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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学校长陈时》，裴高才、陈齐著，华中师大出版社202112 岁末年首，责编发来了拙作《中华大学校长陈时》（裴高才、陈齐著，华中师大出版社）的确认封面，让我想起了110周年前的1912年1月1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开国大典上，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向世人庄严宣示：“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孙中山：《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
作为献礼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与武昌中华大学110周年华诞，以及华中师范大学120周年校庆图书，《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的主人公陈时（当时名为陈映寰、1891－1953年）先生，就是留日（1907－1910）期间，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宣誓打手模加入同盟会，学成归国后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首义的辛亥革命志士。 左起裴高才、彭南生于华中师大拜谒陈时塑像 同时，民国肇始，陈时效法孙中山之功成身退，弃政从教，又成为中国私立（本科）大学的开山，于1912年春夏之交，同其父陈宣恺昆仲一道在“首义之区”创办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初名为：中华学校，包括本科、专科与师范，还附设中小学）。
那么，陈时缘何将大学命名为“中华大学”？此前，有方家认为校名是民国成立后走向共和、意即“振兴中华”。其实，时间还要早两年，这里有不可忽视的两个细节，一是陈时留日期间，因服膺孙中山领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同盟革命，经黄兴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同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激扬文字，宣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正是他的建议，促成其父陈宣恺于1910年在武昌创办了中华学堂，校名即是“振兴中华”之意。后来，中华大学或中华学校的校名、校址，均是中华学堂的延续。
同时，我们还可从当事人的言论中找到实据，陈时当年曾亲口对弟子艾毓英说，早年留日加入同盟会期间，受孙中山的“学问与革命”思想启发，他认为只有大学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高深学问的人才。所以从那时起，他就将为国育才、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也是他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华大学的原动力之一。后来，陈时主持创办的中华大学校刊《光华学报》《中华季刊》等均有“中华”，且《中华周刊》报头与中华大学毕业证或纪念册均印有孙中山像或“总理遗训”等。 陈时、邹昌炽签发的中华大学毕业证1934年－华师档案馆藏 “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孙中山关于学问与革命的思想，笔者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3页查到，上面这样写道：“革命的基础在于高深的学问，学问为立国之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讲来。”而且，孙中山任命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1912年初主持制定的《大学令》，就贯彻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大学令》中强调“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 养成硕学闳才, 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此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思想, 一直贯穿于蔡元培对大学认识与实践的始终。 裴高才独家收藏之陈时肖像 余生也晚，对陈公父子这两位杏坛巨匠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无意到有意识的渐进过程。机缘巧合，笔者首次“认识”陈时是1976年深秋、时任民办教师之时。 这本相册是民国初年印刷的校长、学长、学监与教员的黑白照片集，扉页即是陈时的单幅照片，上面有三列繁体字的图片说明：“陳時，號叔澄，湖北黃陂人；校長；通訊處：本邑城內正街天吉成。” 裴高才：中国私立大学开山_202005传记文学第一一六卷总第696期第73页. 即将与读者见面的《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一书，是在《中国私立大学开山陈时》（裴高才著_台湾传记文学杂志2020－2021年连载）的基础上，修订、补充完善形成的。由著名史学家、华中师大副校长彭南生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作序。 右起樊星研讨裴高才《胡秋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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