多了。也有人说，此前也听院长说过自己仍然在被拒稿，于是也能更坦然地接受自己收到的拒信了。

整个学术界其实也在反思：我们是否真的要对彼此这样冷酷甚至刻薄？如今默认的论文审稿规范是，尽力挑出稿件的问题。这样当然有助于维持刊发的论文质量，但也会带来太多不必要的负面评价。一些新的、更具创新型的学术期刊已经在尝试：能否将审稿过程从挑错和批评，变成帮助投稿者改进和提升？能否将刻薄的语气和冰冷的态度，变成关怀和尊重？

毕竟，这个世界已经足够冷酷，而我们又处在一个看不见尽头的隧道之中。要走出黑暗，我们只有挽起手来，不要停下脚步。

在毕业典礼和学生合影，手持“Happy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