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在昆明99年世博园旧址,曾孝濂美术馆开馆。 曾孝濂今年82岁了,被赞“中国植物画第一人”。 1939年出生在云南威信,一辈子在云南,只做一件事:为自然万物画像。 19岁进入昆明植物研究所绘图组,花40年,为中国大地上的万种植物作科学画,收录于《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 黑白墨线稿,计2000多幅,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做出很大贡献。 退休至今的20多年,他把积攒多年的生物绘画主题一一实现,画花画鸟,“是大自然的精准写照,也是对美与生命的崇高礼赞。” 2021年12月刚开馆的曾孝濂美术馆 在花园中速写 2019年他罹患肺癌,手术后少掉两叶肺,依然没有停下画笔。 现在他和妻子搬回了昆明植物所,居住在仅30来平的专家公寓,物欲极低,简单而自由。 近两年,曾孝濂的作品陆续出版、两次个展在昆明举办,越来越多年轻人了解到他。 各地博物爱好者自发在网上组队,交流学习他的植物画,但他全然不知自己在互联网上大火。 惊人的是曾孝濂每天作画超过9小时,跟时间赛跑,他还有下一个“三年计划”,要回到版纳雨林,画上100幅…… 曾孝濂从1982年至2021年的绘画 “太细了!” 第一次见到曾孝濂的画,我们把画册托在手里瞪大了眼睛。 到了美术馆展厅,大家的脑袋恨不得要趴在玻璃框上: 花蕊可以一个个数出来,每片叶的叶脉都有层次,鸟的绒毛连同阴影都丝丝分明……. 而走远一些看,花从纸上开出来; 下一秒,鸟就要扑闪着飞起——很少见到这样饱含生命浓度,极力讴歌美与自然的画法。 这是画了一辈子植物画的云南人曾孝濂,82岁高龄时的创作,称生物绘画,兼具科学和艺术双重特性。 紫薇 地涌金莲 黄颈凤鹛 退休前,曾孝濂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教授级画师、工程师,中学毕业进的所里,“择一事终一生”——为植物画画。 最大的成就,是参与《中国植物志》的编撰,这套皇皇巨著图文并茂,总共80卷126册,5000多万字,记载我国3万多种植物,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59年立项,2004年出版,花去40多年,前后共计300多位植物学家参与。 而负责这些图板的插图师,全国加起来是164个,现在已故的已经超过一半。 泡桐科学插图整体和局部 绘于1976年 云南,素来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集聚区,和物种的基因库。 退休后,创作更自由的曾孝濂画云南百鸟,云南百花。 不少他描摹的对象,被列为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的珍稀动植物。 用一句既是“大自然的精准写照,也是对美与生命的崇高礼赞”,绝不为过。 杜鹃红山茶 2018 云南菌 2020 他设计的邮票也在民间收藏中拥趸无数。 2008年,一套6枚的《中国鸟》连票,在世界上拿了大奖。 《中国鸟》2008-4T,获得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次获得该奖项 2019年,80岁高龄的曾孝濂,花了整整半年时间闭门不出,创作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幅画——《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描摹水稻、大豆、桑、银杏、珙桐在内的37种中国原生植物,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现场展出,惊艳世界。 也是在那张大画展出的同时,昆明当代美术馆为曾孝濂在家乡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 但到了展览开幕,曾孝濂在例行体检中检查出肿瘤,在北京手术、养病,遗憾错过。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绘于2019年 2020-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首次落地中国昆明。 借着这个契机,99昆明世博园(1999年在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园区)旧址开始改造。 昆明当代美术馆馆长聂荣庆想到曾老,做了三个月的极限规划和改造,将园内的巴基斯坦馆旧址,做成一座曾孝濂的个人美术馆。 其中的建筑部分,是聂馆老友、建筑师杨雄负责,用一个玻璃罩子,很轻地把原址上现存的遗迹保护了下来。 曾孝濂美术馆 建筑设计:筑象建筑 摄影:王策 走进这个小美术馆,处处通透,看画也看花。 在曾孝濂的花鸟新作旁,隔几步,就被各种热带、温带植物环绕。 采访的那天早上,9点刚过,曾孝濂准时出现在美术馆。 他一来就问起了温室里的植物,温度够不够,多久喷一次水…… 在冬日的暖阳里,我们在他最爱的热带植物旁坐下来,开始向这个深爱着自然的老爷爷打探起他的故事。 01 在植物所从零开始 “三点一线”40年 曾孝濂1939年出生在云南威信县。 19岁,曾孝濂高中毕业,没有上大学,进了昆明植物所当学徒,半工半读。 1959年,《中国植物志》的编撰任务下达全国各所。 曾孝濂小时候爱涂鸦,就从见习绘图员开始,从头学习为植物画画。 《中国植物志》的意义就在于,为分布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植物做一次彻底普查。 植物学家负责用文字表述植物特征,找出它们在植物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定位亲缘关系。 而绘图组,则需要配合各科属的植物学家,用画笔直观地表达植物各部分的形象特征。 这种植物科学插图,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科学家达·芬奇就画过,后来成为西方植物学专业的传统。 在我国,最早由“生物绘画祖师爷”冯澄如在上世纪20年代引介,带出了第二代中国科学画师。 然而,当时曾孝濂所在的昆明所算“边疆所”,一个懂技法的画师也没来过。 “那就是自己学!”曾孝濂同我们回忆起往事,“就在所里’三点一线’,标本馆、植物园、图书馆。” 《植物志》的绘画,最初主要依据腊叶标本画。 之后开始去植物园写生,近距离、多角度地观察植物鲜活的姿态。 最后再根据标本的结构,起草构图。 到了晚上,曾孝濂就跑到图书馆临摹学习。 欧洲权威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列了四五个大书架,就是他最好的“老师”。 过程中,还需不断跟植物学家请教。 植物学家可以毕生只研究1到2个科属,但是画师们是打配合的。 画完这一科属换到下一科属的植物,又要从头开始记特征,向另一位植物学家请教。 曾孝濂印象最深、也吃了个下马威的是唇形科植物,光这个就画了四五年。 为了搞清楚结构,不仅画速写,还把植物园山上的很多野生植物都解剖了。 解决了唇形科植物这个老大难,曾孝濂觉得自己对生物绘画的要求、作法、规律,基本上就了解了,上了手。 捱过了冷板凳,他开始喜欢这份工作,“既然喜欢它,我就要做好它。” 为了画得准确、鲜活,他永远坐得住。 上世纪70年代,所里的彩色相机还稀缺,他交出了昆明市花——茶花的一整套彩色图谱。 被称为“百花之最”的滇山茶是怎么画的? 他这样回忆: “几乎天一亮起来,到植物园去摘一朵山茶花,跑回办公室插在瓶子里。 赶紧去吃早点,随便吃点就跑回来画。 一直画到十二点半,吃午饭。五个钟头,不喝水、不上厕所,全神贯注。” “花从植物园摘下那一刻,就会慢慢开,你要画慢了,就找不着关系,非常紧张。 而且画这个不能构好图再画,必须一个花瓣一个花瓣地画,从最靠近你的那瓣开始。 告一段落的时候,会浑身发抖,我觉得可能是热量没有了。” 他一画就是半天、一天,像进入心流一样,几十年如一日。 随意翻开《中国植物志》,确实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曾孝濂作的插图,都是参照枯标本,他的植物就真的更“活”一点。 除了《中国植物志》,在植物所的四十年间,曾孝濂还参与了《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等志书,及其他50余册植物学专著的科学绘图工作,墨线图就画了超过2000幅。 中国植物科学画学术交流会代表合影 昆明 1983年 02 从植物,到自然万物 1997年退休后,曾孝濂开始做自己的选题。 第一个,就画了压在心头已久的“百鸟图”。 不仅画得“真”,连鸟儿落脚的生态环境,一段枝桠、一片灌木,也生动。 红脚鹬,绘于1995年 一种冬候鸟,在云南省仅见于滇南 黄胸织雀,绘于1994年 擅长织巢,是“鸟类中的建筑师” 为什么要画这些环境中的鸟? 这与他60年代中期的“丛林五年”,分不开。 那时昆明植物所承担了两个国家特别任务: 一个代号为523,要在热带丛林里寻找治恶性疟疾的中草药(多年后被认定为有效药的青蒿素就是当年被找到的); 一个是做“热区野菜图谱”与“热区军马饲料”,找到军马人员被困时,丛林里哪些植物可吃,如何自救。 那五年的大部分时间,曾孝濂都在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林区度过。 他没有跟我们提到当年条件有多艰辛,只翻出一张难得留下的照片: 他独自一人坐在溪边写生,仿佛已完全融入了自然。 曾孝濂说,“那五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真正认识大自然,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他发现“深山出俊鸟”的说法不假,“早上天不亮,鸟就开始叫,就是一个大合唱。” 短短两年时间,他就画了近百幅鸟,多是云南的种,“几乎把丛林里见过的鸟都画遍了。”有一幅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也是跟画植物一样的“笨功夫”,他在北京动物园住过大半年,每天到鸟园观察鸟的姿态,画速写,拍照片,又去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标本馆详细记录各种鸟的形态特征,同鸟类专家请教…… 他还看到更多原生态的自然景观。 “最幽深的地方,密不透风,抬头望不见天空,甚至连斑驳的光点也见不到,全被枝叶遮盖了,可见植物的生存竞争是何等激烈……” 长时间地感受过这种丛林里的生命力,他再看标本,再看自己的绘画对象,总把展现生命力,看得很重,奋斗目标就是“要恢复出它们的生命状态”。 以展现生态环境为重点的绘画 画完百鸟,又紧接着画了100多幅云南的花。 “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招数,是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的表现,最鲜明、最奇特,有时候真的超乎人类的想象。” 他在尽力把植物对生存繁衍的渴求,画出来。 绿绒蒿,长在雪山极寒处, 是真正的高原上的小仙女 图源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长叶绿绒蒿 03 “生物绘画的春天,现在开始” 曾孝濂没有一点艺术家架子,觉得生物绘画就是“大众的艺术”。 每个人都能欣赏,每个人都能尝试,是一种非常好的“人和自然对话沟通的形式”。 关于是否担心植物画被照相机取代,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王立松,感慨植物科学画有照片不可取代之处: “我可以用微距摄影拍到地衣的细节,但大景深会虚化背景,曾老的画却可以同时兼顾植物与环境。” 现在国内涌现出大批的生物画爱好者和年轻的画家,他很激动,还常常免费为年轻人授课。 昆明所的植物学家牛洋告诉我们,曾老70多岁高龄时,还在所里办了个美术班,5天,手把手地教年轻植物学家画植物科学画,毫无保留。 2017年,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深圳举办期间,曾孝濂的画展收获了热烈的反响。他没想到这么多人喜欢。 2019年在昆明当代美术馆开个展,更多90后、00后走进了这位老人的花鸟世界。 每每看到很多小孩来看展览,他就特别高兴: “看着孩子拿一个速写本坐在地上,这种勃勃的生机能感染到小孩,真的非常好。” 昆明当代美术馆曾孝濂个展现场 2019年 曾孝濂也曾怀疑过,“中国的生物绘画,何去何从?” 那是2004年《植物志》出版后,昆明绘图组的编制没了,所里的年轻人纷纷改行。 但他没有停下画笔,在实践里摸索那个答案: 只要表现物种的特征,不用拘泥于形式,油画、水彩、丙烯、水粉,中国画,什么都可以,可以画大画小,画更多色彩…… 现在他觉得,“我们国家生物绘画的春天,现在开始。” 蓝孔雀(国画) 2012年 落叶 2021年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半年前,曾孝濂又回到了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得到了所里领导的支持,住进了植物所青年骨干人才公寓。 不过一间30平的屋子,两张床,一张桌子一搁,也就占了七七八八。 倒是有个宽大的卫生间,可以方便他调颜料。 案头堆满了画笔和参考资料,像年轻人一样,大开“多任务”模式,要画诗经植物,要给植物学家发现的新物种作科学画,要设计邮票…… 甚至常常禁不住“植物的诱惑”而画。 前些天他和妻子张赞英去散步,牵手相伴。 走到针叶林下,“蹦哒——” 一颗干枯的果枝就掉到跟前,曾孝濂捡起来一看,觉得它“铁骨铮铮”,“就认为它要我画它”。 曾孝濂和妻子张赞英在昆明植物所 在昆明植物所扶荔宫 还有一次,他兴冲冲跑到植物园里采标本,意外看见野生的长果大头茶开得那么好,于是就坐下来画起了速写…… 最近的新作长果大头茶(右)与实物 他比年轻时画得更勤了,跟时间赛跑。 妻子张赞英说,“一天的话,他是最少要画个8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画不动了才会停止。” 张赞英还给我们看了一个小视频,一个在公交站等车的老人,一手拿着速写本,另一手,不断在空气里比划着描摹植物枝桠的动作……. “他总觉得时间越来越宝贵了。” 房间里还有几张还没送出去的作品,曾孝濂笑着说,“只有她见过。”妻子总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和观众。 麻栗坡兜兰 他请张赞英找一张画,用的还是植物拉丁文名。 做学问的礼数也是上一代人风格的。 谁提供了参考资料,他毕恭毕敬地在作品旁写上对方的名字; 签完名的书,也都整整齐齐列在架子上待人来取。 凡是答应下来的活,他也都尽力配合。 为了拍摄,曾孝濂在我们抵达前两天,从头起一幅新画的稿。 曾老为一条拍摄新作的画稿 头一天早上四点起来构思,八九点开始动笔,一直画到晚上十一点,第二天五点多又起来画。 为了我们一来,就能拍到一些色彩,在我们的摄影机打开前,他已经完全进入了自然的世界,头戴着放大镜,坐在窗前,以毛笔透澈的笔画,一遍遍地叠加。 房间里寂静无声,就这样过了半小时,一小时……. 忘了多久之后,我们出了门,蓦然发现,公寓的大堂里赫然悬着一幅字: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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