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帝内经》的尴尬地位  《黄帝内经》分为《灵枢》和《素问》两部分，乃中医四大经典之首，是一部主要讲述针灸治病的医籍，乃医学之祖、针道之宗。其中，《灵枢》是《黄帝内经》针灸学诊疗体系与针法体系的主体，《素问》则是对其基础理论相对成体系的阐述。 作为针灸学元典的《黄帝内经》，本应是指导包括今人在内历代针灸人的典籍，但现状却不尽人意，真正能运用《黄帝内经》思想与方法治病的人凤毛麟角。与之相反，弃法存针，利用西学解释针灸并指导临床的却大有人在，加之学者们习惯以《素问》代表《黄帝内经》而论医理、谈养生、话食疗，几乎与针灸无关，这让《黄帝内经》原生理论变得相对尴尬，也让《黄帝内经》在经典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尴尬。 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如何破局，才能使现代针灸人有缘亲近经典？如何解经，才能让《黄帝内经》真正的成为活态经典？  《黄帝内经》：一部未经整理的课堂笔记 《黄帝内经》针灸学作为一门实操性学科，其法脉的有序传承，除了具备必要的文献外，其必然与中国其它传统技艺一样，更需要师承带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讲，师承的意义更大于文献，是保障其学术与技法活态传承的关键，尤以心法传承及临证观摩为必不可少。只有具备相关师承的人，再读《黄帝内经》，尤其是读《灵枢》时，才能深入其中，领悟精髓，这也是《灵枢》中为什么有《师传》《口问》等章节的原因所在。 作为典籍而传世的《黄帝内经》，乃古圣针灸传承之真实记录，其主体文体是一种师徒问对的形式，属于先秦古文“语录体”范畴。语录体的实质是未经整理过的课堂笔记。《黄帝内经》在成书之初，记录者就有意地保留了“语录体”风格，其目的是将古圣针灸问对的内容不失真地传之后世。 《黄帝内经》作为以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命名的医籍，代表了针灸学术的正统性。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医家多对其心怀敬畏，除唐代王冰增补《素问》七篇大论外，再无他人敢妄自增删经文。隋代杨上善及明代的张介宾，虽然都对《黄帝内经》经文进行过调序重组，但二人均以专著行世，并未干扰《黄帝内经》经文的原貌传世。其余诸家所做，多是对经文循章逐句注释而已，甚至连衍文、错简都未做修动。 基于上述原因，传世本《黄帝内经》基本上保持了历史原貌。虽历数千年之沧桑，但并未因此而发生实质性巨变，就其现有内容与形式而言，仍未失其是一部未经整理课堂笔记的事实。 这种未经整理过的《黄帝内经》原文，对于参与问对的主体人和旁听者而言，因为大家的知识构架、学术水平具有共识性与共时性，可以说是少有困惑，而对于未参与者甚至数千年后的读者而言，面对前后章节间盘枝错节、几近凌乱等现象，则中心不明，条理难辨，甚至读若天书，茫然不知所云。 历史上，有识之士对其做过类编、类读的整理，也做过选注、通注的努力，此对于理解与把握《黄帝内经》之宏旨要义具有重要价值，而对于针灸临证实用却略显苍白，主要体现在诊断与治疗的吻合不够融洽，治法与针法的衔接相对支离。 鉴于上述事实，我们就不能完全囿于既往注释而踯躅不前，应当付诸探究经典的行动，并在探究过程中寻求一条让经典回归临床的新思路。 解构《黄帝内经》 一个完整的针灸治疗过程，需要诊断、治疗、针法操作等必备环节。在《黄帝内经》中，这些要素的展现却是凌乱杂糅的。当笔者经历了十数遍的读经之后，便产生了对其进行重构的设想。 既然是重构，就要有一个解构的过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章节整理、字词考订、文句梳理、义理阐释问题，而是要将《黄帝内经》的全部章节先行分拆，再行重构，并在重构中展现文本原有的意义、内涵与逻辑。 解构的过程，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问题，即分几大模块解构？如何解构？第一个问题，在笔者读经的过程中，其实已渐有了答案，就是将经文逐句解构后，再重新结构为概论、诊断学、治疗学及针法学数章。第二个问题，对于相对熟悉经文的笔者来说，运用电脑分拆电子版的《黄帝内经》，并非难事。 在笔者心目中，做这项工作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阅读的方便，更大的初心是令《黄帝内经》成为活态的经典，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标志是《黄帝内经》针灸学实用性的建立。在这种既定目标下，除了对经文进行拆分与重构外，更应就重构后的经文发掘并整理《黄帝内经》所蕴含的针灸临证规律与潜在程序。 在这个过程中，针对《黄帝内经》中有关基础理论、诊疗体系、针法体系之理论与运用不尽明朗者，笔者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宗旨，做了一些探索与构想，也正是这些大胆的假设，令经典背后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历史上一些久悬未解的问题也因此而得以圆满解决。比如，厘定后的标本、根结，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自在临床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曾令笔者无数次发出“原来如此”之慨叹。 《黄帝内经》虽然散乱，但是古圣的思想并不散乱，其本身有主题，有论证，有逻辑，有层次，有案例。经此解构并重构后的《黄帝内经》，已初步完成了对《黄帝内经》诊疗体系与针法体系的还原工作。至此，一套思想完美、体系完备、内容完整的《黄帝内经》针灸学将呼之欲出。 面目全新的《黄帝内经》针灸学 重构后的《黄帝内经》针灸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在本次重构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忠实元典、立足元典，尽量不做元典之外纵向的理论与实践延伸，以确保《黄帝内经》针灸学思想的纯正性与原创性。其次，需要说明的是重构后的《黄帝内经》并非收录了《灵枢》《素问》全部经文，而是以满足《黄帝内经》针灸学的重构与临床实用为目的，收录了必须收录的经文，在分门别类后，又进行了必要的解析，使晦者明，而明者益明。 一篇文章应当有其文眼，一部书籍也应当有其书眼。重构《黄帝内经》针灸学，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潜藏在15万字经文中的书眼。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黄帝内经》中俯拾皆是的阴阳、虚实（或言盛虚）、表里、寒热中，必然有一个为其书眼，究竟是谁？细品则不难明白，阴阳界定的是事物本质，虚实分辨的是阴阳状态，寒热表达的是阴阳偏倾现象，表里体现的是阴阳相对位置。在《黄帝内经》中，针法的作用主要是补虚泻实，这似乎是在映射着书眼，再由经文中反复出现的“盛则泻之，虚则补之”及“虚则实之，满则泄之”足可断定，唯有统筹于“首辨阴阳”之下的虚实，才是《黄帝内经》所主张的针灸辨证施治径路，才是“治病必求于本”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补虚泻实针法所能全然响应的临床现实。是知，古圣所主张的针灸治病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解决一个人的虚实状态，其所关注的重点是证型，而非单纯的去改变一个人的具体症候。于是，“虚实”也便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整部《黄帝内经》的书眼。找到了书眼，就是找到了《黄帝内经》针灸学的灵魂。有了灵魂的统摄，整部《黄帝内经》也便重新获得了生机与活力，并在重构中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论点鲜明、主题贯穿、层次分明、论述清晰。古圣思想的逻辑性和深刻性，第一次从文本中直接呈现，所见之处，皆是奇迹。 在阴阳思想指导下，基于 “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藏” “（《灵枢·终始》）之认知，笔者曾畅想将“经脉”厘而分之，即把相对多气的阳经称为“经”、相对多血的阴经称为“脉”，此等认知对于理解阴阳经脉的特性有一定帮助，且无碍宏旨，分之当无妨。在此基础上，笔者有了进一步厘分经脉上“输穴”的畅想，如此则出现了“阴脉之输穴称输，阳经之输穴称穴”的假设，至于输穴与藏府的关系，可初步理解为：输为调五藏之门户，穴乃调六府之门户。然而，《灵枢·本输》中亦有对阳经“本输”的明确记载，加之同样以“输”命名的背输也属于阳经，如此一来，笔者曾心心念念的“阴脉之输穴称输”的假设，或将以流产形式告终。 当笔者虑及“荥、输治外经，合治内府”（《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时，知其为府病证治取穴之论，初觉平淡无奇，细思则知其暗含玄机。经文不但表达了针灸界久为忽视的（藏）府病与经（脉）病当分而治之的思想，还明确指出：治疗六府之疾，只可选任下合穴，而不得选任它穴，即使是同为阳经本输的荥、输亦不可选任，因为阳经之荥、输在阳经仅作“治外经”之用，不具备“治内府”之功效，更何况不是“本输”的输穴呢。换言之，阳经虽然对应着六府，但除了下合穴能治内府外，其余井、荥、输、经、原等五输，与阳经非本输之穴位均作为“治外经”之用，从理论上讲，二者几近同功。如是，阳经设本输，则形同虚设，似有添足之嫌。究竟是古圣著述有误，还是后人未晓其理？ 如此一来，一向相信直觉的笔者对自己亦产生了不小的怀疑，甚至一度有了放弃的念头。正当笔者心情低落，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一次无意间梦境思索《灵枢·寿夭刚柔》的经历，则成为了笔者毕生难忘的神奇体验，终得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豁然。“病在阴之阴者，刺阴之荥、输；病在阳之阳者，刺阳之合；病在阳之阴者，刺阴之经；病在阴之阳者，刺络脉”，这是再熟悉不过的经文，梦中得知其主要所讲乃藏府病证治之法。治疗疾病时，除了辨所病处阴阳外，还要分其病之在阴或在阳，而后在别其盛虚，方可治之。无论是藏病还是府病，其常证皆有四种，即阴虚、阴盛、阳虚、阳盛。据经旨，以肾病为例，肾为藏，属阴，而其又当再分阴阳，其肾阴有盛虚者，为“病在阴之阴”，其治当取“阴之荥、输”，即其本输之然谷、太溪，并因其阴虚或阴盛而补泻之；肾阳有盛虚者，为“病在阴之阳”，其治当“刺络脉”，即因其虚实而补泻于本经脉之“井”涌泉，另参合《灵枢·杂病》治“肾心痛”（病本在肾）之“先取京骨、昆仑”之取穴思想，复参合《素问·藏气法时论》治疗肾阳之病亦取其相表里足太阳膀胱经的记载，是可知病在肾阳者，其治除了刺涌泉补泻外，尚需取其相表里膀胱经本输之“原”京骨或（及）“经”昆仑或（及）肾输，并因其阳虚或阳盛而补泻之。由此而推及五藏，终知五藏之病在阳者，其治除了刺其本经脉之井外，尚需取其相表里阳经本输之原或（及）相应背输，并因其阳虚或阳盛而补泻之。其余四藏及六府证治，皆仿此。于是，阳经设本输的要义已彰明昭著。背输，可视为阳经本输调治藏阳虚实的必要补充与完善，其作用与阳经本输的作用相似。以此验诸临床，并会诸它处经文，均显合宜。是知此梦之神奇与可信，由此总结出的“藏府病证治法轨”，使五藏六府之疾的治疗皆具有了靶向性，其与“经脉病证治法轨”共同构建了《黄帝内经》针灸学证治的钢筋铁骨。证治法轨配合补虚泻实针法，则相得益彰，事半功倍。 经历多次类似上述启迪而重构《黄帝内经》针灸学，最终定稿为“概论”“诊断学”“治疗学”“针法学”等四章。其中，概论部分为《黄帝内经》针灸学之核心思想总括；诊断学部分，辨证皆循辨阴阳虚实之法，经脉病需要辨阴阳之虚实，藏府病需要辨阴阳之虚实，杂病亦然，其辨虚实之法又皆以神、气、色、形分别辨之；治疗学部分，治疗皆循调阴阳盛虚之法，经脉病、藏府病、杂病等又皆统摄于治神、调气、调形三类之中，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乱则调之；针法学部分，包括治神针法、调气针法、调形针法，分而述之，是为《黄帝内经》辨证施治之决胜环节。 如此以来，一套完全属于《黄帝内经》自身的完整针灸学诊疗体系，得此立体化形式而鲜活展现。这或许就是包括我在内的千万名针灸人心中所期待的中国针灸的样子。 《黄帝内经》将成为人人都能读懂的活态经典 重构《黄帝内经》针灸学的目的，是让《黄帝内经》成为一本有灵魂、有逻辑、有深度、有温度，让全世界人——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需繁琐注释都能读懂和理解的活态经典，并注定在大家未来的临床实践中再现重光。 经此解构并重构后的《黄帝内经》针灸学，严格遵守了古圣以阴阳为总纲，以虚实为径路，以补泻为法门的思维方法。因为“虚实”这个书眼的发现，本来乱如团麻的《黄帝内经》有了头绪，而具有补虚泻实功能的针法也毫无争议的成为了开启《黄帝内经》之门的钥匙。 一言以蔽之，整部《黄帝内经》从头到尾，所言无非是一个辨阴阳之虚实、调阴阳之虚实的针灸诊疗过程。《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自洽性所绽放的光辉，必将激励我们重拾古圣的底气与信心，并在未来的针灸大道上越走越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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