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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洁玉飞雪 启书有益 2021-12-26 22:30  点击 上方文字 关注启书有益~   《大宋十八朝》，纵贯三百年风云，每集三五千字，随性而作，随性更新，清新易懂，可读性强，老少皆宜。看书不再打瞌睡，换个思路读历史，一上手就放不下，欢迎关注、留言、转发、批评…… 为方便书迷，本文提供音频，让眼睛休息，值得拥有（此次录音是自己亲自上的，正宗川话版）：  人生，不经历点磨难、折腾、挫伤，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几斤几两。也根本不知道谁才是自己的真心朋友。国家也是如此，一场宋夏战争，终于让大宋重新认识了自己——天！我咋这么挫？ 这个时候，已经距离大宋开国，足足八十年。如果赵匡胤知道自己一手开创的基业会严重滑坡，一定会从永昌陵掀开棺材板跳出来。八十年了，当年敢打敢拼的开拓精神呢？当年振兴中原的初心呢？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天下大势，盛久必衰，衰久必振（当然是换一个人来振）。 中国三千年悠久历史，83个封建王朝、559个帝王，都无法逃离一个怪圈：不持久。每个王朝的前几个皇帝（王），都很有作为。然后，就一路向下，一代不如一代。当然，中间偶尔可能会冒出那么一两个中兴之主，但也无法改变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 知道“降龙十八掌”为啥要失传吗？据说后面的师傅教授徒弟，为防止被“打番天印”，都会留一手。那么传着传着，就没有了。 封建迷信思想说，这是风水。仔细想想，觉得很扯。皇家可以调动所有资源，组建最强大的“专家”团队。其陵墓，占据的是天下最好的风水。咋会逐渐衰败？ 主要原因，无非两个。 其一，开国皇帝基本上都是凭本事得天下，他们那种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获得的能力，是和平年代根本无法理解和经历的。 其二，建国之初的政策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但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改革，那肯定会落后于时代。产生漏洞出来，自然无法避免。 宋太祖、宋太宗，都亲自见证和经历了五代十国的乱世，他们是过来人。政权是从真刀真枪对砍中获得的。宋太祖赵匡胤雄才伟略，扫荡群雄，初定天下。宋太宗赵光义虽然本事不如大哥，但也平定了北汉，让辽国不敢造次。这两位集团公司基业的奠定者，确实厉害。 而到了宋真宗这一届，进取心已经在开始消失了，一味地追求和平共处，以至于还签订了神奇的澶渊之盟，这简直就是一个负面示范、坏的开端。 与契丹达成和解之后，宋朝获得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没有战争，经济发展加快，文化也逐步兴盛，政治上也没有冒出过什么“大老虎”。历史书上对这一段时间的大环境予以高度评价，称其为“咸平之治”。 不过，这个“治”，格局太小。哪比得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大约是表达那么一个意思。 你说作为一个皇帝，软弱也就算了。这宋真宗居然还特别迷信。 其中一个很扯的事情，就是他搞了一场劳民伤财的“天书”封祀运动。 经历了“澶渊之盟”、宋辽议和后，民间舆论相当负面，说啥“天无二日”，严重动摇了“大宋中心论”，宋真宗各种不爽。 看皇帝这么焦虑，王钦若建议说：“老大，我们可以派兵收服幽蓟，把尊严找回来。”真宗说：“又要打仗？那么麻烦，这尊严不要也罢。” 王钦若继续建议说：“那我这还有另外一套方案，我们可以通过封禅，给世界形成压力，展示一下能力。这不需要打仗，只是需要有个前提，那必须得有个啥天瑞希世绝伦这样的借口。” “祥瑞？”真宗一惊，“开啥玩笑，哪去找这玩意？” “事在人为，我们造一个就是了。” “还有这种操作？”真宗有点迷糊，这不是糊弄人么。他把龙图阁直学士杜镐叫过来，侧面问：“你说，那河出图、洛出书，到底是不是真的?” 杜镐并没有揣测到圣意，漫不经心回答道：“古代名人搞电信诈骗，忽悠老百姓的。你信就上当了。” 宋真宗一听，下定决心，还真可以这样搞。 于是，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按顺序，应是景德五年，因后来的天书事件，故改元大中祥符），真宗决心封禅泰山，假造祥符，诏令改元。 正月乙丑日，宋真宗安排通知王旦、王钦若等大臣过来，在朝元殿召开隆重的御前会议。 会议由宋真宗主持。他抛出了一个命题：“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加班批阅文件到半夜，正打算睡觉，突然房间里面发光发亮，有一位升仙，戴着星冠、穿着紫衣，面对面给我讲，说是下个月三日，适合在正殿建搞一个黄籙道场，持续时间一个月，就有机会获得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我正想问个究竟，神仙已经不见了。我安排工作人员把这个事情记录了下来。从十二月初开始，我就已经按照神仙的要求在朝元殿斋戒，并建道场。” 故事还没有讲完，突然秘书报告说，在左承天门屋南角上，发现有黄帛拖在鸱尾，那帛长二丈多，包裹着的物品像是书，外面裹以青缕三道，封处隐隐约约有字——这就是神仙所说的“天书”了。
王旦等完全心领神会，当场向皇帝表示祝贺。然后随着宋真宗步行前往承天门，一番形式主义跪拜后，安排两个工作人员搭梯子取下来，恭恭敬敬送到布置好的道场正中位置上供着。 天书由丞相陈尧叟负责启封。上面写着一连串标准的仿宋体大字：“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妥当，封禅泰山，已成定局。 泰山封禅，是一个重大的礼仪活动。你以为就是皇帝和秘书一起前往泰山一番操作就完了？那可不行。必须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奢靡之风摆弄到极致，能有多豪华就有多豪华。基本上就是调动了全国资源，花销自然不在话下。 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只要皇帝高兴就好。
而且，在宋真宗执政后期，奸臣当道。尤其是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规、林特五人相互勾结，行为诡秘，天天给皇帝出“馊主意”，撺掇皇帝各种“潇洒”，闹出了传说中的“五鬼用事”，干部队伍相当混乱。 如果和领导关系好就能得到提拔重用，那社会完了。 牛吹大了，总有现原形的一天。 盛世的泡沫，抵不住西夏的凌厉攻势。在那场战争中，大宋帝国一败涂地。本着“老大哥”的颜面，最后和西夏议和，每年支付高昂的“赏金”。同时，契丹人也乘机落井下石，以战争作为威胁，迫使宋帝国提高岁币。 这样一搞，大宋帝国在岁币上的支出，每年增加约17万两白银、25万匹绢以及3万斤茶。这成为国家一笔沉重的财务负担。你以为就是国库转移支付就完了？幼稚啊！最终还不是百姓买单。
目前大宋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不仅仅是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化，同时官僚阶层也毫无斗志。干部队伍很久没有调整了，都是一些老人，这些人观念很明确，保命要紧，任何事情都追求个稳妥。万一把饭碗搞脱了咋整？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在大宋被西夏打得泪流满面的同时，国内也开始不太平。六月，沂州虎翼卒王伦聚众闹事起义，短时间内就覆盖了好几个州县，基本上算是一呼百应。朝廷马上调派几路大军各种“围剿”，总算是给摆平了。 但在短短两个个月之后，商州张海、郭邈山起义暴发。原因很简单，老百姓闹饥荒，没饭吃，找政府有关部门信访，然后就变成了打砸抢，竟然持续了四个多月，覆盖了十多个州县。 思想守旧僵化的老一辈干部看来是靠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人士开始走向前台。这里面，就包括在边疆捍土有功的韩琦、范仲淹等。
作为枢密副使的韩琦，给皇帝写了一道奏折，明确提出七个建议：清政本、念边事、擢才贤、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 这些建议看起来比较复杂，实际上并没有触及根本，相当于进行一次简单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念边事、备河北、固河东这三件，实际上就是一件事情，那就是壮大武装力量。经营洛邑这种事，需要很长时间，并不是当务之急。 相比之下，作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所写的奏疏，则要全面深刻得多，涉及到了不少国家的根本问题。在奏疏中，范仲淹明确指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这个见解，简直和“启书有益”不谋而合。 光说问题，不提方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要给领导做问答题，要让领导做选择题，最好是让领导做判断题。
那么，宋朝目前的政治生态，问题在哪？如何改革？范仲淹接着写了十个方面的详细计划。 第一，明黜陟。和平年代，干部队伍很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搞得越来越平庸，干部晋升讲究论资排辈。不管业绩如何，只要混时间，到点就自然升迁。看起来公平，实际上整个队伍毫无活力。第一个事情，干部的考核晋升改革，由组织部（吏部）完成。 第二，抑侥幸。古代当官，有一种神奇的制度，叫“恩荫”，简单地说，就是如果老子有功于国家，子孙就能享受一定的特权和待遇，或者“接班”“顶班”。看起来很人性化，但谁能确定老子英雄儿子就一定是好汉？选进来的全是些运气型人才，简直不公平。这个事情，还是由组织部（吏部）处理。
第三，精贡举。宋朝的文化很发达，科举考试相当重视辞赋，如果能够写上一手漂亮书法文章，就被认为是“人才”。但有个现实问题，公文写得好，不见得为民服务就好。所以，这个公务员考试也要改，要从实用性出发，要不然尽来一些书呆子。这个事情，由组织部（吏部）牵头落实。 第四，择长官。地方干部权力很大，作为一个县令，和皇帝相比，权力上的不同大概只有四项：印钞票、搞外交、国防、发动战争。这个队伍不控制好，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必须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首先要求就是必须讲政治。这还是组织部（吏部）的工作。 第五，均公田。公田也就是职田，属于宋朝官员的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建国时间长了后，在职田的分配上就开始出现不均的现象，从而影响到了干部办事创业的积极性。这个事情由农业部（户部）牵头落实。
第六，厚农桑。老百姓要致富，只有种庄稼、搞养殖。农桑是国家经济的根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事情由农业部（户部）处理。 第七，修武备。通过一场宋夏战争，已经完全暴露出宋朝在国防力量上的弱点，所以，必须搞好国防现代化建设。这个事情，交由国防部（兵部）落实。 第八，减徭役。切实减轻群众负担，然后老百姓少缴税，付出劳动有报酬，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有工资。这个事情，交由民政部（户部）落实。 第九，覃恩信。重点关心关注朝廷的各种惠民措施是不是得到了贯彻执行，严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行为的产生，让老百姓享受政策、懂得感恩，建立政府公信力。这个事情，交给纪委监察局（御史台）负责。
第十，重命令。朝廷的命令不能朝令夕改搞了耍，所有颁布的法令，必须有力执行（就算是中途发现错了也要把动作做完）。这个事情，交给纪委监察局（御史台）负责。 皇帝认认真真把范仲淹的报告看完，忍不住拍桌子：“希文想得十分周到啊！我终于看到一套靠谱的方案！” 于是，所有建议全部被采纳，朝廷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次改革从庆历三年开始，又称“庆历新政”。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不仅包括范仲淹、韩琦，同时还有富弼、欧阳修、余靖等。 韩琦的改革建议中，没有涉及到干部队伍。而范仲淹的建议中，干部队伍整顿是重点，竟然有十分之四。整顿干部队伍，是改革的关键。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困难。要想动这个奶酪，必须得罪一大批人。
干部是人来当的，只要是人在搞事情，就一定有漏洞。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关系网。不要以为那些真正的“叫花子”就是孤身一人，不信你去把一个叫花子揍一顿，以至于出事情必须赔钱的程度，你就会发现他的亲戚很多，甚至不少开着奔驰宝马那种，搞不好还有高级干部。 要想动某一个干部，那就必须要得罪后面的权贵。时常听某某领导在台上讲话说，坚决不重用那种托人拉关系的干部，发现就一律拉黑。话说回来，这是托的人还不够大。如果足够大，在他把你拉黑之前，自己就已经被拉黑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改革变法最难，改革家基本上没有啥好下场。必须要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才能彻底树立变革的决心。从这个角度讲，范仲淹勇气可嘉，竟然敢挑战官僚主义。
这有了皇帝在后面背书，事情就好做多了。 据说，范仲淹在查阅官员名册时，看到某个人不称职，就用笔做个记号。这一笔涂下去，表示这个官员的政治生命就到头了，这一家人乃至一个家族，也就玩完了。 同样是搞改革的富弼，发现范仲淹这种操作，很是担心：“我的哥老关，你这轻轻松松一笔涂抹过去，你晓不晓得，这家人要哭啊？” 范仲淹回答说：“我们当干部，要分清楚、处理好几个关系。比如乌纱帽和安全帽的关系，哭声和骂声的关系，一阵子和一辈子的关系，有钱买棺材和无钱治病的关系，记性不好与良心不坏的关系等。话说回来，他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 这范文正，果然是流传千古的政治家！启书有益反手就是一个赞。
虽然老百姓纷纷给老范点赞，但这老范在保守官僚权贵干部队伍里，却成了过街老鼠、害群之马。其中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范仲淹和韩琦的老上级夏竦，他不择手段地采取各种方式反对、攻击、诽谤、诬陷改革派，咒骂改革派人士结党营私，斥之为“朋党”“团团伙伙”，说他们“就是想搞路线斗争”。 反对派疯狂造谣炒作，作为谏官的欧阳修看不下去了，发表了写了一篇著名文章《朋党论》予以还击。 文章明确指出，所谓“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别，君子与小人不同，“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这是欧阳修的散文代表作，诅咒新政的反动派看了，汗如雨下。为啥要读书？就是把人骂了，人家都找不到把柄。 但是，君子在明处，小人在暗处，防不胜防。为了搞垮革新派，夏竦竟然安排伪造所谓废立皇帝的信件，意图把改革派领袖人物富弼一锤子敲死。 范仲淹、富弼等，一看这形势不对啊，为避开所谓“谋反”之嫌，只好动提交申请，离开京师，前往陕西、河北主持地方军政。老子惹不起，躲得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队伍不好带，人散了。宋仁宗根本没想到，改革的阻力竟然如此之大，一时间变得心灰意冷。而且宋夏两国之间已经达成和解，战争危机算是基本消除，改革好像也不是太必要。
这样一来，新政就慢慢冷淡了。实际上，即便是皇帝，也无法做到真正的一手遮天。 官僚主义是十分可怕的。就算范、富两人已经离开京师，流言攻击还在继续。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富弼等人遭到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被清洗。甚至连温和派韩琦因为对富弼被罢表示同情，也丢了枢密副使的乌纱帽。 可怜的“庆历新政”，还没全面铺开，就挂了。 范仲淹被贬官后，写了一篇《岳阳楼记》。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为人民服务，大约就是这种情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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