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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4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向辉老师授权发布！ 北宋道书的编集与《祥符道藏》刊刻 向 辉 摘要：“道藏”原为汇集道家书籍藏诸一地的名称，“总而谓之曰经，聚之于室曰藏”（宋夏竦语）。自唐代开始，经以政府为主导，集合多方力量，蒐集道学、道教书籍成为书例，“道藏”就成为集历代道书于一的称谓；同时，随着书籍进入雕版刷印时代，《道藏》又成为体量庞大之刊本，它始于宋初，继之有明。结合前贤研究成果，梳理史籍记录，可知北宋太宗、真宗、仁宗、徽宗时代皆有《道藏》结集，其初刻《道藏》是真宗时故事，主事者为王钦若；按后世的题名例，可称之为《祥符道藏》。 关键词：北宋 道书 道藏 《祥符道藏》 书籍史 藏经是释道书籍汇集的成果。胡道静等先生说：“道教之有《道藏》，自唐代始。迄今千余年中，屡编屡毁，屡毁屡编，汇集经籍，积淀文化，无论在保存古籍或规范道教等方面，《道藏》都是有功于后的。”[1]《道藏》的刊本始于宋代。北宋初期，政府主持《道藏》编集和刊刻，极大地刺激了道书的生产，由此呈现出道书编集繁荣兴盛的景观。从宋人的书目文献记载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来看，北宋时期制造的道书数量伴随着当时文化的兴盛和道教的发展有很大的提高。由于史料记载的详略不同，佛教藏经的宋代刊刻情况较为清晰[2]，而道教则相对较少[3]。基于书籍史的考察，对北宋《道藏》的编集和初次刊刻予以梳理，撰成小文，诚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一、宋代道书的增量与编集 “道藏”是道书汇集之称，宋人称“总而谓之曰经，聚之于室曰藏”（见夏竦《重建道藏经记》）。记载北宋道书编集最早的史籍是《文献通考》所引《宋三朝国史志》。该书称：“班《志·艺文》道家之外，复列神仙，在方伎中。东汉后道教始著，而真仙经诰别出焉。唐开元中，列其书为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后乱离，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释志》。尝求其书，得七千余卷，命徐铉等雠校，去其重复，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4]（《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四）“道藏”的得名与道书的增加有着密切关系，数以千卷计的道书汇集于一室的时候，也就有了道藏，这是唐代的故事。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道书大量生产，应与雕版刷印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关。由于此事事关雕版书籍史的早期阶段，值得进一步讨论。 关于道书的流变，四库馆臣认为道家的根本主张是“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而道家的书籍在不断地增加：“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又说：“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于区分。”[5]由道家而道教，有其历史的发展过程，道书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所以，即便是四库馆臣严于择取，仍著录道家类书44部442卷，而存目100部463卷。这些书籍中，宋人所著者不少，如《云笈七签》一百二十卷、《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百六卷两种皆在著录之中。 王明（1911—1992）先生在其《道家古籍存佚和流变简论》一文中指出，“道家书和孳乳流派，在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不容忽视。”王先生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正史记载，考察了自汉朝到清代的道家书籍生产情况及其与儒家书籍的数量对比，其中《隋书·经籍志》著录儒家62部530卷，道家78部525卷，道家书数量占优；《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儒家28部776卷，道家125部960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儒家69家92部791卷，道家137家74部1240卷。王先生文章中主要以诸子道书而言，后世阐释诸子中道家者，代不乏人，至今仍有诸子之学的专门研究。不过，自隋唐以来“神仙家”已单列一类，成为书籍中一独特的类目，这一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道教书籍，之所以能有其独立一类，自然是因为彼时此类书籍已蔚为大观。 王明先生注意到，唐代道书的兴盛与李唐推重老子为道教教祖，兼以褒扬庄子，注释老庄之书成为时代风尚。“这表明受了道教的影响，不是道家独占优势。此风至宋代未衰，世俗学者著名的有王安石、王雱父子、司马光、苏辙等，道教学者有陈景元、褚伯秀等，都是杰出的代表人物。”[6]对于宋代道书的生产，王先生没有对书目信息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梳理：如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经籍考》卷五十一至五十二为房中和神仙两类，也即道教类，而卷五十三至五十四为释氏，即佛教类。释道两家大体相当，而道家在前、释家在后的次序已经表明宋人对于二者的认同心理。诸子道家类与神仙家类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但后者更多的具有道教特色。即便我们不计诸子类中的道家书籍的增量，只看宋人理解的道士及相关著述，也会看到在这类著作的数量在北宋真宗时期和南宋初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显然，宋代道书生产是繁荣一时的，在书籍史上是空前的，似乎也是绝后的。按照王明先生对李唐时代道书发展的原因分析，我们认为这与赵宋王朝的扶持同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皇室及各自政府机构立道观、皇室成员及各级官吏谒祠礼拜、实行道士的严格准入制度、设立较为规范的道场、赐予道士官爵等，都将道教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而在书籍方面，搜求道书的活动一直延续下来，编集道藏也成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化措施，是扶持道教的重要政策之一。另外，从宋太祖开宝五年（972）皇室政权提出整顿道教的方案，道士需要参加考试，并经过政府的认定，这直接促成了道教中人文化水平的提高，道书的制造水平也在因之提升[7]。诚如马端临所说：“近世张君房所集道书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观间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抑何多邪?”[8] 北宋时期道书生产处于历史上的繁盛阶段。不仅有遍布全国的宫观供奉，还有一众道教大师直接参与道书的编纂。他们带来了道教史上最为可观的道书，也给政府编集道书提出了与前朝不同的挑战。从中国宗教发展史来看，宗教的发展，从来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无论是宗教礼仪、宗教人士，还是宗教书籍，均需经过政府的审定。 校定书籍，给人准确的版本一直是学者的渴望。尾崎正治曾在《道教经典》中说，他和窪德忠都发现不同版本的《道藏》有语句的不同，还有文章不全的地方，“我痛感有必要修正出道教经典的定本。过去手头没有《道藏》，给道教研究带来了困难。今天《道藏》容易买到，研究者的人数也增加了，为了道教研究的发展，道教典籍的定本无论如何是必要的”[9]。当宋代人面对大量道书时，同样也深感需要校订出一定本，他们并非只是倡议，而是依靠国家的动员，将这项工作完成了。 随着大量道书的出现，有必要以官方刊定的版本明确其地位。如何去取，不仅是道教本身的问题，更是政府行使其权力的一种方式。这些道书并不都是能够入《道藏》者，《道藏》的编集一直由政府主导着。在真宗朝完成《道藏》的雕版之后，新出的道书如何处理?当时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此事。宋朝官方图书机构繁多，有一般管理机构、图书收藏机构、整理机构、编写机构、雕印机构等若干类型[10]。“编修道藏所”这个机构就是专为收集道书编集《道藏》而成立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记载，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庚辰，知处州张若谷言：'黄帝任六相而天下治。伏睹诏示圣祖临降，有斜设六位之文，以臣参详，必当时六相也。按唐天宝敕，三皇、五帝，各有配享，黄帝惟以后土配。望于殿内塑六相像，并加谥号。’有司言：'神灵之事不可备知，所云六相恐难执据。其六位仙官，望令编修道藏所增入醮位，及于圣祖殿设像。’从之。”[11]由此可知，编修道藏所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对道书经藏进行编集处理，参与人员既有道士，也有儒者。他们依托既有的道藏书籍展开相关工作，不仅要对收集来的道藏书籍进行甄别，还需要对其中选录的书籍进行文本的校勘，最终目标是形成可靠的《道藏》。 二、徐铉主持的初次编集 关于唐宋以来道书的增加及其目录，王应麟《玉海》的记载与《文献通考》类似：“初，唐明皇撰《琼纲》，裁三千余卷。唐明皇命方士为《琼纲》四卷。《志》（即《新唐书艺文志》），道士张仙庭《三洞琼纲》三卷。皇朝得七千余卷，命徐铉等校勘，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分置上清太一宫。”[12]也就是说，唐代政府主持编集道藏经书目录时，已经有了三千余卷的规模，其后随着书籍制作技艺的发展，道书的生产也获得了跨越式的提升，到北宋太宗年间已收集到道书七千余卷，经大臣徐铉等人的初步整理校订，删重去复，基本恢复到唐代藏经的规模。 徐铉主持校定《道藏》的时间，按照陈国符先生的考证，当在宋太宗端拱（988—989）、淳化（990—994）年间。“按宋太宗年号，太平兴国八年，雍熙三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道三年。自端拱二年至淳化二年，徐铉为散骑常侍，王禹偁知制诰。二人奉敕校正道经，当在是时。”[13]南宋人谢守灏《太上老君混元圣纪》（即《混元圣纪》）对此也有记录：“大中祥符二年（1009）己酉，诏左右街选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经典。至三年（1010），又令于崇文院集馆阁官僚详校，命宰臣王钦若总领之。初，太宗尝访道经，得七千余卷，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校正，删去重复，写演送入宫观，止三千三百三十七卷。”[14]李白《汉东紫阳先生碑铭》有“召为威仪，及天下采经使”。李白之所以对道家熟悉，或许与他熟知唐代收集道书的人员交往密切颇有关系。王琦注云：“威仪，道家职名，如释家'维那’之类。白玉蟾《玉隆万寿宫道院记》：'唐有左右街威仪，五代末周太祖因避讳改为道录。’是威仪即今之道录司也。”[15]唐五代时期的左右街威仪，后改为左右街道录，简称“左右街”或“两街”，是唐五代以来中央政府的道家事务管理机构，设有道录、都监、首座、鉴义等职位。真宗时，这一机构称为道录院；左右街因其职高位重，也就演变成道门中的一种高级行政职衔，只有在学识、道德方面有所长之道士方能入选[16]。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北宋政府收集整理道书经藏的有专门机构及专业人员来负责。《武林元妙观志》卷二记载：“上（太宗）以道书鱼鲁未定，诏两街道录选优学者刊正，而先生（道士张契真）复与选。既毕，赐元静大师之号。”[17]此一编集道书任务完成后，张契真得到了赐赠大师称号的奖赏。按照当时政府编修官本书籍的惯例，必有朝廷重臣出任该事项的主持人，总理协调诸方，以便于执行。徐铉即太宗时期主持有宋第一次道书编集校定工作的朝廷重臣，而收集和校定工作则由相关专业机构的专业人员执行。 那么，徐铉所校订的《道藏》有多少函呢?记载这一道藏是否有相关的目录呢?据《玉海》记载：“《唐志》神仙三十五家，五十部，三百四十一卷；不著录六十二家，二百六十五卷。《道藏音义目录》一百一十三卷，崔湜、薛稷、沈佺期、道士史崇等撰。《隋志》道经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有经戒、饵服、房中、符录。宋邓自和撰《道藏书目》一卷。”[18]按照王应麟的记录，邓自和所撰目录是对北宋早期编集《道藏》的著录[19]。陈国符先生说：“《晁志》著录宋邓自和《道藏书目》一卷，所载道书较《大宋天宫宝藏》为少，或即为徐铉所校定《道藏》，亦未可知。”[20]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道藏书目》一卷，他说：“皇朝邓自和撰。大洞真部八十一秩，灵宝洞玄部九十秩，太上洞神部三十秩，太真部九十六秩，太平部一十六秩，正一部三十九秩，凡六部三百一十一秩。”[21]我们有理由相信邓自和所撰书目即基于徐铉校订的《道藏》。这需要结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的其他记录来理解。《郡斋读书志》卷十六《神仙类》云： 神仙之说，其来尚矣。刘歆《七略》，道家之学与神仙各为录。其后学神仙者稍稍自附于黄、老，乃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姓乐，名静信，常存不灭。每天地开辟，则以秘道授诸仙，谓之开劫度人。延康、赤明、龙汉、开皇，即其纪年也。受其道者，渐致长生，或白日升天。其学有授箓之法，名曰斋；有拜章之仪，名曰醮；又有符咒以摄治鬼神，服饵以蠲除秽浊。至于存想之方，导引之诀，烹炼变化之术，其类甚众。及葛洪、寇谦、陶弘景之徒相望而出，其言益炽于世。富贵者多惑焉，然通人皆疑之。国朝修《道藏》，共六部，三百一十一秩，而神仙之学如上所陈者居多，与道家绝不类。今于其间取自昔书目所载者录之，又厘而为二；凡其说出于神仙者，虽题曰“老子”“黄帝”，亦皆附于此，不以名乱实也。若夫容成之术，虽收于歆辈者，以荐绅先生难言之，特削去不录。[22] 所谓“国朝修《道藏》，共六部，三百一十一秩”显然是指北宋第一次编集《道藏》，即太宗时徐铉所主持编定的《道藏》[23]。陈国符先生引用《正统道藏》“鞠六”号收录的《天台山志》之《重建道藏经记》为据，说明“雍熙年间，索桐柏宫藏经赴余杭传本，盖已在搜访道经。其后始命徐铉、王禹偁雠校，以成《道藏》也”[24]。《重建道藏经记》作者为宋承奉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台州军、兼管内劝农事借绯夏竦。夏氏说： 唐景云（710—711）中，天子为司马承祯置观桐柏，界琼台三井之下。五代相竞，中原多事，吴越忠懿王得为道士朱霄朱外（后一“朱”字为衍字）新之，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藏金录字经二百函，勤其事也。 国家有成命之二十载，削平天下，列为郡县，舳舻千里，东暨于海。有灵静大师孟玄岳者，始越会稽，济沃洲赤城，访桐柏，为山门都监，冲一大师稽常一等请掌斯藏。至雍熙二年（985）有诏，悉索是经，付余杭传本。既毕，运使谏议大夫雷公德祥命舟载以还，从师请也。[25] 又十载（淳化五年，994），藏室几坏，虞于风雨，师募台越右族并率己钱共二十万，召工治材，更腐替朽，丹漆黝垩，皆逾旧制。又十三载（景德四年，1007），会国家获瑞命于承天门，建封禅之议，有诏改赐观额为崇道。越明年（大中祥符元年，1008），天子感三篇之事，筑玉清昭应宫于京师。制诏天下，访道士之有名行，及仙经之有尤异者，郡籍师等名，驰驿上之。师治装俟命，且有请于我，愿纪藏室之实，以勒于石。我以为太虚无著，况之曰：道生二仪而不有，长万物而不知，惟圣与神，其殆庶几乎。故老氏《五千言》，清净简易而不泥。后世其教，神而明之，于是灵编秘牒，金简玉册，有太上正一品，练形飞步之术，熊鸟赤白丹石图箓之法。总而谓之曰经，聚之于室曰藏。钱氏之建也，信重矣，金箓银隶以取其贵。孟师之守也不懈矣，二十八载于兹，而栋宇更丽，编简不脱。若夫观于斯，悟于斯，出处语默，而不失其中，不亦达者乎。于戏，后之嗣孟师守者，为我爱之，而观者择其正焉。大中祥符三年（1010）岁阉茂建寅月记。[26] 首先，此碑记作者夏竦，即曾参与《册府元龟》事的“直集贤院夏竦”。据宋人王珪（1019—1085）《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夏竦于“景德四年（1007）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迁著作佐郎。召还，迁秘书丞，直集贤院，同编修国史，判三司都磨勘司”[27]。（《华阳集》卷四十七）大中祥符七年（1014），经王旦推荐，夏竦以左正言、直集贤院职任玉清昭应宫判官。“王旦之为景灵宫朝修使也，竦实掌其笺奏。……又同修起居注，及是为判官，皆旦所荐也。”[28]也就是说，夏竦本人曾参与《道藏》的编集校勘事，故而对于相关故事颇熟悉，后来他也因此而获得升迁。 其次，从夏竦这篇碑记可见，《道藏》的校定工作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直至北宋太宗雍熙（984—987）年间正式启动。当时以桐柏宫旧藏道书为基础，汇集全国收集来的道书，在甄别之后予以校订。这部新编定的《道藏》既保存在皇宫保藏，也有副本存于天台山的桐柏宫。原来桐柏宫只有五代时期收集的《道藏》二百余函，经过徐铉等人的蒐集整理，增加了将近一百函，达到了三百一十一函。参与第一次编集道书的道士，除了来自桐柏宫，还有其他人，比如前文提到的张契真等。 问题是，这一版本的道藏有没有刻板呢?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应该是没有刊刻。虽然此项工作（即雕版）到底有没有完成并不清楚，但已经完成了北宋政府主持的第一次《道藏》编集，则是没有问题的。故陈国符先生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 三、王钦若的历史贡献 按照《宋三朝国史志》的说法，唐开元时期的道藏，有书目为《三洞琼纲》，收录道书3744卷。北宋初年曾访求前代道书，有7000多卷，内有一书多本之类重复者，宋太宗时命大臣徐铉主持校定，裁定为3737卷，其函帙数或为311函。太宗雍熙（984—987）、端拱（988—989）年间编定《道藏》后，又有不少道书编纂完成，并且收集到的道书也需要加以重整，于是真宗朝重启编纂事，从大中祥符二年（1009）开始，政府组织人力物力，成立专门的机构，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二次《道藏》的审定编集及刊刻。 这一次编集和刊刻《道藏》的主事人是王钦若，并有目录《三洞四辅经目》，得真宗赐名《宝文统录》。四川青城山道观也曾得到了北宋的官刻本道藏，所以专门立碑记录，其中说：“道家之书，仁宗皇帝制为《道藏经》序，以《宝文统录》名之，盖王钦若之请也。”[29]（原题《宋□□山会庆建福宫飞轮道藏记》，该碑出土于青城山）可见，王钦若主持道藏编集刊刻在宋代是真实存在的。 王钦若领衔编集《道藏》是北宋政府第二次主持的道书编撰活动。但《宋史》关于《道藏》的记载极简略。其中，《真宗本纪》载，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二月丁亥，王旦等上《两朝国史》。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以下进秩、赐物有差。”“三月……己酉，王钦若上《宝文统录》。”[30]在修国史的同时，道书也编定完成，其目录即御赐书名的《宝文统录》。《宋史》关于王钦若的介绍中也没有更多的细节，仅有数条事迹相关，如“大中祥符初，为封禅经度制置使兼判兖州，为天书仪卫副使。”“封禅礼成，迁礼部尚书，命作《社首颂》，迁户部尚书。从祀汾阴，复为天书仪卫副使，迁吏部尚书。明年，为枢密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1014），为同天书刻玉使。……明年（八年，1015），为景灵使，阅《道藏》，得赵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绘于廊庑。又明年（九年，1016），商州捕得道士谯文易，畜禁书，能以术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尝出入钦若家，得钦若所遗诗。帝以问钦若，谢不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既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录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钦若自以深达道教，多所建明，领校道书，凡增六百余卷。”[31]（《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传第四十二》）王钦若是北宋真宗、仁宗两朝的重臣，故后世史官有“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的感慨，而王钦若领衔编集道书，也有其历史的功绩。《宋史·王钦若传》仅提及其“阅《道藏》”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大中祥符九年是《道藏》在杭州完成刊刻的关键年份，这一年主事者王钦若到杭州，或许正为此事[32]。但《宋史》对此未予记录，据传闻认为王钦若牵扯到本年的一桩道士案件，皇帝追问之下，王钦若不能辩解，遂被贬官至杭州。此事记载不确。查《（万历）杭州府志》卷十四之职官表可知，大中祥符间为杭州守令有戚纶（大中祥符三年，1010）、薛颜（大中祥符七年，1014）和马亮（大中祥符九年，1016），王钦若为守令是在天禧三年（1019），且通判表中无王钦若；而《（乾隆）杭州府志》卷六十二职官中将王钦若任守令时间记录为天禧二年（1018），并在通判中增加了王钦若，并称“（大中祥符）九年，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增。见本传”。乾隆时期，史官重修《杭州府志》时已据《宋史·王钦若传》进行增补修订，即清人已认为王钦若在1016年曾为杭州通判，此据《宋史·王钦若传》而误。实际上，王钦若以太子太保出为杭州守令事，发生在天禧三年。是年，六月“甲午，左仆射、平章事王钦若罢为太子太保。时钦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钦若于上前自辨，乞下御史台覆实。上不悦，曰：'国家置御史台，固欲为人辨虚实耶?’钦若皇恐，因求出藩。会商州捕得道士谯文易畜禁书，能以术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尝出入钦若家，得钦若所遗诗及书。上以问钦若，钦若谢不省，遂罢相，制辞以均劳之意，从优礼云。寻命判杭州。判杭州，《实录》无其日，却于太子太保归班下，即云寻命判杭州，今从之。”[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三）至于王钦若是否曾在大中祥符九年到杭州为《道藏》刊刻做最后的努力，则有待史料的发现。 幸好在《道藏》中我们能看到相关的资料。其一是晏殊（991—1055）的《茅山五云观记》。此文提到：“真宗皇帝既偃武节，聿修文事，封泰山，款后土，谒仙里，建灵宫，务辑一王之仪，邈追前代之盛。”“公（王钦若）于是时，都将相之重，极风云之遇，与一二元老，鸿儒硕生，内则翊赞宸猷，外则讨论经礼，用□削藁之□，密荷沃心之赏，借前著而谋定，申巽风而令行。至如检玉介丘，瘗缯睢壤，近甸巡豫，嘉坛裒对，咸遵秘箓，聿彰勤任，用三洞之科式，先八銮而启行，公则参仪卫之职焉；寅受天瑞，钦崇祖烈，五岳升号，灵泉效祉，并敞真宇，茂昭元祝，公又历置使之任焉；总集髦俊，纷披载籍，缬百世之龟鉴，述方来之矩矱，复诏公典领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助亨会，函笈所蕴，源流实繁，欣逄盛明，用得论次，乃复选通达其学者，校雠而辨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简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讫无讹谬。”[34]（《茅山志》卷二十五）毫无疑问，王钦若领衔的北宋第二次编集道书达到了预期目标，完成了《道藏》的第一次刊刻，“缬百世之龟鉴，述方来之矩矱”，并非溢美。“多所刊定，讫无讹谬”无疑是刊本。茅山第二十三代宗师朱自英（976—1029）亦曾参与《祥符道藏》编集，故《观妙先生幽光显扬之碑》中说：“先生出关，欲遂东归，复思三茅《道藏》缺讹，乃载游赖乡校雠太清古本。”又说：“《道藏》三洞四阶灵文宝笈，实金绳玉控之秘传大法，自魏南岳以降，逮先生，凡二十有三代。”因王钦若为《祥符道藏》主持者，故又曾推荐朱自英在京任职，故碑记作者称“丁晋公谓、王冀公钦若，并荐章三上，使两至，先生复辞。谢表温雅，有儒臣高世之风，朝廷嘉之”[35]。 王钦若所主持的这次《道藏》编集工作，不仅在太宗时代徐铉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而且完成了版刻。由于目前并未发现北宋《道藏》刊本，我们只能结合相关的史料佐证确有其事。其历史文献的证据，除了上述晏殊的文字，还包括（1）前述夏竦《重建道藏经记》，（2）真宗为该刊本目录即《宝文统录》所作序文，（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应麟《玉海·艺文》所载史实，以及（4）元初道士碑记的记载。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推进，各种古籍资料数据库的建成，或许我们今后还能找到其他相关的史料。 《道藏》首次在王钦若的主持下完成了雕版，时间是大中祥符九年（1016）。当这部雕版的《道藏》最终完成时，政府并没有给予其新的名称，就是《道藏》。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对于明代《道藏》的称呼，我们可以称之为《祥符道藏》。 先看元人的记载。这一刊本在北宋朝廷覆亡后为金朝承继，故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道藏尊经历代纲目》碑文明确说： 唐明皇《御制琼纲经目》，藏经五千七百卷。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太清宫使奏陈，止见五千三百定数。黄巢之乱，灵文秘轴，焚荡之余，散无统纪，幸有神隐子收合余烬，拾遗补阙，复为三洞经。再经五季乱离，篇章杂揉。会逢炎宋绍隆，圣明相继，奂求琼轴，大构银题，申命校雠，条章森列，录《道藏》卷目之首，冠《宝文统录》之名，大阐玄风，式弘道化。丙申属难，经藏俱废。元启运，有披云子宋真人收索到藏经七千八百余秩，锓梓于平阳府永乐镇东祖庭藏之。此道藏经历朝兴废之大者也。[36] 据此碑记，北宋刊刻的《道藏》就是前有目录名为《宝文统录》者。该碑文明确说，金人所承继的《道藏》就是有《宝文统录》为卷目之首的《道藏经》。这部经板不是陈国符先生所说的《政和道藏》经板，而是《祥符道藏》。陈国符先生谓：“政和三年诏访求道教仙经，福州知州黄裳乃于政和四年奏请建轮藏，以庋天下道书。五六年乃设经局敕道士校定。即送福州闽县，由黄裳役工镂板。事毕，进经板于东京。刊镂经板，当在政和六七年，时黄裳仍为福州郡守也。所刊道藏称《政和万寿道藏》，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故《道藏阙经目录》卷下著录《宋万寿道藏三十六部经品目》，不著卷数，又《宋万寿道藏经目录》十卷。”[37]陈先生此说或许根据《道藏阙经目录》中“《宋万寿道藏三十六部经品目》、《宋万寿道藏经目录》十卷、《金万寿道藏三十六部经品目》和《金万寿道藏经目录》十卷”[38]的记录而来。不过，我们并不清楚金人与宋人的“三十六部经品”和“道藏经目录”是否就是“闽县镂板的《政和万寿道藏》”，因为这一刊本的记载更加匮乏。如果有徽宗时期的刊本经书道藏，并被金人所承继的话，为何元人在《道藏尊经历代纲目》中为何一字未及呢?如果这一次的刊板从政和五六年设经局，而六七年就宣告完成，不管是一年还是两年，时间上过于神速，难以采信。而且，若黄裳是第一次主持完成了道藏的刊刻，必然会在史籍中留下蛛丝马迹，然而，就陈国符先生所引《宋史·徽宗本纪》《玄品录》《淳熙三山志》等相关文字而言，似皆难以确证其事。只能确定的是，徽宗时代确有继续编集道书经藏事，最后完成的当是一部目录和《道藏三十六部经品目》，由于并未刊行，所以才有后来的“阙经”之说。总之，政和年间，徽宗下诏搜访遗经，是为了补真宗时所刊《道藏》之不足，一如明代《万历续道藏》故事矣。 金代继承的北宋刊本《道藏》是《祥符道藏》的修补增订版。《道藏尊经历代纲目》中所谓“丙申属难，经藏俱废”，为南宋端平三年（1236，蒙古窝阔台汗八年）事。端平元年（1234），南宋联合蒙古灭金，随后南宋与蒙古开战，战事绵延数十年，直至南宋覆亡。在金灭国后的两三年中，局面混乱，原藏于北方道观的《道藏》亦无法平安保存。此事，陈国符先生说：“金末太清宫罹兵烬，又值河涡合流，遂飘荡无余。其《道藏》经当亦亡失。”所以，次年才有了道士宋德方倡始搜罗道经，经过数十年努力，最终完成了《玄都宝藏》刊本。这一刊本也未能保全，随后没多久即遭毁版焚经的厄运[39]。 事实上，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才是道藏史的关键节点。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六的记录是，大中祥符九年三月：“枢密使王钦若上新校《道藏》经，赐目录名《宝文统录》，上制序。赐钦若及校勘官器币有差。寻又加钦若食邑，校勘官阶勋，或赐服色。”[40]如果王钦若等人仅仅是第二次编集道藏，他们只是在太宗时代徐铉等人编集《道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道书品种，不管他们是增加了五百种，还是六百种，都只能解释他与相关人等皆受赏赐事。一项工作完成之后，得到嘉奖，这并无不妥。但为何没过多久还有“加钦若食邑，校勘官阶勋，或赐服色”的再度奖赏呢?其原因肯定不是写本完成，而是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认为，再加奖赏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完成了《道藏》的第一次刊刻，这是道教史上的第一次，无论如何都值得载入史册。 对此，宋人皆大书特书。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丙辰“王钦若准诏讨阅《道藏》赵氏神仙事迹，凡得四十人，诏画于景灵宫之廊庑”[41]。王应麟《玉海·艺文》“祥符《宝文统录》”条记载：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己酉，王钦若上详定《道藏》经，凡三洞四辅四千三百五十九卷。……祥符三年（1010），选官详校，钦若总之。删一百二十卷，又求得七百二十七卷，总为目录。诏赐名，圣制序”[4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以御制《大中祥符颂》《真游颂》《圣祖降临记》赐天下《道藏》，从中书门下所请也。”[43]马端临《文献通考》也记录说：“大中祥符中，命王钦若等照旧目刊补，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为新录，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撰篇目上献，赐名曰《宝文统录》。《隋志》以道经目附四部之末，唐毋煚《录》（即《古今书录》）散在乙、丙部中。今取修炼、服饵、步引、黄治、符箓、章醮之说素藏馆阁者，悉录于此。”[44]这里的“照旧目刊补”提示我们，王钦若所主持的道藏并不是抄写而成的，而是刊刻的。 王钦若在主持完成《道藏》刊定之前，还主持了《册府元龟》一千卷的编辑刊刻，该书亦有真宗御制序文。王应麟《玉海·艺文》“景德册府元龟”条在真宗序下注：“祥符八年十一月乙丑，钦若等上版本，宴编修官。”又云：“天禧四年闰十二月癸丑，赐辅臣各一部。”[45]刊刻千卷《册府元龟》由王钦若领衔，刊刻《道藏》亦由他领衔，其事当为可能。 北宋时，道教文化繁荣，王钦若是真宗时期参与该事件的关键人物，但随着王朝历史的变化、学术思潮的改变，王钦若及其主事的道书经藏刊刻事皆被边缘化：只有编刊《册府元龟》事被史学家重视，认为是效法祖宗的修书故事[46]，而王钦若则成为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士人政治集团中的反面教材，即“五鬼”之一的佞臣[47]。智数过人的王钦若受到太后的重视，在仁宗天圣前期再度为宰相，但彼时士大夫集团已经逐渐与他划清了界限[48]，随着后者的成熟壮大，王钦若及其主持的事业，也就不再为学者们所关注了。 四、《宝文统录》御制序 在真宗皇帝的支持下，王钦若主持编集《道藏》完成。其刊刻的最重要证据是真宗皇帝的御制序，这篇序文保存在《正统道藏》本《混元圣纪》中。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道士谢守灏撰成《太上老君混元圣纪》（即《混元圣纪》）十卷，根据历代史书及诸家记载编成一部从上古至当代的道教之信史，“凡老子名迹变化及其遗事微言散见于百家者，摭拾诠次无遗。”（陈傅良序，写于绍熙四年）该书所录真宗御制序云： 夫混茫未辟，兹谓之无名。文字云生，于是乎有作。矧乎希夷之旨，冲妙之音，法于自然，生乎太极。所以述洪荒之始，叙天地之心，宣至真之言，介群生之福。若乃刻之瑶版，贯之金绳。封以琅函，固以琼蕴。万灵翼卫，与环极而同遵；亿世仰观，方珠缠而不昧。其久也，盘石有时而铄矣；其异也，烈火莫得而墦之。所谓神之至神，大之为大者也。……由是诏朝宥密之臣总司厥任，择柬校雠之士各效其宫。辑丹室之宝章，访紫台之秘迹。正奇字于古篆，考方言于轺车。索隐造微，铅黄之妙曲尽。群分类聚，甲乙之次罔差。岂止班志之九十三篇、仙记之三十六法而已哉。飞灰之序三浃，贯花之教一成。将使垂于后天，布之绵字。方新濡翰，以永藏山。惟庆育寿丘，是开帝绪。高升函谷，允日道宗。仰惟述作之言，并极天人之际，混于诸子，良所未安。列行宝经，兹为至当。自幼冲之仰奉，诏不朽之明规。枢密使吏部尚书检校太师同平章事王钦若，实冠攸司，益怀顺美。顾勤职之无舍，期传世之有辉。爰以奏封，献兹篇目。愿裁序引，式谨岁时。绍璇宙之鸿源，虽远钦于道荫。继琼纲之前制，亦可焕于人文。俯示方来，弥多腼媿，题曰《宝文统录》云尔。[49] 真宗序文所谓“若乃刻之瑶版，贯之金绳。封以琅函，固以琼蕴。万灵翼卫，与环极而同遵；亿世仰观，方珠缠而不昧。其久也，盘石有时而铄矣；其异也，烈火莫得而墦之。所谓神之至神，大之为大者也”，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此次编集《道藏》完成了雕版的目标。至于“将使垂于后天，布之绵字。方新濡翰，以永藏山”云云，亦是雕版刷印《道藏》，并将其赐予各大宫观的明证。 《祥符道藏》在分类上延续了太宗时的六部，即“《道藏》书六部：一曰大洞真部，二曰灵宝洞玄部，三曰太上洞神部，四曰太真部，五曰太清部，六曰正一部”[50]。前此徐铉的第一次编集道书，确定了道书经藏的基本分类办法，到真宗时，人们的认识有了变化。正因为如此，才有王钦若将几部经书排序改正的记录，同时保留了某些争议内容的记录：“钦若以《道德经》《阴符经》乃老君圣祖所述，请自四辅部升于洞真部。初，诏道释藏经互相毁訾者削去之，钦若言《老子化胡经》乃古圣遗迹，不可削除，诏从之。”[51]（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九） 至于前文所述，夏氏《重建道藏经记》中所云“付余杭传本”，说的是第一次编集《道藏》时，桐柏宫按照朝廷的命令将所藏《道藏》提供给政府进行校勘审定。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夏氏写此碑记时，离第一次编集《道藏》已过去了二十多年，或许夏氏正参与第二次编集《道藏》事，故用彼时刊刻《道藏》的词汇形容前此工作也是合情理的。真宗时期，余杭已经成为雕版刷印的中心，将校定完成的《道藏》在此地刊刻亦可见朝廷的重视。故而，所谓的“传本”就是刊刻之意，很明显第二次编集《道藏》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将之刊刻出来，而且经过多年的努力完成了这一目标。与此类似的是，在王焞撰、王拱辰（1012—1085）所书青城山《道藏记》所撰碑文中也看到：“然今之所谓经者，于褚于笥，于笔于墨；而藏则于工于木，于斧于削耳。道家之书与藏及宝笈云函……”[52]王拱辰知晓《祥符道藏》刊刻故事，才会说道经是书写的，而“道藏”则是由工匠刊木雕造的，也即《道藏》为版刻书籍，并且体量极大，藏之于室要分函分帙。 一如明代对《道藏》的续补，北宋对《道藏》也有续补。其中，仁宗朝、徽宗朝是有明确记载的。范镇《崇道观道藏记》说：“宋兴，祥符、天禧中，始崇起其教。而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皆置使典领。又命其徒与诸儒裒其书，是正谬讹，缮写以藏于其处，而以其余赐天下宫观，以广其传。独剑南一道未皇暇焉。”“治平元年，今天子既即位，若谷又与其徒仇宗正、邓自和，列言于府曰：'释氏书遍满州县，而道家所录独散落不完，愿至京师得官本以足其传。’于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尚书户部侍郎韩公知府事，以其状闻，且言蜀之名山秘洞胜景为多，而道家书不完，无以奉扬清净之风。有诏即建隆观给官本，以足其传。凡得五百帙，四千五百卷，溢于唐者又千九百二十二卷，可谓完且备矣。”[53]（《成都文类》卷三十七）在《祥符道藏》完成之后，仁宗朝仍有增补，所以到了英宗时，赐予成都崇道观的官本已有五百函；其后，在徽宗朝又有续补，达到528函。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叶义问撰序的《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卷一“殿宇像设”中说道“九天采访应元保运真君之殿”，“主廊有道藏，榜曰琼章宝室。于湖张孝祥笔。贮经五百二十八函，计五千二百八十七卷。外九十九函，奉敕禁隐，不曾颁降，系扬和王府舍。绍兴二十八年十月内恭奉特旨，于采访殿后创建大殿，专一崇奉皇帝御容本命，赐名申福殿”[54]。此事在《咸淳临安志》卷十三也有记载，志书“行在所录·宫观”首列太乙宫：“绍兴十七年（1147），遂命两浙运司度地建宫。十八年（1148）三月成，凡一百七十四区。殿门曰崇直，大殿曰灵休，挟殿曰琼章宝室，皇帝本命殿曰介福，三清殿曰金阙寥阳，斋殿曰斋明。又用礼部侍郎沈该言'国家乘火德王天下，宜即道宫别立殿，专奉火德，配以阏伯，祀以夏至’，遂又建殿曰明离，扁皆高宗皇帝御书。两庑绘三皇五帝、日星岳渎、九宫贵神等，与从祀一百九十有五，大略如太平兴国旧制。每祀用四立日，设笾豆簠簋尊罍，如上帝礼，两庑以次降，车驾尝亲谒焉。孝宗皇帝建本命殿曰崇禧。乾道间以旱亲祷，即日雨。淳熙四年（1177），重建《道藏》成，御书琼章宝藏以赐。”[55]显然，南宋初年时庐山太平兴国宫（太乙宫）有《道藏》共528函，这当是从真宗时代的《祥符道藏》续补而来。 五、李焘对该事件的梳理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六中记录大中祥符九年三月王钦若进呈《道藏》新校定本之后，还用了两段文字详细梳理了《道藏》编集刊刻的重要时间。他说： 初，东封后，令两街集有行业道士修斋醮科仪二年七月壬申，命钦若详定，成《罗天醮仪》十卷八年正月丙申。又选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经二年八月辛卯。明年，于崇文院集官详校，钦若总领，铸印给之。旧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尝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写本，送大宫观，钦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又以《道德》《阴符经》乃老君圣祖所述，自四辅部升于洞真部。钦若自以深达教法，多所建白。时职方员外郎曹谷亦称练习，钦若奏校藏经，未几，出为淮南转运使，奏还卒业，诠整部类，升降品第，多其为也。仍令著作佐郎张君房就杭州监写本。[56] 按照李焘的记录，真宗在泰山封禅之后，先修订《斋醮科仪》，同时下诏令左右街道录选道士十人，沿袭徐铉等第一次校订《道藏》的成果并继续该项工作。第二年又将此项目提上崇文院的议事日程，并由王钦若主持其事。王钦若以太宗朝徐铉等人校定的3737卷道书为基础开展工作，又加入新收集来的品种共622卷。在分类上，王钦若等似乎未做过多的调整，只是对《道德经》《阴符经》等书的编排次序有所改动。王钦若对道书比较有研究，也编定过多种道书，对道教也有了解，所以他提出了不少实质性的建议。 至于这次编集的人员中，比较突出的人有两个，一是曹谷，他负责的工作是道书分类；一是张君房，他在杭州负责刊刻相关事宜。关于李焘的这一记录，学者们也多有引用。但是，前此学者多以“著作佐郎张君房就杭州监写本”为据认为真宗时编集《道藏》为写本而非刻本，这里的“监写本”自然可以按照今日语法理解为“监督抄写《道藏》”，由此理解得出此时仍旧为抄本的结论也就很正常了。但是，抄写经书何必要在杭州?事实上，这一时期杭州刻板才是更合理的理解，张君房监写本就是负责雕版刷印事务。据宿白先生引《宋会要辑稿》册一六五：“（元佑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礼部言，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送秘书省”[57]云云，“写录”“传写”显然不是抄写，而是与“写本”一样，均为雕版刷印。 李焘还说王钦若主持编修《道藏》时面临着部分道书的去取标准、是否要将部分经典单独刊行、如何将道书全部完成等诸多问题： 初，诏取道、释藏经互相毁訾者删去之，钦若言是年是月：“《老子化胡经》，乃古圣遗迹，不可削去。”又言五年十二月：“《九天生神章》《玉京》《通神》《消灾》《救苦》《五星》《秘授》《延寿》《定观》《内保命》《六斋》《十直》凡十二经，溥济于民，请摹印颁行。”从之。此段总载，或已有入《长编》者，当检讨删去。曹谷，即验汾阴灵文者。七年五月癸丑，钦若上洞真部六百七十卷。[58] 在道书的取舍方面，真宗主张三教融合，强调要去掉一些存在相互攻击的言论，比如《老子化胡经》等，其中存在对释家不利的论说。对此，王钦若主张这部书传自前代，属于前圣古迹，没有必要删去。另外，由于整部《道藏》刊刻后并不会在社会上流传，即便是版刻的道书，也必须由政府统一定制，然后颁赐给全国的宫观，所以王钦若建议将其中的《九天生神章》等十二部书单独刻板，以便于社会流通。最后，我们看到王钦若编集道书采取的是分批刊定的办法，在大中祥符七年五月就完成了670卷的刊刻，到了大中祥符九年才最终完成全藏的刊刻。 综上，北宋版《道藏》的第二次编集耗时近十年时间，随后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道藏》的刊刻。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政府启动了《道藏》编集计划，这是北宋第二次组织编刊《道藏》，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全部完工，刷印多部。此《祥符道藏》的目录为真宗皇帝赐名的《宝文统录》。主持编集刊刻道书的王钦若及其下属曹谷、张君房等，以及一众参与该事的道士等皆受到朝廷按级别给予的赏赐，以表彰其参与文化创造之功绩。 在编集校定道书经藏，完成《道藏》刊本之后，“道藏”的意义也被重新认定。“道藏”原为汇集道家书籍藏诸一地的名称，“总而谓之曰经，聚之于室曰藏”（宋夏竦语）。自唐代开始，经以政府为主导，集合多方力量，搜集道学、道教书籍成为书例，“道藏”就成为集历代道书于一的称谓；同时，随着书籍进入雕版刷印时代，《道藏》又成为体量庞大之刊本，它始于宋初，继之有明。因此，我们可以说，进入版刻时代的《道藏》是一种经官方严格的审定程序之后而确定的道书；自从有了刊本《道藏》，“道藏经”就不再泛指一切道书，而是特指那些经政府审定无误的入藏经书了。 在先期的校定工作中，张君房的工作得到认可，升为著作郎。雕版及刷印工作旷日持久，张君房在杭州花了几年时间监督此事。可惜的是，这部道藏没能保存下来，它因战乱纷争和权力斗争彻底消失了。幸运的是，曾在宋真宗、仁宗朝参与编集《道藏》的张君房，其署名的《云笈七签》以及《太清风露经》均能劫后余生，虽残帙而不朽，至今仍有多种版本存于世，特别是《玄都宝藏》的残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道藏的样貌，也就成了《道藏》兴废史的物证，不管是书籍史的价值，还是道教史的价值，都是相当高的。 六、结 论 丹室宝章，紫台秘笈，椠诸梨枣而布之四海，藏之名山而焕诸人文。然迭经世变，道书经藏时聚时散，存世完整的《道藏》版刻诸本仅明代刻之不同时期印本而已。如今，北宋、南宋《道藏》原刻皆未见诸公开报道，相关历史记载的文字亦多隐于书海，对北宋《道藏》的书籍史理解困惑在所难免。就书籍史而论，关于北宋道书经藏，凡有北宋《道藏》以何种方式结集、北宋编刊《道藏》初椠何时、如何认识北宋刻《道藏》的历史地位诸问题有待深研。结合前贤研究成果，梳理史籍记录，可知北宋太宗、真宗、仁宗、徽宗时代皆有《道藏》结集，其初刻《道藏》是真宗时故事，主事者为王钦若；按后世的题名例，可称之为《祥符道藏》。结合宋代刻书史可知，对《道藏》的刊刻予以重新考察不仅事关道教史本身，更为认识宋代典籍的制度以及北宋真宗时期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通过对北宋道藏的书籍史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结论： 1.北宋初刊道藏为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事，成藏可称之为《祥符道藏》。至于此前道教史学中所认定的徽宗时编集道书并第一次刊刻《道藏》，那只是因为没有解决北宋早期道书经藏编集和刊刻历程而得出的结论。目前已经有较为充足的历史文献证据表明，早在真宗时期就完成了《道藏》的编集、校勘和刊刻，但这并不意味着《道藏》作为一个文化工程的终结，相反的是，它带来了整个道书生产的繁荣，促进了真宗时代及其后续若干年道书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而且，这一时期开始设置了专门的道书编集机构，以专人专司职守，张君房之类的学者“专其事”，也大大提高了道书的制作水准。 2.《道藏》编集为政府主导的文化事业，书籍史就不仅是文化史，也是政治文化的互动史。北宋刊刻《道藏》是政府与道教教团合作的结果，成立了专门机构，组织了专门的队伍，在北宋建国后六十年内即已完成了《道藏》的两次编集和一次刊刻，它非如此前学者所揭示的那样只是印刷术繁荣之后的无足轻重的历史；相反，正是在北宋初年，《道藏》开始进入雕版刷印时代，它不仅在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在书籍史上有着较为突出的启示意义。巨帙书籍的编集和出版代表着国家文治的水平，也极大促进了宋代道书生产的繁荣。 3.《道藏》版刻史的问题提醒我们要对书籍史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从书籍史的历史来看，雕版书籍之板片可以长期保存。《正统道藏》板片经历代护经者的努力，朽者重刻，蠹者修补，新者补刻，保存了四百五十余年，直到晚清才因兵火而彻底消失；同样地，真宗时的道藏板片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故事。从真宗到仁宗，直到徽宗时代，这套经板不曾遗失，且新的道书经政府相关机构审定后，也予以板刻，并充实到《道藏》的经板之中。北宋灭亡时，这套版片归金朝所有并直到金朝覆亡，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祥符道藏》的校订刊行，宿白先生在《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一书中的《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一文中曾予以揭示。据宿白先生的考证，真宗时先后校定并刊刻了《道德经》《南华真经》《列子冲虚真经》《翊圣保德真君传》等道家书籍，“真宗崇道，多刻道家书，并校定《道藏》，选刊其精要”[59]。 问题是前述《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中说的“外九十九函，奉敕禁隐，不曾颁降”，究竟说是的在528函之外还有99函没有颁赐，还是说在528函内有99函为未曾颁降呢?如果是后者，则全藏颁赐的数量是427函，倒是接近于祥符《宝文统录》所说的4359卷。只不过《咸淳临安志》书中所谓孝宗淳熙四年“重建《道藏》”究竟为何种历史故事还有待进一步考察[60]。 致谢：本文的撰写得到李致忠先生、石计生教授、林世田先生和何建明先生的鼓励和指点；陈为先生、樊长远博士、赵文友博士、马学良博士、饶益波博士分别予以信息和资料帮助；姚文昌博士寄赠他校点的《语石》一书，拙稿初稿写定后，姚博士又帮忙雠校一过，特致谢忱。 注释： 【作者简介】 向辉，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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