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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展”甄选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书法中的三十通碑刻，摩崖、墓志、造像题记、碑铭各有其气象。摩崖雄浑博厚、大气朴拙的意味为人倾倒。 然而，因为刻石书法经过一定的时间，会受到损伤，尤其是露天的碑版、摩崖等，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腐蚀更为严重，也因此使得字迹拙重，包括笔画的不清晰也给人留有可发挥想象的空间。我们以往讨论书法，对于笔法的问题有较多的关注，但是如果希望以何种用笔方法去探讨摩崖刻石，包括一些其他碑铭、墓志、造像题记，我想这都只能是臆想。  《爨宝子》善拓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本  曾熙临《爨宝子碑》136cm×68cm 1917年 家属藏 骨、韵不分南北 董其昌称画分南北，阮元称书分南北，这都是从风格形式、气象出发来讨论的。对于摩崖、碑版如《石门铭》《瘗鹤铭》《铁山石颂》《爨宝子》《爨龙颜》等在气象形式上并没有南北之分，我们以往讨论这些碑版书法总求之于书写者书写时的笔法问题，寄希望于还原未凿刻时的用笔情况，其实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此折腾的意义是否很大？   瘗鹤铭善本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本 刻凿已经改变了原有的书写形式，或者说有些作品根本就没有毛笔书写的过程，或者只是用毛笔乃至其他工具简单描绘过一个字形，再通过刻凿者之手刻凿出来的字体。所以，欲探寻本来笔法，笔者以为意义不大，如若希望从一些摩崖、碑铭中去探寻当时的用笔是怎样的，还是去参考墨迹为好。汉魏之际的墨迹虽传世不多，但基本能反映时代的用笔特征。  曾熙临《瘗鹤铭》136cm×68cm1917年 家属藏 对于石刻文字的学习，应该更多的是对于气骨、神韵的把握。而气骨、神韵没有南北之分，沈曾植《海日碎金·刘融斋书概评语》曾对南北书法有过讨论，《书概》云：“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先生云：“实则南骨即北骨，北韵即南韵。”松生附记：“论者较则南骨多清严，北骨多重厚；南韵多和雅，北韵多俊逸。论其流别，各以类相从，南北固多相通。”北派与南派书法在形式上有一定的差别，所谓骨与韵是感觉，而不是某种确定的形态，更不在于书体或者字形的大小、笔画的粗细问题上。  胡小石楷书临《石门铭》 二十年代 131.5cm×33cm 胡小石故居藏 所以沈曾植就说明了“南骨即北骨，北韵即南韵”，骨与韵是不分南北的，只是字的形态有所差别，那么对于摩崖、碑铭等刻石书法与墨迹之间也只是形态的不同。然而形态的不同，尤其是刻石书法的形态，因为其刻凿与长期的风吹日晒、腐蚀的影响，呈现出丰富的变化，所以要去探求其原有的用笔形式以及笔法形态，存在很大难度，但是要讨论其意韵，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爨宝子》善拓（局部）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本  沈曾植临《爨宝子碑》 147cm×40cm 西泠印社藏 另外，关于刻石，哪怕是刻工精致且保存较好的一些刻石文字，也都有刻工的修饰过程。唐及唐以前对于刻工这一职业是有一定限制的，尤其在北魏，刻工的身份只能世代相袭，并且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在一段时间里除了官府，其他人不得随意使用工匠，这在工匠的职业素养上有一定的帮助，会更加的专业化，所以修饰、提升文字的美感自然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所以这也让我们今天去探析石刻原有的用笔形式的问题加大了难度。既然是石刻文字，这种人为的修饰与天然的修饰其实都有其可取之处，尤其是这种经过时间洗礼的感觉，才更具有深意。   《爨龙颜碑》善本（局部）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本  沈曾植临《爨龙颜碑》147cm×40cm 西泠印社藏 “形势”非“形式” 过去有一段时间，包括现在还存在的借鉴几何图形等类似数学的方法来解构书法作品，这在了解某一件作品的形式上有一定的作用，但针对某一家，或者某一体系，哪怕是大型的碑版都不是很好的方法。甚至以为线型方向、几何图形不能断定书法作品的好坏，王羲之行书没有哪一件是雷同的，唐代许多楷书作品并不是通过什么样的安排设计出来的。 沈曾植临《文殊般若经》147cm×40cm 西泠印社藏 古人讨论书法也讲形式，但是并不是徒有其型。孙过庭所谓：“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张怀瓘所谓：“盖因象以朦胧，眇不知其变化,范围无体,应会无方,考冲漠以立形,齐万殊而一贯,合冥契,吸至精,资运动于风神,颐浩然于润色。”都阐明形象在于领悟，“点如高峰坠石”是书法的势，不是固定的某种形象，对于这些形象的描述，古人常常采用的是比喻的手法来进行，并不是古人因为没有学过数学、几何学而不知道角度、图形的问题，而是书法要指向的东西，并不在于此。刘熙载说：“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为书。”试想“高韵深情”是什么图形，“坚质浩气”的字需要多大的角度来表现呢？ 《张猛龙碑》善本（局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本 沈曾植临《张猛龙碑》147cm×40cm 西泠印社藏 在此还需要阐明的是，金石学的研究目的或者说指向，一开始是对于经史的研究，是有助于义理的阐发，更进一步而言之是归结于人、天、道等一套的哲学系统的学问。我们始终不容忽视，学问如果最终不指向于人或者道，那么这学问的意义一定大打折扣。 再说，中国传统的书法理论中，从来都是将书法与人、道相联系的。就如对于摩崖、碑版书法的接受，一定不是为了写规整字，更不是说这个摩崖、碑版的文字具有什么样的字形，而一定是先谈其感受，摩崖、碑版所生发出来的气质，这种气质的认识又往往离不开中国传统的哲学基础，曾熙尝论云：“凡书之整散，在气与神，求之形体，其次也。” 胡小石楷书临魏碑三十年代 29cm×20cm 胡小石纪念馆藏 “气”与“神”都是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本是评述于人与道的，但前人书法阐发的也是人与道的问题，故而明代的学者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法书仙手，致中极和，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功将礼乐同休，名与日月并曜，岂惟明窗净几，神怡务闲，笔砚精良，人生清福而已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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