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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台上游麋鹿”的典故出自《越绝书·请籴内传第六》：伍子胥劝谏吴王不要帮越国赈济饥荒，此建议却不被吴王采纳。随后，伍子胥断言援助越国的危害时说：“君王胡不览观夫武王之伐纣也？今不出数年，鹿豕游于姑胥之台矣。”（《越绝书》卷五）伍子胥以商纣王之属臣周武王推翻商朝作为前车之鉴，预见吴国即将为其降臣越国所灭，致使鹿豕乱走于姑胥台上。《后汉书·济南安王康传》云：“吴兴姑苏而灭。”李贤注：“姑苏台一名姑胥台。”又《国语·越语下》韦昭注：“姑苏，宫之台也，在吴阊门外，近湖。”由此可知，“姑胥之台”也即姑苏台。此后，麋鹿游于姑苏台上就成为亡国的一种典型譬喻。 在《越绝书》中，姑苏台的亡国预兆总以殷商为参照物。《内经九术第十四》记勾践以能工巧匠献于吴王，请吴王建宫室高台，也即姑苏台。子胥谏曰：“昔桀起灵门，纣起鹿台，阴阳不和，五谷不时，天与之灾，邦国空虚，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后必有灾。”（《越绝书》卷十二）这段记载可作为《请籴内传第六》的补充说明：以夏桀建灵门、商纣起鹿台最终导致灭亡为例，劝谏吴王不要大兴土木建造姑苏台。姑苏台、殷商、亡国三者再次联系在一起。 《内经九术第十四》里所云夏之灵门是何情状，史载不详。但是，商纣王的鹿台却是声名远扬，史载颇多。《史记·殷本纪》集解曰：“新序云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鹿台规模崇宏，直达天穹。《史记·殷本纪》云：“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文选·西京赋》注亦云：“纣作琼室鹿台，饰以美玉”，鹿台富可敌国，敛天下之财汇聚一地，且用琼瑶美玉装饰。如此雄伟高大、富丽堂皇的高台，耗费多少财富。《史记·周本纪》记载商纣王战败逃至鹿台，“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所谓“燔”也就是古代祭天仪式“燔祭”，于祭坛上燃烧木柴，祭祀天帝。在生死存亡之际，商纣王于鹿台以玉器环绕自焚，举行“燔祭”以升天。由此可见，鹿台应该是一座神圣的祭坛。与之相对应，灵门亦然。其实，不仅夏商建有灵门、鹿台这样的祭祀天坛，周朝同样筑有灵台。《诗经·大雅》有《灵台》一诗，郑玄注云：“天子有灵台，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正说明灵台是周天子祭天作法的重要场所。 与夏商周的灵门、鹿台、灵台相类似，吴国的姑苏台，成为祭天坛场的可能性非常大。在《内经九术第十四》中，越国使者文种劝说建楼台的理由就是吴国有“天下之力”，但是目前的宫殿规模不足以显示其大国风范。颇疑在这种婉曲的表达中，文种实际上是恭维吴国已是天下之主，有必要建造恢宏伟丽、标志吴国拥有天下的通天高台。而吴王所起的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二百里。”（《越绝书》卷十二），其雄壮宏伟亦足以与鹿台相媲美。 姑苏台是通天台，还有其它佐证。《越绝书·外传记吴王占梦第十二》与《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均记有吴王昼梦姑苏台，请公孙圣占梦，结果乃为国破身亡之兆一事。此处的姑苏台，具有非同一般的力量，能够由此领受上天的旨意，与政权的巩固与否密切相关。另外，《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载越国讨伐吴国。此次征讨并未灭吴，但做了两件事，一是“丙戌遂虏杀太子”；一是“丁亥入吴，焚姑胥臺。”太子是得到上天眷顾的一国未来之君主，杀之即断了吴国的王权承续；而与此同等重要的事，竟然是焚烧姑苏台！可见，姑苏台与鹿台、灵台一样，同样是政权合法性得以确认的通天场所。 巧合的是，这些通天高台的记载常常与鹿相伴而出。殷商以鹿台命名；《灵台》一诗有鹿的身影：“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而姑苏台上同样有鹿豕。在古代，豕的神圣意义非常明显。《礼记·宰夫》记周朝“凡朝觐会同宾客以牢礼之法。”郑玄注：“三牲，牛羊豕具为一牢。”姑苏台上徘徊的“豕”是牢礼的“三牲”之一，是祭祀专用物。那么，鹿这种动物也属于祭祀神兽吗？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考证出鹿是中华文化早期狩猎崇拜与太阳崇拜的象征物，鹿角具有通天神性，鹿是上古以来狩猎巫术、祭天仪式的主要牺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具有通天神性的鹿也逐渐成为王权的象征。而定期在高台以鹿为牺牲进行祭祀，是预示国家受上天庇佑、王权固若金汤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仪式。[1]可以想见，商朝所以取名为鹿台，或因鹿是此通天高台的牺牲；周朝灵台旁也有养鹿以供祭祀的灵囿。因此，姑苏台周围亦应存在类似于灵囿的苑囿，蓄养麋鹿，以作祭天牺牲之用。在国祚昌盛之时，麋鹿总是被圈养在苑囿之中；而当苑囿纲断纬绝，麋鹿散逸、漫步于坛场之时，也就是国破家亡之际了。故而，越国伐吴的首要事之一就是摧毁姑苏台，使作为牺牲的豕鹿无人看管，随意游走。 综上所述，“姑苏台上游麋鹿”典故最初有亡国之意，根源于上古以来的豕鹿崇拜及相关祭祀仪轨。不过，这种神圣的象征在后世却逐渐被遗忘了。西汉淮南王谋反之前，曾征询伍被的意见。伍被以姑苏台为喻，说：“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史记·淮南王列传》）宫殿本是繁华之所，如若变得人迹罕见、荆棘丛生、朝露沾衣这般荒芜，则是暗示大势已去，人亡国空了。伍被以这种荒芜之景与伍子胥的“麋鹿游姑苏台”之典相提并论，其实已然不能理解姑苏台典故的原生象征意义，只将之看作是荒凉衰败场景的刻画而已。东汉赵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在写子胥谏吴王一事时，杂糅了“麋鹿游姑苏台”与伍被“宫中生荆棘”两个典故。伍子胥的断言变为：“臣必见越之破吴，豸鹿游于姑胥之台，荆榛蔓于宫阙。愿王览武王伐纣之事也。”由于伍被事的渗入，“麋鹿游姑苏台”典故的内涵正式转向以荒凉之境譬喻亡国之兆这一歧义上去了。 此后，后人用“麋鹿游姑苏台”一典时，也多取后起之歧义。如“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变为煨烬，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内，绳绳八区，锋镝纵横，化为战场，故麋鹿寓城也。”（左思《魏都赋》）都城萧条，生灵涂炭，人世的繁华为荆棘、麋鹿等野生荒蛮之物所替代。又如，“姑苏成蔓草，麋鹿空悲吟”（李白《赠薛校书》，《李太白诗集注》卷九），“姑苏台下草，麋鹿暗生麑”（白居易《杂兴三首》其三，《白氏长庆集》卷一），“露积吴台草，风入郢门楸”（骆宾王《宿山庄》，《笺注骆临海集》卷二）等等，均是侧重以蔓草、麋鹿这种荒芜之景来形容国家的败亡。“姑苏台上游麋鹿”典故里蕴藏的原始崇拜与祭祀礼仪这些文化碎片就此消散于历史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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