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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隔着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回忆故乡人事而产生的眷恋情绪我的故乡贵州安顺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它建城于1382年，早于贵州建省。
画一批表现家乡历史面貌的作品是我多年的夙愿。但总觉得故乡有一种莫名的威严，轻易不敢去画它。随着社会发展的加快，故乡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在变化中享受越来越多的便捷，因而也产生更多的幸福感。而传统的、承载着几代人悠悠乡愁的古老风景大多远离我们而去，要想回忆儿时那些熟悉的地方却风景不再，还真有一些怅然若失的感觉。作为安顺人，对家乡的这份眷恋的情怀，促使我最近几个月把创作的笔锋用来表现家乡风景，具体来说，就是安顺老风景，是我曾经见过或者虽然已经消失，但离我们还不久，父辈们还经常提及的桃源净土。远在照相术诞生之初，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鸦片战争的烽烟刚散去不久，就有一批法国传教士到过安顺，他们拍下了安顺当时的风景，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安顺老照片，成为安顺人珍贵的记忆。后来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也来过安顺，拍下的反映安顺民俗生活的照片中也映射出当时的风景。令人欣慰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安顺本土摄影师蒋旭英先生用他那部弥足珍贵的照相机拍下的一批安顺老照片，为我们留下了相对比较集中的安顺老风景。蒋先生是我父辈一代的摄影师，但他拍摄安顺风景照片的时间只比我出生日期早十几年，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几乎同时代的记忆。由安顺市政协编辑出版的《镜象安顺》，几乎囊括了现存的安顺老照片，要画好安顺老风景不可不读。帅学剑主编的《安顺老房子》，则给我们提供了系统的带有浓烈地方风格的家的样式。画安顺风景，远在清初的黄向坚、康乾时期的邹一桂就已经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黄向坚和邹一桂几乎都同时画有《白水河》（黄果树）、《盘江》《关索岭》等图，都是很好的表现安顺风光的样本。抗战时期，闻一多先生带学生走过安顺，画过一些速写，其中华严洞和府文庙的写生令人印象深刻。曾经在华严洞看护国宝的刘峨士（奉璋）、黄异（居祥）二先生所画的《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和《安顺牛场图》，以一个文化人的角度，记录了难得的安顺抗战时期的场景，画面上诸多的名人题咏，造就了安顺老风景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
《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局部） 刘峨士（奉章）绘 庄灵 提供 
画记忆中的老安顺，我的朋友中已经有几位走在前边了，他们是洪福远和孙长喜老师，已逝的郭秉红和我的画友吴传双、刘涛志、王孝义、范寿星、詹黔春、赵玉祥、徐波等。有他们的作品作为参考，我可以偷一些懒，但同时也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他们已经画得很好了，我再重复他们的过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必须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完成自己的作品，才不会有太多的雷同。随着画安顺老风景的笔触，也牵动了许多尘封的往事，勾起了儿时的回忆，顺便把它写下来，给自己的生活留下印记，也可能会激起同龄人的思绪。好在从前些年开始，安顺就有一群像丁武光、杜应国、伍茂春、吴忠兴、陈文杰、程国经、潘玉陶、李晓、刘涛志、黄茂岘、胡应铃、柴其斌、庄文全以及已故学长邓克贤等这样的热衷于故土文化的学者，在撰写有关地方文化的文字。2021年由文学博士汪文学启动的安顺文库编撰，更是将地方文脉知识谱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安顺文联在朱学义任宣传部长时期，编辑了《黔中墨韵》等地方画卷；作家姚晓英主持编辑了戴明贤《石城引》、胡维汉《记忆收藏》、程国经《黔中历史碎片》以及文图并茂的《安顺老底子》等读本，文字中对安顺街巷水井以及古城的烟火气息做了许多描述。同时，承载文字记忆的《文化安顺》《安顺文艺》不遗余力的在支持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稿和图片，在画安顺老风景的时候读到这些文字和图片，让我在重温故土温馨的同时，又重新走上了认识故乡的道路。原以为很熟悉的故乡，其实还有着深沉、厚重的一面，它的许多过往，还都是我们远远没有读透的大书……这是一幅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作品，面积只有25.5×38cm大，画在早年打字蜡纸的衬纸上。那时候我才22岁，和这幅画同样的稚嫩，但它毕竟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安顺城的模样。我当时是爬到西门外的跳花山（小米山）上去画的，那里有一座被安顺人习惯称为“公塔山”的宝塔（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有关于它的文字资料），与西秀山上的“母塔山”遥遥相望。那时候的安顺只集中在老城区的一团，故乡正处于文革当中，显得有些沉闷，不像今天这样拓展通达，车水马龙。但西秀山白塔、安运司、虹山水库和安顺二中的地标反而相当明显。50多年过去了，我自己再也没有那样好的眼力去画那样小的房子了，现在把它翻出来，聊表慰藉吧。
“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安顺有座钟鼓楼，半截陷（音han，去声）在天以头。”这是我小时候耳熟能详的民谣，虽然这民谣在安顺还存在许多版本，如“半截还在云以头”“半截插在云里头”等等，但都以极其夸张的手法，来推崇故乡这座名楼。或许，这正是安顺钟鼓楼在安顺人心中的高度？只可惜，安顺钟鼓楼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影响交通”，就已经被拆掉了，但在老一辈安顺人的心目中，却始终恋恋不舍，经常怀恋并念叨他们逝去的钟鼓楼，这句普遍流行于安顺民间的顺口溜，就是从父亲的口中得来的。据资料，安顺钟鼓楼始建于元代，是安顺元代三大建筑之一，也是贵州省始建年代最早的古建筑之一。明末时曾经损毁，清·乾隆三十三年重建，道光元年补修，光绪年间曾更名“鼎甲楼”。据说因为这座楼处于“五星归会处”，在堪舆上具有重要地位，历任封建地方官员都特别看重它。通常情况下，安顺钟鼓楼底座城门四通，车马通行，楼的上、中两层供奉文昌、魁星诸神，一层则供市民游览观光，成为安顺郡域八景之首。明·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廿日，旅行家徐霞客经过安顺的时候，看到安顺钟鼓楼气宇轩昂，商贾云集的场面，曾留下“有层楼跨街，市集甚盛”的文字记载，记录了当年安顺城繁茂的商业活动。郡人郭石农对安顺钟鼓楼更是大加赞誉，他认为安顺钟鼓楼可以称得上贵州名胜第一，他的钟鼓楼诗是这样写的：“甲楼高耸压当中，南北东西十字通。引越控蛮声教讫，襟滇带楚往来同。才人据坐呼明月，游子作歌唱大风。自是五星归会处，黔州佳胜此为雄！”虽然安顺钟鼓楼没能像西安钟鼓楼那样得以保留，但它所留下的文字、摄影和绘画，同样给念旧的安顺人久远的回忆。
安顺旧州成为原先的安顺州治，是元·至正十一年(1351)的事情，直到明·成化年间安顺州迁往今安顺城，与普定府同城而治，旧州这座百年古州城才被人们称为“老安顺州”或者“旧州”。所以要论起来，旧州使用安顺这个名字，比起现今的安顺城来还要早。我的祖父母原先就住在旧州白果园乡下，因早年向别人借钱曾经上当受骗——借的钱本来不是那么多，人家欺负他们不识字，硬是将借据数目多写——祖父母受此冤屈，发誓要让父亲识字，于是节衣缩食让父亲上了四年私塾。在那个年代，能上四年私塾已经很了不起，父亲俨然成了知识分子；他也没有辜负祖父母的期望，不仅认识了常用的汉字，还修养了良好的文字功底。尤其是作为“挡门锤”的书法，更是秀逸飘洒，令我至今也自愧弗如。可是在我父亲14岁时，祖父早逝，父亲就失学了，祖母带着年幼的父亲靠替人家做针线活度日。父亲16岁时开始进城打工（那时叫学徒、帮人），直到1941年，父亲28岁的时候，才在姑爹戴子儒的帮助下，在安顺城中立住了脚，这才把家搬到安顺城来。虽然我们家离开了旧州，但旧州的亲戚们时常会进城走动，偶尔也会把我接到乡下来，最长的一次竟然长达一两个月。旧州文昌阁有我的亲戚，我住在他们家里，体会到从文昌阁经25眼桥进旧州城的那种神奇而期冀的感觉。浩淼的邢江河水，蜿蜒曲折伸向远方，水凫鸬（一种小水鸟）在河里游来游去，自由的钻进水里又钻出水面，引来我幼时的片片遐想。
新桥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它有个“学名”叫“三元桥”，自是祈望“连中三元”的意思，在清·咸丰年间重修的时候称“新桥”，从此安顺老百姓就口口相传，沿用至今。由于父亲有点文化，又同戴明贤的母亲有远房亲戚关系（安顺人称的“挂角亲”。我叫戴明贤的母亲“姑妈”，他称我的父亲“表舅”）父辈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并伴随着他们终生。因为父亲在姑爹戴子儒的商号里帮忙，在姑爹的建议下，父亲决定把家搬到安顺城中来。据说他们当年搬家很简单，由文昌阁和老帮寨的亲戚帮忙，大舅张伯先用一担箩筐担着我的姐姐、大哥和二哥三个孩子，父亲再担上一担常用的生活用品，他们翻越老落坡，我的祖母和母亲则乘坐一架马车，绕道九溪的土路，就进城了。先是租住在双眼井半边街，后来姑爹买下了离新桥不远的梓潼阁胡同里的几间房子和一片空地，就让我们家搬了进来。这里与他的后花园有小门相通，也同盲哑学校相连，中间的空地上长满杂树。姑爹把一套四列三间的房子让我父母住，其他几间则分别请了做针线活的白幺伯娘一家和裁缝师傅薛大哥一家来住。住进之后，众邻居一齐动手，砍去杂树，留出一块可供小孩玩耍的平地，我们可以通过盲哑学校到铜匠街去，也可以从朝门直接通往梓潼阁和杀猪巷。高兴的时候，甚至可以从姑爹的后花园穿过他的四进洋房，从协群商店走到东街。我父母住的房子有吞口和朝门，还有一块可以种菜的空地和一排低矮的猪舍，生活从此安定下来。作为排行老四的我，几年后也就在这里出生了，并在这新桥边的梓潼阁胡同的老房子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戴子儒是安顺民国晚期著名商人，四川綦江人。他年少失祜，由寡母带大，14岁当学徒，从盐业起步。自1921年经人介绍，从綦江来到安顺投奔安顺巨商帅灿章之后，就以安顺为故乡，在恒丰裕商号与当时安顺著名商人帅灿章精诚合作，逐步成长为安顺商界首屈一指的领旌人物。他曾担任安顺商会会长，同帅灿章、魏伯卿、邓子英、伍效高、邓羲之、贺少恒等人一起，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复杂背景下，在通货膨胀、匪患频仍的恶劣环境中，为安顺商业的发展、民生的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和帅灿章共同经营的泰丰商号，在安顺这个边僻的地方曾经一枝独秀，成为贵州最大型的商号，在上海、广州、汉口、重庆、香港都设有分号，除经营布匹、油品之外，还兼有汇兑业务。他承头组建的新业公司是安顺第一家股份制有限公司，是安顺商业从旧模式进入现代商业模式的标志。他从事的商业活动，都是对民生有益的事业。在安顺作为鸦片产地和集散地的致暗年代，他不为高利所惑，坚持不做鸦片生意。他热心公益，乐善好施，曾捐资助学，开办三一小学、立达中学、盲哑学校等。续修安顺府志、大十字钟塔、安顺发电厂等都得益于他的倡导和参与。扶危济困、广结善缘，也是他日常生活的部分。在他主持安顺商会期间，为各种公益事业共支出1200多万银元。在安顺和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仓惶逃跑，解放军还没有到达安顺的“真空时期”，他联合当时安顺的上层人士，组成临时治安维持会，并争取到各方面的支持，让安顺以一个完整、安定的姿态迎接解放。黄茂岘先生评价他是个“德足以服众，智可以济变的帅才，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儒商绅士。”我父母对戴子儒除了心存感激，还从人格上十分佩服。他们平时在对话中谈到戴子儒，都以“大姑爹”代称。“姑爹”头上还加有一个“大”字，非止排行，更是地位。我们小孩子很少见到姑爹的面，他成天事务繁忙，无暇跟我们啰嗦。但我看到的第一本珂罗版《华喦花鸟画集》，就是戴二叔（姑爹的堂弟）从姑爹那里拿给我看的。我平生第一次用到的宣纸，是姑爹亲手拿给我的两张玉版净皮汪六吉。姑爹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原先是长衫小帽的打扮，自从和帅灿章一起到沪粤港考察过后思想就开放了，服装改变为西装革履。骑单车、玩相机，还自己设暗室洗照片。1930年，他在安顺东街修建了他的住所，这是请上海设计师设计的“沪式”洋楼，四进小院，后面还有花园，温馨、别致，内敛而不张扬。
花园在当时安顺的民宅中不乏先例，几乎大一点的宅子都有。所不同的是，姑爹请安顺名宿、挚友吴晓耕先生给这个花园取了个名字叫“适园”。为什么叫适园，吴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心太平之谓适，身得安之谓适，避远厉害祸福之域之谓适。”适园小巧而精致，除围墙花窗用小青瓦构建之外，其余几乎全由石料组成。花台是石头砌的，鱼缸是石头凿的，地面也是石板镶的，干净、整洁而不堆砌。他亲自在鱼缸上题了几个大字：“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使安静的小花园蕴含着深远的内涵。在适园的一边还留有一扇门，可通往专门为姑太太营造的佛堂，姑爹的孝心，体现在方方面面。适园平时基本无人，姑爹是个大忙人，整天在公司做事，回家要陪老太太说话，晚上还要处理公务，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明贤哥当时在贵阳读书，姊妹们也都忙于上学，这个小花园，平时几乎只有我这个“学龄前儿童”从后门溜进去玩耍。在适园，我只有一次遇到过有人，那是戴二叔和一位鸽友在里边石桌上做鸽哨。 我父亲进城以后有幸成为新业公司的一员，在姑爹的手下工作。先从见习生做起，后购买了新业公司的股份，成为新业公司的小股东。因为新业公司有购买五股以上股权者就有选举为监事的资格，他还被选为五监事之一。在新业公司，父亲如鱼得水，干得风生水起。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就是在新业公司工作的这个阶段。他曾经担任过柳州、南宁、北海、广州等分庄的经理。（那个时候的经理，其实就是采购员，没有或很少有助手。）最值得骄傲的是，1945年前后，公司派他到百色购买白糖、胡椒，他发现购买海产品比购买白糖更有利，于是向公司建议调整方向，公司采纳了他的建议，他开始在百色购买海产品。后来发现南宁比百色更方便做生意，就把点迁到南宁。不久又根据成都庄号反馈的信息，“鱿鱼越大越好”，就又把采购点迁到北海，因为在北海可以大量购买到从越南进来的大鱿鱼、大虾仁。他的努力，使业务从一二百万做到两千多万（法币），整车的海味从北海运到贵阳、安顺、重庆、成都。“催款电报发个不停，他自己也累到病倒。”（见黄茂岘《黔中儒商戴子儒》页163）直到今天，贵州市场上的海鲜还大多来自北海，这不无当年新业公司开发商路的功劳。这些业绩，我和明贤哥一样，都愧为人子，根本不清楚，因为我们的父辈从来不在家里谈论他们的工作，直到最近看了有关记述才知道一点。倒是有一桩事情父亲不止一次向我们弟兄几个谈起，那就是他在晴隆24道拐翻车的事情。那是他刚到新业公司不久，还在当见习生的时候，他随一位经理去兴义建庄，车在晴隆24道拐刹车失灵，翻下路坎。整车的人在车厢里打滚，不知道翻了多少转，才被一棵大树挡了下来。他被摔晕过去，等到第二天黎明醒来，身上压着死人，血染了他一身。挣扎着爬起，推醒经理，还活着。寻找行李，却都不见了，尤其重要的是装着建庄经费的提包没有了。经理和他赶紧向晴隆县警察局报案，结果却是石沉大海，昨晚发灾难财的人早已逃之夭夭。捡了条命，父亲继续在新业公司效力。但当摆起这件事的时候却十分轻松，好像不是发生在他身上，甚至还有点像现代人谈玩过山车的感受一样。姑妈吴宝书是一个很会理家的贤内助，姑爹事务繁忙，家中全靠她料理。她读过书，能识字，看书看报没问题，但不能“搬家”，也就是不能写，但在那个时代已属不易。姑妈一共生过12个孩子，虽然不是全在，但已属人口众多，她还收养孤儿、照顾落难者和临时有困难的人，因此家中吃饭总是一大堆人。不管人再多，姑妈都要安排大家同桌吃饭，不会让人产生尊卑之感。住在梓潼阁胡同后院老木屋的这几家人，都是姑妈亲自邀请来的，因此也特别受到姑妈的关照。一有闲暇，她就会下来看看大家，还不时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吃的、稀罕的东西。有她这层关系，我们这老木屋里的几户人家，就都相处得像是亲戚。我可以随便串门，去看白幺伯娘做针线活，看裁缝薛大哥剪裁衣料，在门洞里守着白幺伯伯打小板凳。白幺伯娘的大女儿收养了一个儿子名叫小玉厚，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们自然成为最好的玩伴。大家都叫我“小鸡蛋”，叫他“小鸭蛋”。薛大哥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叫抗美，一个叫援朝。那时候，我下面的两个兄弟都还在，二哥年龄最大，他就成了这群孩子的娃娃头，带着我们在院子里玩。他在老木屋与猪舍之间的空地上砌鱼池养鱼，用木箱在楼上养鸽子。尽管那时候我们都在实践中懂得养鱼要有足够的氧气，但我们只会用种植水草的办法给鱼儿供氧，不像今天可以用水泵让水循环，不几天鱼儿就都翻白肚了。养鸽子比较容易，跟养鸡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它们在老木屋的房顶起落，就会踩动小青瓦，造成漏雨。不可避免的就遭到了大人们的一致禁止。
梓潼阁胡同在杀猪巷的中间偏新桥一点。胡同口有一处道观叫梓潼阁，是供奉文昌、梓潼、川主的地方。梓潼阁的侧面是灵验菩萨庙，供奉张飞、樊哙，还有土地菩萨。严格的说起来，灵验菩萨庙实际上是张飞、樊哙庙（张爷庙）和土地庙的总称，是市井百姓的习惯称呼罢了。张爷庙供奉的张飞和樊哙，是屠宰行业的大神，这座庙便是由屠宰行业的人士集资建造的。由于供奉张飞和樊哙在这一带有特殊的意义，加上当年人们求子心切，因此灵验菩萨庙的香火颇盛，到这里祭拜的善男信女除了消灾祈福之外，多是为了求子。胡同底是一处染坊。那时候，棉纱织出的土布是白色的，要染一下才好做衣服。染料一般是蓝靛，是用茜草腐熟之后的蓝色。长大后我才知道，其实那就是我们画画用的花青，如果那时候留下一坨，就足够我画画用一辈子。染坊平时是不让小孩子随便进去的，我只有一次机会跟随母亲去染布。染坊的气味不好闻，横七竖八的大染缸和挂满架子的各种布，去一次也就足够了。梓潼阁胡同里边的这栋老房子，是我儿时的家园。我离开它的时候虽然只有五六岁，但这里发生的一切实在令人难忘，现在想起来，都还历历在目。尤其是在这里发生的与我生死攸关的两件事情，足以让我铭记一辈子。第一桩事同一根干枯的树桩有关。这根树桩是邻居们把院坝里的杂树砍去以后，因为它正好斜立在高坎的边缘，就留下它栓绳子晒衣服。我太淘，竟然要爬到它的顶端去。爬是爬到顶端了，可是枯树承受不了我的重量，咔嚓一声从根部折断。我听到了枯树的折断声，也听到了自己的惊叫声和触地时的一声闷雷，此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傍晚时分，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发现自己躺在母亲的大床上，摸摸额头，一个大血眼，被香灰止住了血，结成一个大痂。那天是中元节，家人们正在忙着祭祖，没有功夫送我去医院，也根本就觉得没有必要去医院。听到我的哭叫声，姐姐把我从漆黑的房间抱到红烛高照的堂屋，看到满桌的供果，我伸手抓起一个就吃。要在平时，这个举动一定会受到制止，要等供完祖宗之后才能给小孩吃。但这时候全家人都笑了，只听母亲喃喃的对父亲说，“小元庆（我小名）捡得条命。”我的两个弟弟相隔两岁来到梓潼阁胡同这个家，第二桩事也就在他们一个一岁多，一个三岁多，我五岁多的时候发生了。我成天在外面乱跑，不知道什么时候传染了麻疹，发高烧，成天昏睡。那时候对麻疹没有什么特效药，即便有，家中也支付不起，就只是用芫荽泡水喝。昏昏沉沉喝了好几天的芫荽水，我居然好了，又下地乱跑了，可是我的两个弟弟元禄和元培却被我传染了。他们可没有我幸运，同样的喝芫荽水并不见好。不几天，最小的弟弟元禄先走了。当时我父亲在紫云跑乡场，母亲一个人在家照顾一群孩子，她见老六死去，慌了手脚，第二天一大早就抱着老五往医院跑，在西街一家医院打了一针盘尼西林（青霉素），在回来的路上又六神无主的进到东街另一家医院，结果医生打的还是盘尼西林。可怜已经奄奄一息的五弟元培，在过量药物的催逼下，也离开了人世。两天之中接连死了两个儿子，母亲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但她还无法通知远在外乡的父亲。在那个年代，要想从安顺邮局拨一个长途电话到紫云去找到一个人，那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说来也巧，父亲在头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到自己的两颗上牙松动了，就用手去扒，刚一接触，一颗牙齿就先掉下来，心想，另一颗也摇摇欲坠，不如把它也拿掉吧，顺手又把另一颗拔下来。醒来之后，心里隔应，收拾行李就往家赶。到家得知元培、元禄已病亡，父亲难过得几天都不说话。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过来的。梓潼阁胡同留给我们一家的，除了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就是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杀猪巷是从新桥通往北街的一条小路，因为建有安顺最早的生猪屠宰场而得名。这里有一个“官名”叫“信义路”，但在安顺人的口中，还是习惯称呼它“杀猪巷”。那些年代，安顺的屠户已经有了联合生产的意识，他们有分工，一部分人负责到乡下采购生猪，赶回来养在靠河边的大猪圈里，黎明时分，负责宰猪的人把生猪从圈里吆出来，在一排排宰猪台上屠宰，这时候猪的叫声会让整条巷子熟睡的人们惊醒。我常常会听到隔壁祖母念叨：“阿弥陀佛，天快亮了。”猪杀完之后，到屠宰场门口的这道工序是几口退毛的大锅，烧着滚汤的热水，负责把猪毛剔刮干净。之后，猪肉和猪杂冒着热气，被分送到安顺城中的各个菜场和饭店。与杀猪场靠近的，还有一个杀牛的场所，叫大院坝，在清真寺的后边。大院坝宰杀的大部分是淘汰的老牛或者滚坡的耕牛。只有少数时间会专门为回民宰杀黄牛。这个时候，屠户会请阿訇来操刀，自有一番庄重的仪式。杀猪巷与大院坝出来的石桥垂直相交，安顺人有称这里为丁字街的。这座石桥曾经是一道堰坎，因为阻水在一次大水时匆忙撬掉，之后就改成了一座石桥。杀猪巷庙宇颇多，我见过的，主要有梓潼阁、土地庙和张爷庙。这三座庙其实仅一墙之隔，但梓潼阁在胡同口，张爷庙和土地庙则在丁字街。我家离梓潼阁仅几步之遥，小时候母亲常带着我到阁里同女住持和居士们聊天。有一次她们在寮间，我独自溜进阁里，观看那些高大而狰狞的塑像，先是好奇，继而畏惧，在空寂的大殿里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最后不禁哇哇大叫起来。母亲闻声跑来将我一把抱住，摸着我的头说“不怕、不怕！”跟来的女住持则问我看到了什么，她对众人说，“有些东西，只有懵懂的孩子才看得到。”我指着神坛上的塑像说，“他们嚇我。”这些庙宇在我记事的时候亲眼看到它们被拆了，尤其是灵验菩萨庙拆得最快，几乎只用一天时间。我小孩子不懂事，抱一个小石香炉回家屙尿玩。过几天生病了，母亲断定是因为对神的不恭，于是赶紧将香炉放回庙宇原处地上。还插了香烛，替我说了好多告罪的话。其实小孩子生病是常事，只不过母亲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了。杀猪巷值得喝彩的还有由屠业公会组织的火龙队，他们个个身强体壮，赤膊上阵，彪悍粗犷。在耀眼的钢花中翻飞起舞，更是英姿勃发。提起当年安顺城的耍龙活动，市民们皆为杀猪巷的这支队伍竖大拇指。杀猪巷最值得记载的是这里曾经有一座小小发电厂。上世纪40年代初，力新电厂（当时叫电灯厂）就诞生在巷子中间（靠北街）的一个曾经叫三圣宫的大院里，虽然只有一个小得可怜的锅炉，晚上发电时还轰隆作响，也只点燃过为数不多的现在看来如同萤火虫般的百来盏电灯，而且每晚也只供电到12点，但它是安顺的第一台发电机，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说明安顺人的思想是开放的，他们是一批较早告别点煤油灯时代的人。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蒋介石曾经电令当时的代省主席、安顺人韩文焕炸毁桥梁、电厂，“实行焦土政策”。韩文焕听取其堂兄韩云波先生的建议，悄然撤走，保住了这座电厂和安顺的其他一些设施。这座电厂在国民党军队仓惶撤离，解放军部队还没有到达安顺的那几天，一改常态实行通宵照明，把钟鼓楼点亮，为防止匪盗、维持社会安宁，迎接安顺和平解放立下过功劳。安顺电厂后来搬到东门外马槽龙井去了，留给我们的，是夹杂在隆隆发电声响中那光明的希望。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巷里。
新桥上每天都很热闹，卖菜的、做小吃的自不必说，稀奇的东西更是不少，从最古老的黄雀算命到最新鲜的西洋镜都会有。做生意的、算命的、卖艺的、博彩的、捏糖人的、看木偶戏的、卖打药的……层出不穷。我家离新桥不远，时不时就会去转转，遇到稀奇，就看个究竟，然后把感受带回家，滔滔不绝地向父母和哥弟讲述所见所闻。新桥上的菜一般都是农民清早刚从乡下挑来的，非常新鲜。安顺西门外的白菜，又白又嫩，一炒就琶。南门汪家山胶泥地出来的蚕豆，皮嫩味美，别处无法企及。本地的蒜苔、莴笋刚上市的时候算时新菜，最新奇的是从茅口运来的新辣子因为太贵，不能论斤卖，只能论两、论个卖，尝鲜而已。孩提时代，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跟随母亲和姐姐到河边去洗衣服。夏初河水上涨的时候，新桥这一段河水清澈见底，各种水生植物和动物随处可见。有一种水生动物像个椭圆形小黑点，以飞快的速度在水面上划来划去，忽左忽右像是在写字，我们干脆就叫它“写字鱼”。这种东西后来就不见了，长大后我走过许多地方都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身影，恐怕是物种消亡了吧。在靠岸的水边可以发现鱼虾。鱼灵活抓不到，虾则误打误撞捧入手心，但往往带回家都养不活，一两次之后，母亲就再也不许将小虾带回家了。刚解放那阵子，驻军营地暂时紧张，姑爹把他的住房挤出几间，借给军分区领导居住。有一天，我家院里住进了解放军，是北方的部队，他们借用我家的灶房做饭，在大锅上烙饼，我寻香而去，一位解放军战士给了我一块饼，刚咬了一口，另一个战士说，“他家和资本家是亲戚，不给他吃！”就从我手上把饼夺走，我哇哇大哭。另一位像是班长的战士立即对他说，“他家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帮工，是劳动人民。”于是又把饼从他手上拿过来递给我，我破涕为笑，吃下了有生以来第一块饼。因为我们家同大多数安顺人一样，一直都只吃米饭，吃饼算是开洋荤，其味至今不忘。
1951年前后，姑爹戴子儒受命到贵阳工作，参加恢复和发展贵州的经济建设（他曾任民建贵州省委副主任、省工商联副主任等职务），安顺的业务、房产几乎无暇顾及。他离开安顺的时候，他的四进洋房交给了安顺统战部等机关使用。1953年，他又把我们居住的这片房产捐献给了急需扩展的盲哑学校，在老木屋里居住了十来年的这几户老邻居就都先后搬离了梓潼阁胡同。原以为人海茫茫，大家都在忙各自的生计，这辈子恐怕很难再见面了，没想到我二哥的二女儿工作后找了个对象，细盘起来他就是白幺伯娘家二女儿的孩子，几十年之后，老木屋的缘分，又被这两个孩子机缘巧合地延续下来。我父母离开梓潼阁胡同后就近找了一处位于大箭道中段的房子租住。这里是科学路21号，是一个典型的大杂院，院中套院，是四个院落的组合，密集的住有几十户人家。先是临街的房子，因为街面上种子公司想要，说是可以销售种子，父亲就让进了21号大院里。再后来种子公司连大院里的住房也要用来办公，我父母再次换进了最里面的一个院落，住在赵二伯伯家楼上。从我家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杀猪巷和武庙残存的观音阁塔楼。院子边有一条步道可以直通贯城河边，这倒方便了院子里的居民下河洗东西。前面出去就是大箭道。一出大箭道，右面是种子公司门面，左面则是孙起延的京果酱园。柜台的一边摆放着玻璃糖罐，装各式各样的糕点和糖块，很让小孩子眼馋。柜台的另一边则摆放着大小形状颜色都各异的几个缸钵，里面装的是酱油醋等。有一种咖啡色的面酱，炒菜非常好吃，父亲做菜经常会用到它。每当炒菜没有酱的时候，父亲就递过一个碗来，让我赶快去门口打酱。打酱回来的路上，小手指头就忍不住要伸进碗里沾点来尝，那味道美极了，咸香之中还略带点甜味，它使我把这种味道同大箭道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据说“大箭道”这个名称是因为清代官府曾“于此试武童弓马”而来的。虽然它还有正式的大名叫新黔路、科学路、儒林路等，老百姓口中都还是习惯叫它大箭道。大箭道是由新桥到抄纸桥的一段，路面平直，清一色的二层石木结构瓦房，是安顺城中市井文化最典型的街区。这里有著名的谷氏故居，是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谷氏三兄弟”的父亲、前清武举谷兰皋的旧宅，也就是他们从小生活的地方。在1935年国民党“五大”会议上他们三兄弟同时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使“谷氏一门三中委”成为一时佳话。有学者将安顺“谷氏三兄弟”与文昌“宋氏三姐妹”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共同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传奇。但我小时候虽然成天在这条街上瞎跑，并不知道有什么谷氏故居，只记得那时候这里是机声嘈杂的针织厂。倒是听到过街坊们议论“谷三太爷”的许多传闻，其中一个说他亲自操持家务，到新桥上买菜会自带一杆称，他不占别人的便宜，别人也别想占他的便宜云云。
最近读一些有关儒林路的资料才知道，儒林路上还有几处安顺名人的故居。数得出来的有向荣还、刘汉珍、詹龙光等人。他们先后都曾经就读黄埔军校，在抗战中为中华民族的抗争做出过贡献，是抗战的功臣。不过我家搬到这条街的时候，他们早就离开这里了，倒是21号大院里的邻居兄长们，给我留下过难忘的印象。对我绘画影响较大的，是赵庆玺和黄茂岘。赵庆玺家就在我家楼下，他当时正在贵州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学习，他带回来的贵州美术界宋、王、孟、方四大名宿的作品，使我有机会接触到艺术的气息。黄茂岘虽然后来搞文字去了，但小时候从他家窗户里撒下来的他画的许多“花纸”，曾让我吸收不少养料。提起“花纸”，我的幼年时代曾流行过一种方形花纸，是在一张较大的（约16开）厚纸上分成几十个小格，印上水浒、三国人物或者花草图案，买来后把它剪成小张（也有剪开零卖的），正好小孩子的手可以捏着，方便一张张欣赏、认识那上面的人物和花样，听大人讲上面的故事。如果今天发行了一张新的花纸，明天校园里、街面上就会有炫耀的小孩。这花纸越积越多，大家就互相交换，积攒成套。再后来这花纸就变成了赌具，可以拍、砸、拼，也可以猜单双，最流行的一种方法是“押数”：二至四名小孩一起玩，1-4先各占一个数，然后庄家随便分出一捏花纸，握在手心，让大家押数，1、2、3、4、四个数字各占一个，占定之后打开手捏的花纸来点数，先点押数，再四张一组四张一组的点，最后剩下的是几张，如果正好是自己占的那个数就算赢了。我是玩押数的高手，最得意的时候是几乎把全院坝的花纸都赢进了家，足足装了一大纸箱。这些花纸，就成了我临摹的范本，它们描绘的对象形态丰富，内容则五花八门，我学着画那上面的英武战将和花鸟虫鱼，这无异于请进家无数个风格各异的老师。大箭道这条街白天总是非常的忙碌，只有到了晚上，街面上才会安静下来。我从小就是晚睡的孩子，即使做完作业也不肯睡觉，一直在街面上玩耍，要等到街对面的小酒店里坐在临街L形柜台前喝酒的几位老者悻悻的离开柜台，老板上好最后一块铺板，关掉照亮半条街的汽灯之后，才很不情愿的回家睡觉。有一晚，老板居然把一块挂在头顶竹签上的、干得几乎咬不动的佐酒五香卤豆腐干摘下来递给了我，他可能是觉得那豆腐干已经有些时间了，不如让小孩子享用吧，我却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了五香卤豆腐干的滋味，那是一种奇妙无比、很有嚼头、比面酱咸中带甜更为丰富复杂的真正“五味杂陈”的味道。我想，这应该就是我记忆中的大箭道的味道了。
位于安顺市区黉学坝的安顺府文庙，又称“府学宫”，始建于明·洪武27年（1394），明太祖朱元璋调北征南初期。一说它的始建时间是明·宣德八年（1433），由贵州参议李睿所建。无论哪个时间正确，它至少也有近600年的历史了，虽曾毁于兵燹，但经明·天启、清·康熙、道光几次修复、增建，渐臻完备，现保存有明清时期的建筑22处，是故乡十分难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开启了黔中腹地六百年兴学崇文的历程，有“黔中儒学圣地”、“中国现存最精致的文庙”、“石雕艺术的殿堂”等美誉。府文庙所在位置小时候安顺人一直叫它“虹桥坝”，为什么称“桥”，不得而知。近日见于书面的均称“黉学坝”，看来应该是有文献根据的。府文庙原为五进，现存四进。首进为一面照壁，全由石块砌成，雕刻精美的各式图案，除传统纹样中常见的回纹、菱纹、万字纹之外，还有二龙抢宝和罗汉像。最引人注目的是“宫墙数仞”四个擘窠大字，每个一米见方左右。《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是说孔夫子的学问高深，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安顺文庙照壁上书这四个大字，令人肃然起敬。再加上一块由吉象驼着的石碑：“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轿马”，更彰显了传统儒学神圣的地位。我小时候经常来府文庙玩，当进到这里的时候，心中涌起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憧憬和崇敬。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认真学习，提高学养，自是我们这代人孜孜不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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