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1日， 北伐军第三军团总指挥贺耀祖带着几个卫兵进入济南后。吃惊地发现，日军在各重要交通...

1928年5月1日， 北伐军第三军团总指挥贺耀祖带着几个卫兵进入济南后。吃惊地发现，日军在各重要交通路口堆积沙包，架着机关枪，掩体前布有活动铁丝网，日本兵持枪作瞄准姿势，气焰嚣张。

贺耀祖马上意识到：日军的这种态势，在军事意义上说，已经做好占领整个济南的准备，北伐军和日军的冲突势难避免。

为了使自已的部队利于有利地位，贺耀祖当即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命令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王校膺所属两个营，迅速从紧靠日军的纬一路、纬二路附近驻地转移到商埠西端该师师部所在地集结待命，一面准备去找第三师师长陶峙岳筹商对策，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突然事变。

这时，贺耀祖得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已于昨夜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办公。贺耀祖立即赴总部去见蒋介石，除了大略谈了一下从徐州北上以来的重大事情以外，着重说明了商埠日军作战部署的严重形势，提醒蒋介石特别注意。

可是，蒋介石在听了贺耀祖的话以后，竟处之泰然，说：'’日本参谋本部派有佐佐木中佐为联络参谋，和总司令部同车到来，我已令其向日军司令部交涉，撤除阻碍交通的工事。佐佐木中佐既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出，那么，他就有权和任何一级日军部队长交涉，且看他交涉的结果怎样。”

当天下午，日方放出了和平妥协的空气。贺耀祖到普利门外视察，看日军果然在撤除其在纬一路和纬二路地区所设置的障碍物。因此，贺耀祖误认为日军已经改变主意，放弃武装挑衅，这就导致贺耀祖对当时的危急形势，估计不足，抱有乐观态度。殊不知，在5月3日这一天早上，日军在济南的武装挑衅开始了。

原来，日方在得知蒋介石已于5月1日夜间抵达济南后，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便率领该团主力急行军，于2日中午赶到济南，并在当天晚上完成了作战准备。

3日上午，日军突然对靠近其驻扎的北伐军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动了攻击。这时碰巧第七团的团、营长都去师部开会，突遭袭击，以致未能进行有组织地抵抗，因而这两个营损失非常惨重，特别是第二营的官兵，不是被日军用刺刀杀死就是被虏，全部被歼灭。
该团团长王校膺因为事前没有执行贺耀祖叫他转移驻地的命令，遭此惨败，自知责任重大，居然在事变发生后逃跑了。

随着日军对北伐军第四十军第七团二个营的突然袭击，引起了两军在商埠的全面战斗。四十军第三师主力和四十一军第九十二、九十三师都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特别是九十二师，因为方振武担负了卫戍济南的任务，该师被指定为卫戍部队，预先作了战斗准备，因而对于日军的挑衅进行了顽强的反击。这时的北伐军士气正盛，所以在交火后，日军没有讨得便宜。

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看到形势不好，知道继续战斗下去，可能激起和北伐军的全面作战。于是福田彦助改变办法，派间谍佐佐木中佐进城，恐吓蒋介石下令停火。

佐佐木于下午2时许跑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大叫大嚷，颠倒黑白，说北伐军欺负日方兵少，发动了这次战斗，扬言日本国内正在动员，如果继续打下去日中全面战争必不能免。

蒋介石本来就不愿意和日军作战，现在听了佐佐木的胡言乱语，加上本来就有妥协退让的心思，因此他立即接受了佐佐木的要求，派了10个参谋带着传令兵，打着命令停火的白旗，阻止北伐军向日军射击。到了傍晚，蒋介石再次派出传令兵，严令北伐军驻在商埠的部队全部退出，这种完全妥协退让的措施，让日军更加的任意妄为。

日军在发动武装挑衅的过程中，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凡是日军所至之处，北伐军官兵无论是在马路上行走的，在商店购买东西的，在澡堂洗澡的，在理发店理发的，以及负了伤不能行动的，几乎都遭杀害。

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日军残杀了许多非战斗人员。例如：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以下职工10多人，都惨遭屠杀。此外，日军还炸毁了济南的无线电台，该局职工大多被炸死；在济南邮局避难的许多居民被日军作为俘虏，捆绑毒打。这些，都是5月3日发生的事。

到了4日，北伐军已退出商埠，但是日军还是借口城内房屋有人放枪，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又逮捕了很多居民，诬指为便衣队和刘黑七（即刘桂棠）部匪军，大肆屠杀。日军对于被拘捕的济南居民用绳子或铁丝捆绑，不给食物。日军还唆使在济南的日侨寻仇报复，平日有过反日言论或取缔过日货的爱国学生和工人，也被杀害了许多。

8日上午，蒋介石派熊式辉、罗家伦二人前往日军司令部，双方达成协定，主要内容如下：免去贺耀祖的职务；济南及胶济铁路20华里以内不驻中国军队；不许便衣队入济南城。

5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山东兖州举行会议，蒋介石、谭延闿、李烈钧等要员参加，决定将贺耀祖免职，派方鼎英继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派谷正伦继任南京卫戍总司令。气愤异常的贺耀祖去上海当了寓公。

济南惨案后，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对中外记者说：“这次中国方面死亡达2000多人。”这个数据，是日方代表西田，在各方压力下被迫承认的数字，是大打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