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人们发现，巨幕下掩盖的是一个发展滞后穷困潦倒的社会

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马上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与苏联的制度性对抗。这位新对手不仅是全球霸权的有力竞争者，还为人类追求美好未来提供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备选道路。西方的“大萧条”，加上苏联在二战后逐渐成为地缘政治赢家——20世纪40年代末，莫斯科几乎控制了整个欧亚大陆——使苏联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苏联式的粗糙、做作的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梦所代表的精神展开竞争。在革命之初，新生的苏联就宣称自己正在创造世界上第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充满信心的苏联，开始有计划地迈入以所谓的平均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创新时代，进步的苏联领导人把这些原则强行制度化。服务于理性唯物主义的高压理想主义，成了富有感染力的乌托邦药方。尽管苏联模式动用了恐吓、强制劳动、大规模流放和国家杀戮等手段，但它依然打动了那些对接连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心有余悸、政治意识萌牙初现的人们。

它吸引着西方发达国家那些在“大萧条”中对工业进步失去信心的贫困阶层，那些反殖民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亚洲和非洲大众，尤其是那些试图从一百年来的起义中寻找历史必然性的激进学者。甚至就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刚刚爆发，俄国尚处于社会匮乏状态和内战中，共产主义试验刚刚起步之时，一些来到这里的外国学者就成为苏联的忠实追随者，这不免让人想起历史上的美国。异想天开的美国左翼政治作家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Steffens）1919年短暂访问俄国后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已经去过未来世界，那里看起来很不错。”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种信仰成为广泛美化苏联试验以及对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无动于衷甚至为其辩护的指导思想。不管是让-保罗·萨特[12]还是基姆·菲尔比，不管是圣公宗牧师还是贵格会传教士，抑或是亚非反殖民主义政客，甚至包括曾访问苏联集中营的美国副总统（当时别人向他介绍说这是一个社会康复中心），在这些人看来，苏联对未来的这种认真而“理性”的建设相对于美国的自发式发展而言是一种进步。

这种想法在当时那个“社会设计”第一次看上去似乎行得通的年代，开始具备广泛的号召力。关于苏联即将实现社会平等、全体就业和全民医疗的说法，也欺骗性地增加了苏联制度的吸引力。此外，到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在与美国的太空军备竞赛的第一阶段获得巨大成功，而且苏联当时已经掌握了核武器，这一切似乎预示着苏联在与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竞争中必将获胜。

事实上，就连苏联领导人也公开做出过这样的预测，他们宣称，苏联经济将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美国。美国制度受到的第一次挑战，在25年后突然宣告结束，此时差不多恰好是克里姆林宫预计苏联制度将称霸全球的时间。出于种种原因——其中一部分源于苏联外交政策失误，一部分源于国内意识形态失效、官僚政治盛行和社会经济停滞，加上东欧政治动荡加剧和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顷刻间土崩瓦解。苏联解体揭示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苏联声称自己的制度具有优越性，外国的支持者们也齐声赞同这一点；事实却证明，这些所谓的优越性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层面上都是谎言。这一巨大的失败之前一直被统治精英口中具有学术吸引力的“科学的”社会管理掩盖，统治者一边实施极权统治，一边可笑地掩饰着自己的特权。

随着这种统治土崩瓦解，人们发现，四分五裂的苏联政治制度下掩盖的是一个发展滞后、穷困潦倒的社会。事实上，苏联只在一个方面对美国构成了威胁，那就是军事力量。就这样，美国在20世纪再次确立了无可匹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