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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较比嵇康，要深沉隐晦的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前者比后者大十几岁之故，更是因为阮籍无论在哲学思辨亦或文学造诣方面都比嵇康高几个level。 比如嵇康热衷于寻仙采药、修长生不老之术。好辨名析理（见《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难宅无吉凶论》等），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是司马氏权力网络笼罩下的“漏网之鱼”、“刺儿头”，并最终被司马昭诛杀。 而阮籍除了积极践行庄子的“得意而忘言”的“消极”思想外，还在行为上做到了“得意而忘形骸”（酗酒自毁）。其性至慎，司马昭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因而每当有儒家礼法之士（以何曾为代表）以“居丧无礼、伤风败俗”等罪名请求将阮籍流放千里之外时，司马昭都积极为阮籍辩护，充当他的保护伞。 倒不是说司马昭有多青睐阮籍，而是后者实在隐藏太深又自毁过度，司马昭完全看不出这么一个“活死人”对其篡取曹魏政权有何威胁，反倒后者的文学造诣和名士光环还能为他这条权力之路描龙画凤、增添亮彩。 阮籍和嵇康一样，反对司马氏谋权篡位、欺人孤儿寡母。只是阮籍在政治派别上不像嵇康那么无从选择（嵇康为曹氏女婿）。且阮籍信奉庄子的“保命全身”准则，不做无谓抵抗，将自己至于“材不材”之间，以求能维持门户安全。 阮籍表面上支持和依附司马氏政权，整天与之虚与委蛇，但他心里对司马氏及党羽是极为反感和厌恶的。而这种反面情绪绝对不能表现出来，于是其吊广武而长叹，登苏门而啸咏，临歧路而恸哭，望京邑而赋诗，乃至酣饮长醉等等偏激行为，均可见其对司马氏窃国的忧愤与内心深处的强烈痛苦，而八十二首《咏怀》诗，更是其心迹的充分表露。 景蜀慧老师指出: 在司马氏篡魏过程中，曹魏朝廷内曾有过四次巨变，即正始十年春的高平陵事件；嘉平六年李丰、夏侯玄、许允等曹爽余党的被诛；嘉平六年秋魏少帝曹芳的被废；以及甘露五年高贵乡公曹髦的被弑。此四次事件作为当时政治冲突的集中表现，对阮籍的思想感情震动极大，其内心若干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受到严重扰乱。从《咏怀》诗中可以看出，阮籍的思想历程，实以这四次事变为标志而逐步演进，经历三个阶段，在痛苦中获得了某种人生的觉悟。 与这四个政治事件相关的《咏怀诗》依次如下: 高平陵事变、曹爽被诛: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曹爽余党被诛: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寒风振山岗，玄云起重阴。鸣雁飞南征，鹈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 齐王芳被废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高贵乡公被弑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亲历这四场颠覆曹魏山河的政治事件，表面上他冷眼旁观，但心里却怒气喷涌、烈火焚烧。这种充满拉扯的心灵熬煎可通过上面几首诗感受之。 他想摆脱司马氏集团的掌掴和利用，但却终未能如愿。直到去世前夕，他还被迫为司马昭写下了那令他永感耻辱与悲愤的劝进表。 对司马氏权力网络无处不在、密不透风之无奈，对自己如笼中囚鸟无法展翅无处可逃命运之哀伤，阮籍也只能借诗咏叹之: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凫鹥。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已实，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副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尽管阮籍没有冲破司马氏权力之网罗，完成“大人先生”之超越，但他在八十二首《咏怀诗》中对痛苦的探求过程，却给后来的士大夫提供了可贵的心灵呼吸窗口，更给一千八百年后的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幽深、耐人寻味的文化宝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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