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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刀之夜的前夜 作者：罗伯特·格瓦特 “这些协管员带来的后果是，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很快就渗透了德国社会，制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互相谴责的气氛。” 本文摘自《海德里希传》。全文4800字，可在十分钟内读完。  海德里希回到了慕尼黑，在那里——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一个月之后——纳粹的接管终于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讽刺的是，德国的第二大州，纳粹主义原本的诞生地巴伐利亚，是最后一个被纳粹控制的州。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曾被用于打击激进左派和右派极端分子的巴伐利亚政治警察，被交给了二十九岁的海德里希。他快速地运用新得到的权力将该部门转变成了一个有效的恐怖工具，来对付纳粹革命真正的和假想的敌人。 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庇护下，在巴伐利亚发生的逮捕规模从比例上讲甚至比在普鲁士的还要高。3月9日过后旋即进行的第一波抓捕浪潮集中于纳粹政权真正的和假想的敌人，他们中的多数是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和工会官员——到4月有大约一万人。在那些被捕的人中，显然也有很多犹太人。对那些经常是专断的逮捕的反抗遭到了暴力的打压。在海德里希被任命为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头目之后一天，即3月10日，一个名叫迈克·西格尔的律师因为他的一个犹太客户遭到慕尼黑警察的逮捕而发起投诉，就由此遭遇了这样的暴力打压。西格尔被党卫军辅助警察狠狠地殴打，并被迫在城市游街，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我再也不投诉警察了。” 参加完希姆莱在巴伐利亚的家中举办的生日聚会后，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私人副官卡尔·沃尔夫准备乘车离开 作为将巴伐利亚政治警察重建成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可靠的有效镇压工具的一部分，海德里希广泛地运用了一种被称为保护性拘留的新恐怖工具，即可能是无限期、不受司法监管地将人监禁在新设立的集中营里，在那里，新政权真正的或假想的敌人受到了任意和无节制的恐吓。 3月中旬，一处在达豪——一个位于慕尼黑西北十六公里的小镇——的废弃弹药工厂就已经被改造了，它将成为用于保护性拘留囚犯的几个最臭名昭著的早期集中营之一。在海德里希就任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头目的第二日，达豪的控制权被移交给了党卫军（之前控制权是在普通警察的手中），党卫军立即就开始进行狂欢一般的暴力行动。很多囚犯由于受到虐待和随机射杀而丧生。达豪这个令人恐惧的名字，很快就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威慑，成了可怕却又大多没被说出口的，人们所了解或假想的在集中营高墙之内所发生事件的代名词。 著名的“劳动带来自由”，前几年还被盗过 在遭到海德里希迫害的第一波巴伐利亚受害者当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曼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不久便前往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游历。他仔细地观察着德国戏剧般的政治局势发展状况，决定再在国外逗留一段时间，直到国内的形势稳定下来。作为一个非犹太人、自由派保守党，他应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曾在不少公开演说和文章中攻击过纳粹，于是明智地决定要小心行事。4月末，他在慕尼黑的房子被海德里希的政治警察突击了。他的汽车、银行账户和私人财产都被充公。 6月12日，海德里希做得更出格了。在写给州长冯·埃普的信中，他要求道，一旦曼回到慕尼黑，他就该在达豪接受保护性拘留，因为这个作家是“一个国家运动的敌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作为证据，海德里希声称曼曾经要求赦免所有1918年的革命者。他还坚持道，曼的伟大著作《魔山》（1924）包含一段有关犹太祭祀的“光荣篇章”。总而言之，海德里希得出结论，这个作者的“非日耳曼、反纳粹、马克思主义和对犹太人友好的态度，构成了判处托马斯·曼保护性拘留的理由。由于被告的缺席，这个判决尚不能执行。但是，遵照各部的命令，他所有的财产都要充公”。当埃普询问是哪些部门授权这么做时，海德里希没有做出答复。至此，党卫军已经在巴伐利亚发展成了一支在大体上是自治的队伍。在那之后不久，海德里希在申请剥夺曼的德国国籍时使用了相同的理由。1936年，在这位保安局总指挥重新提出申请之后，这项程序执行完毕。曼和海德里希将永远不会碰面，但一直都对对方怀有深深的敌意。在1942年海德里希遇刺之后，曼正是最先在英国广播公司上发表讣告的人之一，他谴责道，海德里希是希特勒最为骇人的心腹之一。 早早跑路的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的案例，在纳粹的迫害活动中并不典型。和很多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的中等级别官员不一样，曼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而且他在国际上享有足够的名气，可以在流亡时不受太大影响，继续他的事业。但在同时，曼的案例在以下这两个方面又是典型的，即对被归类为非日耳曼作家与日俱增的迫害，以及为了纳入定义越来越宽泛的敌对团体而逐渐扩张的恐怖行为。比方说，在巴伐利亚，在1933年3月至6月期间被捕的五千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士，但纳粹所针对的团体的范围很快就扩大了。6月，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下令抓捕保守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的领袖人物，目的是强迫该党解体。在巴伐利亚人民党解体、该党要员被释放后，截至1933年8月，巴伐利亚仍有3965人处于保护性拘留中，其中有2420人被关押在达豪。一年以后，1934年6月，这个数字进一步减少——2204人被党卫军拘留，其中超过半数的人是在达豪。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在巴伐利亚创造了一个有效的恐怖体系。临近1933年年末，他们又有了更大的野心，开始想要在巴伐利亚以外控制其他州的政治警察组织。德国是个联邦制的国家，在每个州都有独立的、规模不尽相同的政治警察队伍，想要控制这些不同的政治警察队伍，这需要耐心和战略技巧。在1933年秋季至1934年夏季期间，多数州的政治警察都逐渐被划归到党卫军的控制下。在这个过程中，希姆莱很好地运用了他的谈判技巧，以及他和当地纳粹领导人的私交，他把他信任的同盟安插在各州政治警察队伍的关键位置上。在德国，大多数州的政治警察分支都微不足道，它们逐渐被党卫军接管这一点，并没有怎么吸引党卫军政敌们的注意力。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党卫军被普遍认为是对纳粹党领导层负责的、有纪律的精英组织。党卫军在巴伐利亚既高效又悄无声息地对抗政治对手，他们的成功在当时已被看作整个德国的模范。相比让希特勒的保守派联盟感到排斥的无组织的，常常是随性爆发的冲锋队暴力行动，党卫军的成功更受青睐。 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德国秩序警察主管库尔特·达吕格在狩猎 截至1934年夏天，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已经将德国大部分州的政治警察机构纳入他们的管理之下，但是，最大且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个州——普鲁士，仍然不在他们能企及的范围之内。任何掌握普鲁士警察控制权的尝试，都会被认为是对强大的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的直接挑战。戈林本人领导着普鲁士政治警察——盖世太保。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二人都非常清楚，他们是没有实力赢得那场竞赛的。 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没有轻易退缩。在他们追求对盖世太保的控制权的过程中，他们得益于如下情况：戈林于1933年2月让冲锋队成为辅警部队；而冲锋队专断的暴力行为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可能会破坏纳粹党和州的权威。这不但激怒了纳粹的保守派联盟，也激怒了很大一部分德国民众。尽管戈林不情愿将自己的任何权力割让给希姆莱，但他还是开始认为，党卫军是能被用来牵制住比它大得多的对手——冲锋队——的唯一合适工具。于是，他给政治警察下令，辅助警察只能由党卫军成员来担当，并且他还决定，盖世太保中新的职位应该严格保留给党卫军成员。 1934年4月，戈林和希姆莱会面讨论了普鲁士政治警察的未来。希姆莱说服戈林，他会继续在总体上控制盖世太保，而且党卫军永远不会威胁到他的权威。在确保了他对大局的控制后，戈林正式将希姆莱任命为盖世太保的代理局长。虽然在台面上希姆莱仍然受到戈林的监督，但对德国所有政治警察的控制权现在已落到最为激进的纳粹党组织——党卫军的手中。尽管戈林最初表示反对，但海德里希还是由于希姆莱的关系而升迁了：1934年4月22日，他搬回柏林来担任盖世太保办公室执行主管的新职位，同时他也保留了作为保安局局长的职务。 海德里希在戈林的生日招待会上 在获得盖世太保的控制权之后，海德里希立即就将他信任的员工，包括海因里希·缪勒、弗朗茨·约瑟夫·胡贝尔和约瑟夫·梅辛格，从巴伐利亚政治警察调到了盖世太保位于柏林的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的总部。这里原来是一所地处德国政府区心脏部位的工艺美术学校，这个区域将会变成纳粹恐怖国家的同义词。当海德里希于1934年4月接管普鲁士盖世太保时，他也一并继承了其规模庞大的官僚机构，其中包含约七百名处在柏林总部的官员和职员，除此之外还有约一千名职员分布在普鲁士境内各地的盖世太保地方分支。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这些职员的数量会上升到约七千名，其中大多数都是出外勤的官员。有四分之三纳粹德国政治警察的雇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经在不同的分支工作过；另有5%的雇员来自其他国家机构。仅有20%的人是新招募的，他们中的多数是纳粹党的成员或是支持者。除此之外，政治警察可以调用一支或是有偿或是无偿的线人大军，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前都是纳粹主义的敌人，通过监视从前的伙伴而赎回了自己的自由，还有些是被称作街区协管员的人，他们通常是纳粹的同情者和公寓楼的管理员。截至1935年，已有不少于二十万名街区协管员，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负责对四十至六十户家庭进行政治监视。 正如驻纳粹德国的美国记者霍华德·史密斯所评论的，这些协管员带来的后果是，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很快就渗透了德国社会，制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互相谴责的气氛：“当时的神句就是，'我要让你被抓起来，你这个鲁莽的年轻人’，还有，'我有个在党内陆位很高的朋友，他会教训教训你的！’他们就像小孩子扬言说要'叫我爸来，他可比你爸壮’一样。” 希姆莱、海德里希与盖世太保主管海因里希·缪勒。缪勒在长刀之夜后大显身手，战争结束之际下落成谜 然而，那个德国社会自我监督的传统形象却是夸大其词。第三帝国的人口中只有微小的一部分是自愿给盖世太保提供信息的。对某些“罪行”的揭发，像是“种族亵渎”（即和犹太人发生性关系）或是开政治玩笑，要比对政敌的揭发常见得多。从绝对数量来看，揭发的案例少之又少。比方说，在利珀这个拥有十七万六千人口的州，一年当中仅有三至五十一起揭发案例，而且揭发者中有很高的比例都是纳粹党成员。即使是在纳粹德国的首都，政治监视的密度也一直惊人地稀疏。盖世太保成员的数量从未超过八百名官员和探员。在一个有四百五十万居民的城市，这就相当于五千六百名柏林人才对应不到一名探员。 然而，尽管盖世太保从来都不是一个巨型的组织，但它却有意识地创造了一种恐怖和怀疑的气氛。海德里希积极地为这种气氛做着贡献：他在报刊文章和公开演讲中将盖世太保描绘成一个无处不在，让国家的敌人感到心惊胆战的组织，同时又暗示“诚实的公民”并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这种描述并没有反映出盖世太保的真正实力，但还是成功地构建了这样一种情形：公民因为畏惧盖世太保的影响范围而克制自己不去犯下“罪行”。 作者: [德国]罗伯特·格瓦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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