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普遍的论调，不仅党校系统内这样讲，高校也这样看党校。《党校工作条例》对于“科研工作和决策咨询”的要求，也确实更倾向于资政而非科研，那是不是论文就可以不用写、高层次发表不做要求了？高层次发表对基层党校来说确实很难。据说很多核心期刊一看作者不是博士、单位不是著名高校，内容连看都不看就放在一边了。这也容易理解，著名高校、博士的成果大概率质量会高一些。但江浙基层党校的高层次发表明显多于山东，是他们真的水平高，还是另有原因暂且不论，基层党校老师发核心期刊是有可能的，且可能性不小。难易其实是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必要性。上甘岭再难守也得守，牺牲多少人也在所不惜，因为有必要；躺平很容易，但再容易也不能干。那问题来了：高层次发表有必要吗？高层次发表是一个标志，标志某人对某方面的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且达到了同行中的高水平。尽管核心期刊里面也有平庸之文，一般刊物也有高水平之作，但总体上来讲，核心期刊的文章同行的认可度高。科研研究不能搞群众评价，而一定是圈子评价，因为隔行如隔山，同行之内高手与低手差别也很大，核心期刊就是高手对话的平台，能站到这个平台上，至少说明自己对某方面的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资政建议才会有深度、有远度，至少出“馊主意”的可能性比较小。有人会说：现实研究与学术研究还是不同的。毛主席没有写过学术论文，《矛盾论》《实践论》不过是讲稿而已，但能说毛主席对现实问题没有研究吗？能说他的水平低吗？我的课程已经进入了主体班次，在这个基础上写出的资政文章就没有深度、远度吗？这种说法本身就不是科学研究的思维，也正是目前咨政文章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用“观点+例子”的方式发表意见建议。科普文章可以这样写，即用形象生动的案例告诉读者一个结果，但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那就是：观点对吗？风险就在于此！一个人能用“观点+例子”的方式提一个建议，另一个人就能用同样的方式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比如“市长热线是否有效解决了市民的问题？”我就听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而他们都有扎实的事例做证据，如果只听一方面的意见，肯定会相信；两方面都听就迷惑了。如果只把一种意见报送给领导，不说是馊主意，起码也是个“偏主意”吧？而当自己没有了解相反意见的时候，又怎么判断手里的这份资政文章观点是对是错呢？科研思维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它不是“观点+例子”式的说服，而是用科学调研中得出的客观数据逻辑地推导出结论，是目前我们人类找到的最能反映客观现实的方式，这种方式就体现在规范的论文写作中。换言之，写论文就是训练这种科学思维，论文发表的水平越高，至少说明作者的科学思维水准越高。据我观察，基层党校老师普遍缺少这种思维。不仅仅基层党校老师，整个中国人文社科界的研究者普遍缺少这种思维。对比西方，我国在自然科学方面奋起直追，成果丰硕，个别成果甚至处于领跑位置，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意识、见识、知识落后不是几条街，而是几个省的距离。西方发达科学体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的广度、深度、前瞻度，研究方法的精巧度、聪明度、科学度，以及耐得住性子、坐得住板凳、按得下功利心、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持久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普遍水平比较差，那么稍稍努力就容易出较大的成果，只要花几个月或者一两年的功夫，就能搞出很像样的成果，不用像西方学者那样苦哈哈的搞几年、几十年。可喜的是，现在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年轻一代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很多人也做出了成果，体现出良好趋势，党校人应有紧迫感，要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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