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活捉国军一悍将，惊动刘、陈二元帅专程探望，后来为何让他当厅长

国民党川军悍将郭勋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他和红军多次生死恶战，却又和我军高级将领渊源很深，还冒险救过陈毅。

他曾经抵抗中央红军最强领导集体指挥的攻击，却又在后来追击红军途中出工不出力。

他在抗战时支援新四军装备，让老蒋大为光火，却又在解放战争时，据险抵抗中野大军的猛攻。

他官至国军绥靖区副司令，和解放军作战时被俘虏，却不仅没有被送到战犯营改造，反而受到我军的高规格对待，两位开国元帅刘伯承和陈毅亲自前往看望，建国后，还让他担任了厅级重要领导岗位。

郭勋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有什么样的本事，能让我军对他另眼相看？

下面，我为您详细分析。

一、我军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恶战。

1935年，郭勋祺任川军教导第三旅旅长。根据刘湘的命令，由郭勋祺统一指挥教导第三旅，独立第四旅，模范第三旅。

遵义会议后，为建立川陕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在习水县土城镇以东，集中优势兵力击溃尾追之敌。这就是土城战役。

这场战役，是遵义会议确定毛主席领导地位后，由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一场极其重要的战役。

直接或间接指挥、参与这场战役的我军领导人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杨尚昆，以及共和国的7位开国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

此外，陈赓、宋任穷、耿飚、张爱萍、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等至少一百余名开国将军，都参加了这场战役。

这场战役的主要对手，国军的主要指挥官，就是郭勋祺。

郭勋祺因此而有幸和这么多伟人、名将交手。

当时，中央红军的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调集大军约40万人，企图把中央红军的37000多人，一举在乌江西北围歼。

面对这种险恶局势，毛主席决定红军向北转移，在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伺机渡江北上。

土城素有“黔北重镇”之称，赤水河穿境而过，是赤水东岸的重要渡口，周围崇山峻岭，水流湍急，有公路连接川黔各县，是红军北上入川的必经之路。

根据我军获取的情报，得知国军尾追之敌为郭勋祺部4个团（实际有6个团的兵力）。中央红军决定：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先把当面之敌吃掉，之后，再伺机消灭增援的敌人。便于红军下一步的转移。

“今日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

据战前估计，参战敌军4个团，大约5000多人，而中央红军除去中央机关、后勤人员，可以有两万多人参战，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如果事先占据有利地形，是完全有可能把这股敌人全歼的。

战役开始后，才发现情报有误。郭勋祺部总兵力达到了6个团，一万余人，且装备精良、战斗力非常强。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状态，歼灭战变成了消耗战，敌我双方伤亡巨大。

但这种消耗战，显然不是中央红军所希望看到的。

打到最危急的时刻，红军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到了第一线。

之后，毛主席决定，把军委的干部团也调上去反冲锋！

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一阵猛冲猛打，后来，在林彪第一军团的回援下，才稳住了阵脚。

毛主席用望远镜观看了作战经过，说：

“打得好！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情况更严重的是：川军的后续部队正紧急赶往增援。

在付出重大伤亡后，鉴于国民党各路增援部队正从周围赶来，毛主席召集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开会，一致认为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已不能实现。

毛主席命令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转移到国民党防守空虚的川滇黔交界处扎西地区，跳出了包围圈。

据当时军委作战参谋孔石泉回忆：

“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郭勋祺一举击退了中央红军的进攻！

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极为罕见的“胜利”，郭勋祺因功升任模范师师长。

土城之战，我军虽然付出了重大伤亡，没有达到预期的战役目的，但从整个战略层面上来讲，中央红军由此变被动为主动，得以轻装上阵，最终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为今后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正是由于土城之战，才有了之后红军四渡赤水的神来之作。毛主席后来总结说：

“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郭勋祺也曾是思想进步的青年。

郭勋祺虽然和我军进行了一场恶战，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他对共产党军队的态度，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他从一开始的力求自保，到后来主动和我军合作，最后思想上变为亲共。

郭勋祺在国民党军官中，很早就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属于比较开明的军人。

1925年8月，30岁的青年郭勋祺参加了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的活动，在此期间，他认识了许多共产党人，比如杨尚昆的哥哥杨闇公，以及李筱亭、肖华清、周钦岳等人，接受了进步思想。此外他和刘伯承、陈毅相识，多次会见过刘伯承、陈毅，思想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抗战期间，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曾经采访过郭勋祺，并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

“（郭勋祺）是一个最为进步，头脑开明，具有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军人……。我们彻夜交谈，不像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像军人和老百姓，而是两个追求自由、进步和新的自由的朋友之间的谈话，我又一次体察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见识超群的爱国志士。”

三、追击红军出工不出力。

蒋介石命令川军消灭中央红军，川军并没有打算和红军死拼、更不想让蒋介石渔翁得利。他们的目的主要还是自保，不让红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刘湘曾经单独对郭勋祺面授机宜：

假如没有共产党，我们早就被老蒋吃掉了……，眼前乃蒋强共弱，存共于我有利！……你率三旅入黔，完全是应付差事，除非红军北渡长江，只准虚张声势进行牵制。如果红军真系借路，则千万不可斗硬堵截，只要能掩得住中央的耳目就行了。”

因此，土城之战后，当郭勋祺得知红军主力已经放弃进入四川，渡至赤水河对岸时，郭勋祺就下令休整部队，停止追击。

之后，他率领部队始终和中央红军相隔一天左右的路程，一旦发现红军有再次进入四川的苗头，他就命令部队上前靠近一点，一旦发现红军可能前往云南、贵州，他就命令部队放慢脚步，红军进入云南后，他就不再追击。

四、坐实“通共”。

郭勋祺和刘伯承、陈毅有旧交。早年他和陈毅在一起踢过足球。

1927年3月31日，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召开群众集会抗议，在通远门打枪坝，组织了“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声势浩大的“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活动。

蒋介石指使刘湘屠杀集会群众，打死打伤2000余人，史称三·三一惨案。之后到处搜捕共产党人。

当时，陈毅也在重庆，情况非常危险。郭勋祺把他带到家中保护起来。后来，又给他买了去武汉的日本客轮头等舱船票，并派亲信秘密把他送到了码头。

抗战开始后，郭勋祺于1938年升任五十军军长，他的军部和新四军军部云岭相隔只有五十公里，这么一来他和新四军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当时陈毅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两人之间由此来往更加密切了。

郭沫若曾经专门写给了一首诗送给他：

“山河破碎不须忧，收复二京赖我辈。此去江南风景好，相逢应是在扬州。”

郭勋祺这个人既讲民族大义，也非常讲朋友义气。抗战开始后，他经常和新四军协同作战，打击日寇。并且专门请新四军三支队参谋长赵凌波到五十军讲解游击战术。

有一次，他接到蒋介石的防共密电，对蒋介石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心中非常不满，居然把这份绝密文件，给新四军的敌工部长夏育群看，提醒新四军做好准备。此事后来被人告密。

一九三八年，在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下,由"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出面，组织了“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到前线为部队开展演出等活动。

《新华日报》为出专门发表题为“艰苦奋斗的四川女健儿”的文章，对服务团进行宣传进行宣传和赞扬，邓颖超和陈毅都接见过她们，并要求她们开展对川军的统战工作。

妇女战地服务团和新四军关系密切，郭勋祺却仍然邀请她们到部队进行演出，由此被CC分子俞维华告密，蒋介石得知后非常不满，郭勋祺出于压力，出资遣散了服务团。

最让蒋介石无法容忍的是，郭勋祺曾经给过新四军大量装备。他虽然没有卫立煌那么慷慨，但在当时，这些装备对新四军也是雪中送炭。

卫立煌将军曾经资助八路军，为人们所熟知。抗战初期，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卫立煌曾经给过八路军大批的武器、食品、服装等。如1938年卫立煌一次性调拨了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给八路军。正因如此，蒋介石对卫立煌很不信任。

也是在1938年春，郭勋祺和日军116师团作战，当时新四军第三支队给予了配合，为此，郭勋祺专门给三支队调拨了三万发子弹、1000套军装。

郭勋祺给新四军这么多装备，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他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杂牌军的军长，本身自己过的也是穷日子、紧日子，自己部队的装备也严重不足，蒋介石装备总是优先发给他的中央军嫡系，因此，他和卫立煌司令长官的地位无法相比，他能给新四军这么多弹药，已经是一种非常慷慨的行为。

资助新四军装备，这是令蒋介石最无法忍受的行为。

但当时毕竟是国共合作，蒋介石也不好以此治他的罪。1939年冬，蒋介石借口“作战不力”撤去郭勋祺军职，让他到重庆进入陆军大学学习。

郭勋祺被撤职之后，叹息说：

“我一片抗日救国的雄心，就这样被无辜断送了。”

五、蒋介石又一次失败的人事调整。

1948年1月，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委任特工出生的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守卫襄樊。

任命康泽担任如此重要职务，说明蒋介石是真的没有人用了。

康泽虽然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但他一直没有带兵打过仗，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根本就没有作战经验，现在蒋介石居然让他去担任独当一面的绥靖区司令官，说明蒋介石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蒋介石之所以把这么一个重要岗位，让康泽去担任，是因为康泽是他的心腹嫡系，而襄阳、樊城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委派别人去，他实在是放心不下。

但是康泽不会打仗，蒋介石就起用郭勋祺为十五绥靖区副司令，辅佐康泽守襄樊。

蒋介石的想法是：康泽靠得住，郭勋祺会打仗，让他们配合，可以发挥各自的特长，郭勋祺就算有二心，也翻不了天。

应当说，这是蒋介石又一次失败的人事任命。

蒋介石的这种用人方法是完全失败的。当然，他可能也有他的理由。

康泽和郭勋祺，一个是嫡系，一个是杂牌，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很好的配合，彼此不互相拆台就万幸了。所以襄樊之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国民党军必然失败。

襄樊战役是解放军“十大城市攻坚战”之一，历时十五天就结束了，共歼灭国民党军2.1万人。解放了襄阳、樊城、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等地。

襄樊战役是在豫东战役之后开始的。

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发起豫东战役，攻击河南省会开封。中原野战军为配合华野作战，调主力阻击国军张轸兵团和胡琏整编18军北援开封。

中原野战军同时命令六纵在唐河地区待命，既可以驰援平汉线，也可以攻击襄阳。

1948年6月21日，开封被攻下后，豫东、平汉线之战已经把国民党军主力完全吸走，襄阳之敌孤立无援。

根据中原野战军首长命令，中野六纵及桐柏军区主力、陕南十二旅等部队抓住战机，立即发起了襄樊战役。

蒋介石一开始以为襄樊城池坚固，我军不会立即进攻，等到大军攻城时，蒋介石想调取援军已经来不及了。

解放军在蒋介石完全意想不到的时机，完成了对襄樊的包围，这注定是致命一击。

刘伯承曾经笑着比喻这场战役：

“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的方法。”

襄樊的守军，不仅完全等不到援军，城里的两位正副主官，互相不信任，郭勋祺其实早就有了投共的打算，出工不出力。

而康泽早就怀疑郭勋祺通共，明明自己不懂军事，却不敢听从郭勋祺的建议，非要亲自调动军队，把自己的软肋留给了王近山的进攻部队，再加上蒋介石特别喜欢遥控指挥，造成国民党军部署极为混乱，襄樊很快被攻克。

六、回四川策反。

康泽和郭勋祺被解放军活捉。

刘伯承听说后，电令王近山把他带到河南中原军区政治部。郭勋祺回电刘邓及“仲弘兄”，译电员不知仲弘兄是谁。华野司令员陈毅正好也在中原局，陈毅笑道：“仲弘，陈毅也，陈毅，字仲弘。”

路途中，同样是被解放军俘虏，待遇却完全不同。康泽被押解坐着囚车，而郭勋祺却有解放军战士专门照顾，并特准他骑马。

郭勋祺到了之后，刘伯承、陈毅和中野副政委张际春等一行人特地到他的住处看望。一见面，陈毅老远就大叫：

“你呀你，大炮没长眼睛，怎么跑襄樊去了？”

郭勋祺紧紧握着陈毅的手，十分激动，却不知说什么好。他对自己在战场上对抗人民解放军感到非常惭愧。

双方互相叙旧，谈到抗战期间因为“通共”被撤职，郭勋祺说：

“当时我就很气愤，当即就想把部队交给你们，为此专门派人去找过项英副军长联络，但是被拒绝了。我至今还有怨气。”

陈毅笑道：

“那个时候怎么行，大局是统一抗战，还没有破裂，还是统一战线嘛，还没有撕破脸皮，如果当时我们接受了，就要在政治上犯大错误，蒋介石就会说我们不抗日，专门挖墙脚。翼之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要再怄气了。”

过了十几天，郭勋祺请求允许他回四川搞策反：

“（四川）我旧友多，关系多，现身说法应该没问题。也好为解放做点贡献。”

经研究，中野同意了他的请求。

但郭勋祺在回四川途中，被十三绥靖区王凌云部截住，辗转送到南京软禁。一直到1949年年初，解除软禁回到成都，他才能开展策反工作，他联合国民党军川军将领，成立了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自己担任司令员。

他为促成和平解放成都作出了贡献。建国后，先后担任过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四川省体委副主任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