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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份，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王海容收到两封信件，当她打开信后，信中写道希望她将另一封信件转交给毛主席，王海容非常疑惑，为何写给毛主席的信发到自己这里来了？但事出必有因，她紧忙朝着毛主席的住处走去。  毛主席百忙之中抽出空来阅览了这封专门写给自己的信，他越看情绪起伏越大，读完之后原本很平静的毛主席不禁泪流满面，心如刀绞，倘若我们能够看到信中内容，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篇举报信。 随后毛主席将信交给了叶剑英，叶剑英看后勃然大怒，义愤填膺地说道：“立即测查，一定要杀一儆百，以儆效尤。”随后一场关于调查知识青年下乡乱象的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那么究竟是谁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呢？毛主席和叶帅看到后为何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呢？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于李庆霖这个名字，对于处于新时代的我们来说，或许有所耳闻，又或许从未听说，但是对于当初全国1700万下乡知青，和他们的父母来说，李庆霖的大名可谓是如雷贯耳，轰动一时。  1972年12月20日，身为人民教师的李庆霖，在学校放假期间独自一人思考着什么问题，只见他关上门窗，显得极为神秘，随后他走向书桌，花费两个小时，写下了那封交给毛主席的长达两千字的举报信。 我们不禁疑惑，李庆霖写举报信究竟所为何事？为何能促使他向毛主席告“御状”呢？其实这还要从当时知识青年下乡的大背景说起。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城市的广大知识青年算得上“内外无忧”，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环境，他们父母也给他们他提供了较为优渥的生活环境，而优渥的城市环境导致他们没有经历太多艰苦的日子，特别是他们对农村艰苦的环境知之甚少。  加之我国人口基数猛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人口数量较建国初期增加了整整一倍之多，其中大批的人口流向城市，而我国的城市系统建设还不太完备，无法承受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聚集。 随之出现了种种问题，那就是大量青年知识分子临近毕业，导致众多人才流入各个行业，而城市的就业岗位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求职者，使得很多城市青年成为“无业游民”，社会治安难度也随之增加。 为了缓解城市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也为了让青年们更多地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历练新中国年轻一辈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广大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从而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于1955年提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随后毛主席的这句名言，成为了广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口号，也正是从1955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农村垦荒运动，从而一场声势浩大的“知青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248人的青年志愿垦荒队顺利组建，随后他们奔赴北大荒萝北村，在北大荒建立了“北京庄”，开始了扎根农村的下乡活动。  1955年10月15日，继北京之后，上海市98名热血青年自发组成了“上海市支援垦荒队”，他们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准备在那里为祖国的基层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之后，全国十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活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那美好的岁月里，无数城市热血青年满怀青春朝气，抱着建设祖国的远大理想，告别了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他们乘坐汽车或着火车。掂着大包小包，呼吸着农村的新鲜空气，想象着今后在农村的生活。  他们虽然满怀激情，但是他们也知道，农村的生活环境不比城市，所以迎接他们的不只有实现心中建设美好农村的理想，同时农村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是对他们最大的考验。 那时的农村，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当农民看到大批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农村支援基层建设时，农民们很是开心，他们给予了在这些放弃城市生活的年轻知识分子，极大的热情与友好。  广大知青们来到农村，利用自己学到的宝贵知识，在农村做起了老师、医生，解决了农村教师不足，医疗水平低下的窘迫现状，农村可爱的孩子们可以安稳地坐在教室，努力学习宝贵知识，农民生病也也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质朴的笑容绽放在他们黝黑的脸上。 大多数知青们在农村的住处都很简陋，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农村恶劣的环境没有吓到他们，他们明白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祖国建设者，就要锻炼自己的吃苦能力，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自己种菜，自己养猪，基本适应了农村的艰苦生活，他们帮助农民耕作，遇到干旱时节，他们挑着扁担与农民去远处跳水，很多知青的肩膀被压破或红肿，有时工作超出了自己身体的极限，可他们咬紧牙关，坚持着。 经过成年累月的锻炼，广大知青们褪去了刚来农村时的稚嫩，他们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明白了农民生活的不易，就这样广大知青与农民打成一片，知青下乡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可是所有事总有正反两面，后期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恶劣的现象，而这些现象造就了李庆霖向毛主席“告御状”的一幕，也让主席了解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件。 原来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与国家保持一致，想要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开始了对本地区初中，高中学生的排查摸底工作，以促使青年自觉下乡劳作。  身为小学教师的李庆霖有一个儿子叫李良模，在响应号召后，来到了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届时规定，为了使知青适应农村环境，知识青年凡是下乡，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负责，每位下乡知青每月可分得18公斤口粮，每月发给生活费8元。 所以李良模在下乡后，在相关政策补贴下工作的还算适应，生存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好景不长，李良模和众多知青的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便莫名其妙被停发了。 此时李良模等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农村辛苦工作，不仅得不到一分钱，甚至连维持生存的口粮也没有，面对生存危机，李良模无可奈何只能向家里寻求援助，李庆霖在得知儿子的艰难出境后，每月都会给儿子寄钱，此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身为小学教师的李庆霖的工资维系自家生活都很困难，如今还要资助儿子，家里的负担变得很大。 但在那个艰苦的时代，李庆霖清楚儿子所面临的困境，后来子女与儿子的联系中，李庆霖得到了一些令人难以相信的信息，届时广大只是青年下乡后都能够吃得下农村的苦。 但是少数一些承受能力较差，吃不了苦的城市青年，在父母的安排下，开始玩起了走后门把戏，使得一些青年刚刚下乡劳动不久，便通过关系又重新回到了城市。 加之下乡活动中，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扭曲事实，时常欺负压迫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青年，甚至欺负妇女的现象也有发生，使得下乡劳作的知青们身心健康受到极大威胁，李庆霖结合自家面临的困境，也意识到知青们在农村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他便开始了上访之路。 李庆霖来到儿子工作的公社反映情况，想要改变儿子和其他知青们多面临的生存困境，想要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但是几年过去了，李良模和其他知青所处的艰难环境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无奈李庆霖向有关部门写了上访信件，等了好久还是了无音讯，他便开始想着给毛主席写信，但是他又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情况，他想了很久，决定还是要写这封信，于是他极为隐秘地写了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担心会受到阻碍，李庆霖又给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王海容写了一封信，请她将自己的信代为转交给毛主席。此时等待回信的李庆霖绝对想不到，因为自己的这封信，将会引起一场轰动。 王海容将信交给毛主席后，毛主席仔细地阅读了李庆霖写给自己的“告状书”，只见毛主席看到信后，眉头越发紧皱起来，直到最后毛主席的眼眶逐渐湿润，泪水也随之流了下来。 毛主席流着泪水将这封告状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在信中。李庆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和儿子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还讲述了自己希望主席可以为民做主，改变知青们面临的艰难处境，用词很是诚挚深情。 毛主席没有想到，李庆霖一家竟会因知青下乡陷入如此窘境，毛主席曾经是农民出身，他知道民间的疾苦，也明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毛主席给里李庆霖回信道：“李庆霖同志，今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件众多，荣当统筹解决。” 毛主席明白，很多地方停发了下乡知青的口粮和生活费，甚至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额问题，要想解决此事就一定要统筹兼顾，从大局着手，于是主席先从自己的稿费拿出300元，以解李庆霖一家的燃眉之急，李庆霖没有想到伟大的毛主席真的收到了他的信，不仅给他回信，甚至还送来三百元钱，李庆霖感受到了来自伟人的关心，他激动的将这三百元钱保存了起来，舍不得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意。 1973年4月份，在接到李庆霖的举报信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相关会议，周总理宣读了李庆霖的信和毛主席的复信，随后充满激情的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 于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国家组织了70多人的工作队，分成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地区了解知青下乡情况，调查后发现，部分地区知青随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甚至比李庆霖反应的情况还要严重。 随后一些问题相继出现，最严重的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竟有人合伙欺辱了几十个女知青，平时脾气很好的周总理得知后火冒三丈，他对公安部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 叶剑英元帅得知消息后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地说：“立即测查，一定要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从而一大批坏人得到了法律的惩罚，在党的努力下，使得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知青们的人身权利和生活条件。 而李庆霖也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一封信，得到了国家的重视，改变了无数知青们面临的艰难处境，而这些青年也成为了建设美好中国的中流砥柱们，相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会有越来越多青年能够得到锻炼和成长，这样我们的祖国将会展现新的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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