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园策府》考论(全文)

gudian386 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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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兔园策府》是流行于唐宋时期的一部蒙书，之后亡佚。除此前学者发现的4件残片外，尚有一件未定名俄藏敦煌文献也应为《兔园策府》残片。据《杜嗣先墓志》和其他史料记载可知，《兔园策府》的作者当为杜嗣先，成书年代约在龙朔二年（662）至麟德元年（664）之间，当时存在30卷和10卷两种本子。《兔园策府》的性质是高级阶段的童蒙教育用书，它反映了唐代童蒙教育教材为科举服务的特征和童蒙教育的应试性倾向。

关键词：《兔园策府》；作者；卷数；成书年代；童蒙教育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4-0093-08

《兔园策府》是一部记述自然社会名物、人文仪礼和政事征讨的综合性蒙书。该书在唐宋时期流传甚广，之后亡佚。宋代以来虽有史志著录，但记载各不相同。敦煌写卷面世以后，从中发现的若干《兔园策府》残片，经拼凑为完整的序文及卷一部分，约占原书十分之一，由此可以大致窥见原书体制。此书模仿常科试策，以问答体四六骈文的形式，引经史为注，训示古今之事，分为四十八门。该书对研究唐代的童蒙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自敦煌写卷发现后，罗振玉、王国维、王三庆、郭长城、周丕显、汪泛舟、郑阿财、朱凤玉等学者纷纷撰写论著发表见解，使《兔园策府》的研究得以不断深入，但也出现了歧见纷出的现象。由于又有新材料的发现，从而使此前对该书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入的空间，也为上述论著中争端的解决提供了可能①。因此，笔者不揣谫陋，尝试对该书再做讨论。

一书题定名

《兔园策府》在古籍载录中又作《兔园策》、《兔园册府》、《兔园册》、《兔园册子》。书题中“兔园”一词与汉梁孝王兔园之典有关。盖因唐太宗第七子蒋王李恽曾徙任梁州，而该书作者又为蒋王僚佐，故名。而“策”和“册”古时虽通用，但也有记载说明可做两解。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载：“《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1]可见，此“策”乃是缘于该书形式上仿照科举策问所作而来。清人张岱《夜航船》“兔园册”条曰：“汉梁孝王有圃名兔园，李王卒，太后哀慕之。景帝以其园令民耕种，乃置官守，籍其租税以供祭祀。其簿籍皆俚语之故，乡俗所诵曰兔园册。”[2]看来，《兔园册》是用俚语记录兔园租税的账册。以上二解均自成其说，所幸敦煌写卷提供了有力证明。首先，敦煌写卷中通篇用“策”。S.614尾题“兔园策第一”，S.1772尾题“兔园策府卷第二”，P.2573首题“兔园策府卷第一杜嗣先奉教撰”；其次，敦煌写卷中，卷一部分经过拼凑成为完璧，其形式是仿科举考试策问，以问对形式书写且为四六骈文[3]。由此可见，“册”和“策”之争应据敦煌文献定为“策”，此书应名为《兔园策府》。而敦煌文献中出现的一处《兔园策》的记载，当是《兔园策府》简称之故。

二敦煌写卷及历代著录

关于《兔园策府》的敦煌写卷，学界多认为是4件。如台湾学者郭长城《敦煌本兔园策府叙录》说：“王氏跋文所指为伯二五七三卷，今新发现的尚有斯六一四、一八六、一七二二等卷。”[4]刘进宝《敦煌本〈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也说：“敦煌本《兔园策府》保存在S.614、S.1086、S.1772和P.2573中。”[5]屈直敏《敦煌本兔园策府考辨》沿用此说[6]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也认为今所得见的《兔园策府》敦煌写本是4件，书中著录残卷编号与此前学者述及相同[3]264。这4件写卷的形制和内容《敦煌蒙书研究》一书记叙甚详，兹不赘述。为下文论述方便起见，仅将各件写卷中关涉本文讨论的一些内容摘录如下：

S.614：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起“精，则桂林之响发。自周征造士，汉”，讫“襁负满于康庄，鸡犬闻于郊境”。尾题“兔园策第一”。题记：“巳年四月六日学生索广翼写了。”卷背有“都卢八卷大”及 “索翼进园策府”。

S.1086：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起“言，推寻而罕就”，讫“圣上以飞天御历，扩地开家”。随正文有双行小字夹注。

S.1772：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正面为《毛诗·国风·周南》残卷。背面为《兔园策府》残卷，起“一戎，先动云雷之气”，讫“襁负满于康庄，鸡犬闻于郊境。谨对”。尾题“《兔园策府》卷第二”。

P.2573：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首题“《兔园策府》卷第一杜嗣先奉教撰”。起“易曰：利用宾于王”，讫“远述幽冥之慌，德为静于”。该写卷可与S.1772相衔接缀合，缀合后则为首尾完整的序文和《兔园策府》卷一，有题名、卷次和作者署名。

从以上所列可见，4件残卷均为英藏和法藏敦煌文献，未见俄藏敦煌文献。而笔者在翻阅敦煌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俄藏敦煌文献中一件未定名残片也应为《兔园策府》写卷，编号为Дx.05438。现将残片原文过录如下：

云柯，麦警驯【下阙】路凝华，凤栖双植之桐，龙【下阙】呈鳞，鬯黍合其一粰，灵【下阙】流，荣镜八荒，财成万有。【下阙】禹登山，朝宗万国。若使【下阙】扬辉，瘗玉金鸡之岫。翠华西【下阙】仪，起讹麟之祭。枑画天地【下阙】岭侧之青气。作范前古，垂【下阙】之音可发。征东夷【下阙】明组之俗，长缨罕羁，虽挫游魂【下阙】鸟，再动环龟，横行遗玉之乡【下阙】之俗，革化而【下阙】之军【下阙】[7]

残片原文共12行，起自“云柯”，讫于“之军”。经笔者仔细核对，当为《兔园策府》卷一《议封禅》后半至《征东夷》前半。这说明，《兔园策府》的敦煌写卷应有5件残片，而非4件。这一残片虽对《兔园策府》的内容没有增补，但于文献校勘却大有裨益。而且，此前发现的4件敦煌写卷中，《正历数》、《议封禅》和《征东夷》三门，都是正文中夹有双行小字训注。而该残卷中《议封禅》和《征东夷》中却并无小字训注，这说明《兔园策府》在当时确实存在不带训注的本子。

此外，唐代另一蒙书《杂抄》的敦煌写本S.5658在“经史何人修撰制注”条中也有涉及《兔园策府》的内容：《兔园策》，杜嗣先撰之。据郑阿财考证，《杂抄》一书应作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之间[3]180，则这条资料当为所有典籍中有关《兔园策府》的最早记载。

《兔园策府》一书在唐宋以后即亡佚，幸赖敦煌写卷得以保存，并由此可见原书概貌。在敦煌写卷发现之前，唐以后的史志目录对该书多有著录，但记载却各不相同。这些著录也是讨论该书相关问题的重要前提，是下文论述展开的基础。有鉴于此，笔者将相关载籍著录胪列如下：

尤袤《遂初堂书目》：“《兔园册府》，未著撰者及卷数。”[8]王应麟《困学纪闻》：“《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谓此也。”[1]670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兔园策》十卷，右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五代时，行于民间，村野以授学童，故有遗下《兔园册》之诮。”[9]《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别集类”：“《兔园策》十卷，未著撰者。”[10] 同书卷二“类书类”：“《兔园策》十卷，未著撰者。”[10]296《宋史》卷208《艺文志》集部“别集类”：“杜嗣先《兔园策》十卷”[11]；同书卷209集部“文史类”：“杜嗣先《兔园策府》三十卷。”[11]5408马端临《文献通考》：“《兔园策》十卷，按语引晁氏《郡斋读书志》之说。”[12]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兔园策》十卷虞世南。”[13]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兔园策》九卷，不著撰者。”[14]

从以上著录情况可见，宋代记载较多，此后载录较少且多承袭宋人说法。其中关于该书作者、卷数等问题尚处于各执一端的状况。这些问题有待结合其他史料再做进一步辨析。

三作者及卷数

《兔园策府》的作者究竟是谁，对此，前贤时彦多有论及。代表性的说法有嫁名虞世南说、众人纂辑说、虞世南说、杜嗣先说、杜嗣先虞世南合撰说几种。

持嫁名虞世南说的是王国维，他在《〈兔园策府〉跋》中说：“窃疑世南入唐，太宗引为记室，即与房玄龄对掌文翰，未必令撰此等书，岂此书盛行之际，或并三十卷为十卷，又以世南有《北堂书钞》故嫁名于彼欤？”[15]王国维认为《兔园策府》作者为虞世南的原因，是后人因虞世南著有《北堂书钞》而嫁名于他。但《兔园策府》的真正作者是谁，王氏未曾论及。之后，吕思勉在《隋唐五代政治制度》一文中说：“题名之异，盖由纂辑本非一人，无足为怪，独其卷数不同耳。”[16]吕思勉认为该书并非一人撰著，而是众人纂辑，题名有异不足为怪。今人屈直敏承袭吕思勉之说，也认为“此书极有可能为众手撰成而题一撰者之名。”[6]129 而至于虞世南说，史志记载中这种说法的肇端者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明代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沿袭了他的说法。近人闻一多在《类书与诗》中也认同这一观点[17]。持该书作者是杜嗣先说的学者是周丕显和郭长城。周丕显在《敦煌古钞考析》中根据王国维的嫁名虞世南说认定此书作者应为杜嗣先[18]。郭长城也认为《兔园策府》的作者应为杜嗣先，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虞世南的记载，是因为《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的30卷《虞世南集》在《宋史·艺文志》中未曾载录，是虞氏文集散佚后有人以杜氏《兔园策府》代之而造成著录上的分歧[4]49 。持杜嗣先、虞世南二人合撰说的是清人杭世骏，他在《订讹类编》中说：“《兔园册》者，策问、策对也。唐太宗时，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虞世南等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用梁王兔园名其书曰《兔园册府》，共三十卷。”[19]杭世骏的考订，只是在王应麟《困学纪闻》的说法中加入了虞世南，以解释调和各家著录中关于作者的分歧。但虞、杜二人年岁相差甚大，不可能同为蒋王恽的僚佐，因此不可能合撰此书（详见下文）。综合分析各家观点，结合史志记载、敦煌文献和《杜嗣先墓志》判断，《兔园策府》的作者当为杜嗣先。

首先，现存敦煌写卷中，P.2573中明确记载“兔园策府卷第一杜嗣先奉教撰”。加之，关于《兔园策府》的最早记载《杂抄》的敦煌写本S.5658在“经史何人修撰制注”条中亦载：《兔园策》，杜嗣先撰之。敦煌写卷为现存关于《兔园策府》记载中可信度最高的史料之一，应不是妄载。

其次，新发现的《杜嗣先墓志》证明杜嗣先确为《兔园策府》的作者。此前学者之所以不能确定杜嗣先是否为《兔园策府》作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杜嗣先其人事迹不详，两《唐书》均无传，除王应麟《困学纪闻》的简短记录以外再不见其他文献记载。但是，笔者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发现，台湾大学叶国良曾于1992年就发现并考释过的《杜嗣先墓志》却鲜有学者注意，志文中提及杜嗣先撰《兔园策府》事曰：“其所撰《兔园策府》及杂文笔，合廿卷，见行于时。”[20]这可谓是证明杜嗣先是《兔园策府》作者的有力证明。

第三，虞世南行实与《兔园策府》命名密切相关的蒋王恽任梁州都督事不符，由此亦可反证杜嗣先为《兔园策府》的作者。王应麟《困学纪闻》记载杜嗣先撰此书时为蒋王恽僚佐，且书之命名也与蒋王徙任梁州有关。这些内容均与《杜嗣先墓志》所载相契合（详见下文）。先来考察蒋王恽的情况。《旧唐书·蒋王恽传》载：“蒋王恽，太宗第七子也。贞观五年，封郯王。八年，授洺州刺史。十年，改封蒋王、安州都督，赐实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恽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玩，及将行，有递车四百两，州县不堪其劳，为有司所劾，帝特宥之。后历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有人诣阙诬告恽谋反，惶惧自杀，赠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21]由此可知，蒋王恽于贞观十年（636）封蒋王，永徽三年（652）徙梁府都督。其任梁府都督时，应是仍保有蒋王封号。如此，则杜嗣先撰写《兔园策府》就必须在蒋王恽徙梁府都督的永徽三年之后，这样此书的命名才名副其实。再来考察虞世南的生平行实，《旧唐书·虞世南传》载：“十二年，又表请致仕，优制许之，仍授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禄赐、防阁并同京官职事。寻卒，年八十一。”[21]2570 《旧唐书·太宗本纪》又载：“（贞观十二年）夏五月壬申，银青光禄大夫、永兴县公虞世南卒。”[21]49 据此可知，虞世南卒于贞观十二年（638），享年八十一岁。所以，至蒋王徙封梁府都督的永徽三年，虞世南已故去有十四年之久，他又怎么可能是该书的作者呢？假设《兔园策府》一书为虞世南卒前所作，则该书就与蒋王恽没有丝毫关联，那该书的命名又无法解释。因此，《兔园策府》一书的作者绝无可能是虞世南。且从杜嗣先墓志看，他撰写《兔园策府》之事及其他行迹均与王应麟《困学纪闻》所载相合，而《困学纪闻》所载《兔园策府》“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的情形又与敦煌写卷《兔园策府》完全相符。如此看来，杜嗣先为《兔园策府》的作者更符合事实。

至于清人杭世骏为解释作者争端问题而认为虞世南、杜嗣先二人合撰《兔园策府》的看法，更是不确。由《杜嗣先墓志》可知，杜嗣先于先天元年（712）九月薨，享年七十九，则其生年为贞观七年（633）。他于明（当为“显”）庆三年（658）释褐蒋王府典签，时年二十五。在蒋王徙任梁府都督的永徽三年，年十九。而虞世南至永徽三年蒋王徙任梁府都督时已逝世。由此看来，虞世南与杜嗣先根本不可能在蒋王恽徙封梁府都督时在其帐下共事，二人也就没有合撰此书的可能。

此外，关于嫁名虞世南说尚有资料可做进一步补充，亦可反证《兔园策府》的作者不是虞世南而是杜嗣先。据《新唐书·蒋王恽传》载：“炜初王汝南郡，恽薨，遂嗣王，为武后所害。”[22]又据《资治通鉴》载：“夏，四月，甲辰，杀辰州别驾汝南王炜、连州别驾鄱阳公■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巂州。炜，恽之子；■，元庆之子也。己酉，杀天官侍郎蓝田邓玄挺。玄挺女为■妻，又与炜善。■谋迎中宗于庐陵，以问玄挺；炜又尝谓玄挺曰：'欲为急计，何如？’玄挺皆不应。故坐知反不告，同诛。”[23]可知，嗣蒋王炜因谋迎中宗事发被诛，其时为永昌元年（689）。再从《兔园策府》的成书时间推算（详见下文），当是《兔园策府》成书之后二十多年，此书应该正在盛行之中。而彼时杜嗣先年五十六，虞世南则已故去五十多年，或许是此书时正流行，作者唯恐祸及自身而嫁名于已故之虞世南也未可知。若这一假设成立，则更能证明《兔园策府》的作者是杜嗣先。即使上述假设不能成立，《兔园策府》一书的作者也应该依敦煌文献和《杜嗣先墓志》所载，以杜嗣先为是。

关于《兔园策府》的卷数，有30卷、10卷和9卷等3种说法。王应麟《困学纪闻》和《宋史·艺文志》“文史类”都记载《兔园策府》是30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宋史·艺文志》集部“别集类”、马端临《文献通考》、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均记载为10卷。而至于9卷说，只有日本人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如此记载。对于卷数上的差异，王国维认为是“此书盛行之际，或并三十卷为十卷”[15]。而吕思勉则说得更为详尽：

合观诸文，知士大夫之尚此书，初盖以供对策之用，然后所重者，惟在其俪语而不在其训注，盖有录其辞而删其注者？故卷帙止三分之一，若写作巾箱本，则并可藏之襟袖之间矣。[16]

王国维和吕思勉都认为10卷本是30卷本在流传过程中根据需要删并后的结果。周丕显则据《郡斋读书志》中该书分为48门的记载，结合敦煌写卷第1卷又分为5门的实况，认为10卷当属不误。30卷应为《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中均有著录的《虞世南集》30卷之误[18]163。

究竟孰是孰非，所幸《杜嗣先墓志》和俄藏敦煌文献提供了一些讯息。《杜嗣先墓志》中言“其所撰《兔园策府》及杂文笔，合廿卷”，这说明《兔园策府》和杂文笔总共20卷，则除去杂文笔外，《兔园策府》或为10卷。今人屈直敏和郑阿财赞同王国维和吕思勉的说法，认为10卷本乃是30卷本删去注文后的节略本。但屈直敏最后也说：“由于史料缺乏，尚难考定，只有留待来日再考。”[6]129 笔者也认同10卷本是30卷本删减注文后的节略本这一观点，且笔者在俄藏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一件《兔园策府》写卷残片正好能证明这一点。写卷原文如前所揭，这一写卷残片的内容为《兔园策府》卷一《议封禅》后半至《征东夷》前半，且该残卷正文中并无小字夹注。而此前发现的敦煌写卷残卷中，《正历数》、《议封禅》和《征东夷》三门都是正文中有小字夹注。这就说明《兔园策府》确有两种本子存在，一种为带有小字夹注的30卷本，一种为不带夹注的10卷本，10卷本确为30卷本删去小字夹注的节略本。

至于9卷本，盖因《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由日本学者藤原佐世编冷然院所藏汉文典籍编成。但该书目完成于875年冷然院被焚之后，所据汉籍也是该院火劫后的遗存典籍。故9卷本《兔园策府》当是10卷本的残存本。

四成书年代

《兔园策府》一书的成书年代，也是歧见迭出的问题之一。现存观点有：

王国维认为成书于贞观七年（633）至永徽三年（652）之间[15]。刘进宝认为成书于贞观十年（636）至上元中[5]。郭长城认为成书时间当在唐太宗至唐昭宗时期[4]50。王三庆认为成书年代当在永徽三年（652）左右，最迟不晚于高宗显庆三年（658）[24]。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认为成书于永徽三年蒋王恽除梁州都督之后[25]。屈直敏认为撰于高宗李治立为太子之前，亦即贞观十七年（643）以前[6]128。

上述诸家观点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要涉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载杜嗣先任蒋王恽僚佐事。之所以在该书成书年代上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也是杜嗣先其人事迹不详，任蒋王恽僚佐的时间不得而知，故而不能准确判断出其作《兔园策府》的具体时间。而叶国良发现的《杜嗣先墓志》则有杜嗣先生平的详细记载，为这一争端的解决提供了资料上的可能性。以下笔者就根据《杜嗣先墓志》对《兔园策府》的作年重做厘定，同时分析诸家观点之正误。

先据叶国良《唐代墓志考释八则》将《杜嗣先墓志》原文摘录并标点如下：

公讳嗣先，京兆人也。高祖魏龙骧将军、豫州刺史惠公，讳遇，字庆期，晋镇南大将军、当阳侯预之六代孙。预生新平太守跻，跻生南阳太守胄，胄生燕郡太守嶷，嶷生中书侍郎、新丰侯铨，铨生中书博士振，振生遇。有赐田于洛邑，子孙因家于河南之偃师焉，凡四代矣。曾祖周新城太守琳，祖隋朝散大夫行昌安县令歆，考皇朝滑州长史业。公少好经史，兼属文笔，心无伪饰，口不二言。由是乡闾重之，知友亲之。年十八，本州察孝廉。明庆三年，释褐蒋王府典籤。麟德元年，河南道大使左相窦公旌节星移，州郡风靡。出■辕之路，入许颍之郊，官僚之中特加礼接。时即表荐，驰驿就征，遂于合璧宫引见，制试《乾元殿颂》，即降恩旨，授昭文殿直学士，借马茾人，仍令于洛阳城门待制。寻授太子左率府仓曹参军，又除国子监主簿。入芳林门内，与学士高若思、孟利贞、刘祎之、郭正一等供奉。咸亨元年，銮舆顺动，避暑幽岐，沛王以天人之姿，留守监国，遂降。敕日，驾幸九成宫，令学士刘之、杜嗣先，于沛王贤处参侍言论。寻授雍王记室参军，与侍读刘讷言、功曹韦承庆等参注《后汉》。上元二年，藩邸升储，元良贞国，又迁太子文学，兼摄太子舍人。永崇元年，以宫僚故事出为郓州钜野县令，又除幽州蓟县令。还私，后除汝州司马，又除苏州吴县令，寻加朝散大夫、简州长史。入计，又除太子洗马、昭文馆学士，又迁给事中、礼部侍郎，以前数官咸带学士。其所撰《兔园策府》及杂文笔，合廿卷，见行于时。每至朝仪有事，礼申大祀，或郊丘展报，或陵庙肃诚，上帝宗于明堂，法驾移于京邑，元正献寿，南至履长，朝日迎于青郊，神州奠于黑座。公凡一摄太尉，三摄司寇，重主司空，再入门下。或献替于常侍，或警卫于参军，典礼经于太常，修图书于大象矣！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语话。至神龙元年，又除徐州刺史，预陪袝庙，恩及追尊，赠公皇考滑州长史。公于是从心自逸，式就悬车，立身扬名，其德备矣！藏舟变壑，归居奄及。粤以先天元年九月六日，薨于列祖旧墟偃师之别第，春秋七十有九。以二年二月二日，与夫人郑氏，袝藏于洛阳故城东北首阳，原当阳侯茔下。礼也。孤子贝州司兵维骥，失其孝养，痛贯骨髓。伏念遗训，实录志云。

《志》28行，行28字，遇“皇朝”、“遗训”等字则挪抬，或一字，或二字[20]。

该墓志的真实性叶国良已经证实且证据确凿，可参看氏著《唐代墓志考释八则》一文。笔者不再赘述。从《杜嗣先墓志》可知其生平事迹为：年十八，本州察孝廉。明（当为“显”）庆三年（658），释褐蒋王府典签。麟德元年（664），制试《乾元殿颂》，授昭文殿直学士借马茾人，仍令于洛阳城门待制。寻授太子左率府仓曹参军，又除国子监主簿。先天元年九月（712）薨，享年七十九。如前所述：蒋王恽贞观十年（636）封蒋王、安州都督，永徽三年（652）除梁州都督。二人事迹既明，以下来判断该书的作年。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兔园策府》是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而作，且该书命名依据的便是梁王兔园的典故。照此，则《兔园策府》必作于蒋王恽徙封梁州以后。而杜嗣先又是显庆三年（658）才释褐蒋王府典签，则该书必作于显庆三年之后。至麟德元年（664），杜嗣先改官为昭文殿直学士，则他任蒋王僚佐的时间为显庆三年至麟德元年之间。如此，《兔园策府》就应作于这一时期之内。

又，唐代另有一部类书名《策府》，为张大素所撰。《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而杜嗣先在《兔园策府》的序文中也说：“忽垂恩敕，令修新策。”与“新策”相对则必有“旧策”，也就是说，在《兔园策府》之前尚有一部“旧策”。而翻检载籍著录，这部“旧策”极有可能就是张大素的《策府》。据《旧唐书·张公谨传》载：张大素为太宗朝勋臣张公谨次子，“龙朔中历位东台舍人，兼修国史，卒于怀州长史”[21]2057 。又，《金石录》卷4有张大素所撰《第七百九唐越州长史李基碑》，其下小字标注曰：“张大素撰行书无姓名上元二年九月。”[26]这说明至上元二年（675），张大素尚在世，张大素其他事迹不详。但据上述记载和唐代类书大都出自馆阁文士之手的状况判断，其撰《策府》应在龙朔中为东台舍人兼修国史之时。高宗龙朔年号共使用了三年，龙朔中当为662年。如果张大素之《策府》果为与《兔园策府》相对之“旧策”，则《兔园策府》的成书时间下限便可确切到龙朔二年（662），其作年就应该在龙朔二年至麟德元年之间。

以下再来分析前揭学者关于《兔园策府》作年的各种观点。王国维认为成书于贞观七年（633）至永徽三年（652）之间的理由之一是敦煌文献中“治”字阙笔，这样的判断缘于他只见到P.2573，未见其他4件写卷，而P.2573此处恰有污损，故导致了王氏的错误判断。污损处与其他写卷校勘便可辨明，此点郭长城已作辨正[4]50。王氏所说永徽三年的时间是据蒋王恽徙封梁州都督而定，故无误。但由笔者之前考述可见，永徽三年不应为《兔园策府》一书作年的下限。刘进宝认为成书于贞观十年（636）至上元中和屈直敏认为成书于贞观十七年（643）以前的说法，据杜嗣先生年便可否定。如前所述，杜嗣先生于贞观七年（633），则贞观十年时他仅3岁，贞观十七年亦仅10岁，以如此之小的年龄撰成此书的可能性值得怀疑。郭长城认为成书时间当在唐太宗朝至唐昭宗朝之间的时间断限过于宽泛。王三庆认为成书年代当在永徽三年左右和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认为成书于永徽三年蒋王恽除梁州都督之后的看法较为客观，只是因为没有见到《杜嗣先墓志》，时间断限不够具体。

五从《兔园策府》的性质看唐代

童蒙教育的应试性倾向

《兔园策府》一书的性质，历来看法颇有分歧。有的以为该书俚俗，是村野学究用来教育田夫牧子的童蒙之书。《新五代史·刘岳传》可为代表，其文曰：“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策》尔。’《兔园策》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27]还有的以为该书为科举考试备考之书。《旧五代史·冯道传》载：“明宗曰：'此人朕素谙悉，是好宰相。’俄拜端明殿学士，端明之号，自道始也。未几，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策》。’道知之，召赞谓曰：'《兔园册》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28] 冯道以为《兔园策府》为名儒纂辑，是举业必备之书。他不仅批评了当时士子应举只习《文场秀句》的浅狭，而且以自己能讽诵《兔园策府》为荣。今人吕思勉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兔园策府》是“取科名者皆诵之”之书。但是，吕思勉同时也认为该书先是士子用来备考的科举用书，后来才转变成为童蒙教科书。郑阿财、朱凤玉在《敦煌蒙书研究》也大段征引吕氏论述，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笔者以为，《兔园策府》实是具有科举应试取向的高级阶段的童蒙教育用书。

首先，《兔园策府》是一部童蒙教育教科书。第一，敦煌写卷题名有“学生”字样。在现存5件敦煌写卷中，S.614写卷的题记为“巳年四月六日学生索广翼写了。”后有杂写“高门出贵子，好木不良才，易见不学问”等字，前后笔迹相同，字迹稚嫩，当是学童索广翼涂鸦之作。这表明此书被儿童诵习抄写，是童蒙教育用书。第二，《兔园策府》正文中的双行小字经史夹注也说明该书是童蒙教育用书。仔细考察《兔园策府》存留的敦煌写卷可以发现，该书并非如《新五代史·刘岳传》所载是“浅俗鄙俚，为田夫牧子之所诵” 之作，而是文辞清丽，多为骈语。客观地说，其内容甚至有些深奥晦涩，并不利于儿童理解。但在敦煌写卷中，卷一《正历数》、《议封禅》、《征东夷》三门中都有详细双行小字夹注，训注正文典故出处和原文。如《正历数》中有云：

欲至斯道，有懵其由，论语：道之将行也与？命也！谢庄月赋曰：昧道懵学也。

亦陈推步之方，以广询求之路！汉书律历志曰：推日月元统。许慎说文解字：岁、从步成声。谓推步以成一岁。毛诗：询于蒭荛。尚书传曰：求诸野，得之于傅岩之谿也。

这种为原文做如此详尽的经史训注，且随文夹注的方法，其目的无疑就是作为原文的补充，为了便于诵习该书的学童理解和记忆。

其次，《兔园策府》这部童蒙教育教科书并非是为低级阶段的儿童训蒙识字之用，而是带有明显科举应试取向，是以适用于科举考试的方式对儿童进行训练的高级阶段的童蒙教育用书。原因如下：

第一，策问的形式。“唐人各科取士，几乎无不试策，而且试策在各科考试中，一般都具有最为重要的位置。”[29]各科考试大体可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种，常科中的明经科是“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22]1161 进士科考试内容虽有一项制（策）、两项制（杂文——策）和三项制（帖经——杂文——策）的变化，但试策始终是其中最稳固的一个试项[29]131 。而制举通常只试策问，从天宝十三载（754）开始才加试诗赋[30]。由此可见策问在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而《兔园策府》一书采用的正是策问的书写形式，这在童蒙教育用书中是很独特的。以下分别举科举考试策问一则和《兔园策府》中部分内容，将二者作一对照。《全唐文》卷155上官仪《对用刑宽猛策》：

问：狱市之寄，自昔为难，宽猛之宜，当今不易。缓则物情恣其诈，急则奸人无所容。曹相国所以殷勤，路廷尉於焉太息。韦弦折衷，历代未闻。轻重浅深，伫承嘉议。

对：攘袂九流，披怀万古，览七书之奥义，觌金简之遗文。睹皇王临御之迹，详政术枢机之旨，莫不则乾纲而张礼乐，法霆震而置威刑……必使楚国受金，不为庄生所责；长陵盗土，必用张子之言。谨对。[31]

《兔园策府》卷一《辨天地》：

问：气象初构，形质始萌，倚杵分高下之容，回轮表运行之数。然则驾云甄海，炼石补维，徒夸夸父之林，空纪大章之筭。至若玄黄定体，珠璧连晖，列九野于躔房，疏五潢于清浅。窥其正色，有惑于蒙庄；览其要终，多疑于郑灶。子既列华雕篆，采懿缃，对霄景以驰芳，概秋旻而发誉。登科入辟，必俟英贤；赜秘钩深，理宜昭晰！

对：窃以玄疑未辟，九变混其萌芽；素质爰分，四游定其升降。然则十端虚廓，九道交回，仰之者莫测其源，言之者罕详其要。或明其载水，或说以浮空，地若卵中之黄，天如山外之色。杨泉覆繖之谕，未穷广大之容；仲任倚盖之谈，距识周流之象……谨对。[3]267

从以上例证可见，科举考试中策问的基本格式是：问——对——谨对。即先列问题，以“问”开头，继而提出问题。应试者答问以“对”开头，再作答，答完以“谨对”结束。而《兔园策府》的书写形式与策问的格式完全相同。这应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问一答，而是有意模仿科举考试的策问形式书写，对儿童进行有目的的训练，为日后的应举奠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相当于唐代科举试策考试的模拟卷。

第二，骈俪偶对的语言。《兔园策府》的语言，晁公武认为“皆偶俪之语”，孙光宪也说“乃徐虞文体，非鄙朴之谈”[32]。徐虞文体的显著特征就是骈语和偶句。考察现存敦煌写本《兔园策府》可以发现，不仅正文全是四六骈语，即使序文也是如此。可见晁公武、孙光宪所言不虚。而《兔园策府》语言上的骈俪偶对也正是为了迎合科举考试的需要。如前所述，诗赋、策问都是科举考试的重要试项，诗赋和对策中骈俪和偶对是必不可少的。吕思勉曾说：“唐宋取士，皆尚辞华，故其人习于声病对偶。”[16]而“声病对偶”却不是一时之功便能习得，而是需要从早期教育就要训练积累的。《兔园策府》全用骈俪偶对的语言就是有意识地从这一方向对儿童进行训练。

总之，从《兔园策府》可以看出，唐初就已经出现了为满足和适应科举考试需要编制的童蒙教育教材，从《兔园策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童蒙教育教材为科举服务的特征、科举考试对童蒙教育强有力的导向作用和童蒙教育的应试性倾向。尽管考试不属于教育的范畴，但它却是教育的指挥棒，它对教育的影响和渗透是不容忽视的。《兔园策府》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唐代科举考试作用于童蒙教育的窗口，仅从这个意义上讲，《兔园策府》一书在唐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是举足轻重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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