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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告捷后，司马绍又派沈桢去劝说王敦的心腹沈充，让他不要一条道走到黑，还许诺他三公之位。但沈充偏要一条道走到黑，对沈桢道：“三公是人人仰望的要职，岂是我能胜任的？况且，大丈夫与人共事，便应始终同心，怎能中途改弦易辙？以后谁还能容我！”决意发兵和王含汇合。恰好宗正卿虞潭因病返回家乡会稽，听说此事后，从馀姚起兵讨伐沈充，司马绍大喜，以虞潭兼领会稽内史。随后，前安东将军刘超、容城内史钟雅也都起兵讨伐沈充。接着，义兴人周蹇杀死了王敦任命的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赶走了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朝廷形势一片大好。沈充率领一万多人与王含汇合后，被王含所感染，也按兵不动。司马顾飏向他们进言道：“天子已扼守住咽喉要地，我们锐气受挫，士气沮落，相持日久，必然招致失败。”并给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攻破栅栏，开决河塘，借湖水淹灌京城，乘着水势用水军发起进攻；中策：凭借大军刚刚到达的锐气，集中东西两路军队的力量，诸路同时并进，我众敌寡，悬殊一倍以上，必会摧毁敌军；下策：以召请钱凤议事为名，乘机将他斩首，归降朝廷，可以转祸为福。从造反的角度来说，顾飏的上策颇有可取之处，若从事后来论，则下策是最可行的。但沈充均不采用，顾飏知其必败，逃回吴郡。公元324年七月十七，刘遐、苏峻率领的勤王之师一万余人抵达建康，司马绍在夜间亲自接见慰劳，各种赏赐一应俱全。寻阳太守周光听说王敦起兵后，率一千多人赶来相助，求见王敦，被王应以病重为名拒绝。周光退下后道：“我远道而来却见不到王敦，他大概已经死了吧！”急忙会见其兄长周抚，对他道：“王公已死，你何必和钱凤同作叛贼呢！”周抚不听。七月二十五夜，沈充和钱凤孤注一掷，从竹格渚渡过秦淮河攻打司马绍，护军将军应詹、建威将军赵胤等人抵抗失利，沈充和钱凤攻至宣阳门，拔除防御栅栏。情况危急之时，刘遐、苏峻从南塘侧面发起攻击，重创沈充、钱凤军队，渡河溺死的达三千多人，刘遐后来又在青溪战败沈充。第二天，听闻败讯的王含烧毁帷帐，连夜败逃，叛军大势已去。七月二十七，司马绍回到皇宫，命庾亮监督苏峻等人追袭逃到吴兴的沈充，命温峤监督刘遐等人追击逃往江宁的王含、钱凤，又分令各位将领追捕王敦死党。逃回姑孰后，王含和儿子王应商量对策，王含想要去荆州投奔王舒，王应则认为应该投奔江州的王彬。王含不解道：“你叔父和王彬一向不合，你竟然想要去投奔他？找死吧！”王应解释道：“正因如此，我才要去投奔他。王彬在他人强盛的时候，敢于坚持不同立场，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现在我们遭难，必定会有恻隐之心。王舒循规蹈矩，哪能超出常规行事呢！”王含欺负王应年轻，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执意投奔王舒。果然，王舒听说他们到来后，将王含、王应父子沉入江中溺死。而王彬呢，听说王应要来，秘密准备小船等候。后来得知王应没来，他还为此深感遗憾。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王应虽然年轻，却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一个行事刚正的人，内心并非无情，很可能是外冷内热；而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却很难有侠义之心，不要指望他做出非常之事。钱凤逃到阖庐洲，被周光抓获，周光先将他斩首，然后赴朝廷请求赎罪，司马绍既往不咎，让他继续抓捕乱党。沈充逃跑时迷路，误打误撞来到旧将吴儒家，吴儒诱使沈充进入墙中夹层，笑着对他道：“我可以被封为三千户侯了！”沈充道：“你如果顾及往日情义保全我，我家必定会从厚报答你。你如果为了私利杀我，我死以后，你的家族也将灭绝。”吴儒贪图富贵，杀死沈充，将首级传送建康。沈充之子沈劲应当连坐受诛，同乡钱举把他藏匿起来，因此得知幸免。后来，沈劲历经磨难，终于灭了吴氏全族，报了杀父之仇。王含、钱凤、沈充等人相继伏诛，宣告王敦之乱彻底平息，司马绍度过了即位之初面临的最大危机。叛乱既平，接下来是论罪。这事儿看起来简单，却极为麻烦，因为牵涉到很多利益集团，一旦处理不好，将会留下莫大的隐患。首先是罪魁祸首王敦。他虽然死了，有关部门却没有放过他，将他的尸体拉出来，焚毁身上所穿衣服，摆成跪姿斩首，和沈充的首级一同悬挂在南街。郗鉴于心不忍，对司马绍道：“以往朝廷诛戮杨骏等人，都是先施加官方刑罚，然后听任私人殡葬。我认为王法诛戮表现公理，私人情义则体现私交，应该听任王敦的家属收葬，在道义上更为弘大。”最终，司马绍同意了郗鉴的建议，让王氏家人收殓了王敦。接下来是针对王氏宗族的，其他士族想趁机打压王氏，消除隐患，奏报称：“王敦的亲族王彬等人，都应当去职除名。”司马绍没有同意。王导等人赌对了，王氏族人并没有因为王敦而失去权势，或者说司马绍并没有能力将王氏连根拔起。虽然没有追究王氏族人，司马绍对王敦的僚属就没那么客气了，下诏曰：“王敦的重要党羽革职除名，其余僚属禁锢不用。”对此，温峤有不同意见，上疏称：“王敦刚愎自负，不讲仁义，残暴杀戮，连朝廷都无法制约，亲朋也不能谏止。他幕府中人，如果确实是助纣为虐或诱导作乱的人，自然应当严惩不贷；如果是迫不得已沦为奸党，窃以为应该加以宽宥。希望陛下依据仁义之道裁决！”郗鉴则认为，身为臣子最可贵的品质是严守节操，为义献身，王敦的佐吏虽然很多是受到逼迫，但他们既不能制止王敦叛逆的阴谋，又不能脱身远远离开，依照以往的典则，应该按君臣大义加以责罚。最终，经过深思熟虑，司马绍听从了温峤的建议，对王敦的僚佐大多予以宽宥，并没有扩大化。司马绍之所以没有严惩王敦的僚属，除了温峤所说的理由之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想要以从宽处理争取他们的支持，一旦逼得太紧了，亡命之徒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十月，司马绍以王导为太保、领司徒，加殊礼，西阳王司马羕领太尉，应詹为江州刺史，刘遐为徐州刺史，代替王邃镇守淮阴，苏峻为历阳内史，加庾亮护军将军，温峤为前将军。刘遐和苏峻之前不过是流民帅，如今因平叛有功，一下子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前者坐镇徐州，后者占据历阳，都是军事要地。王导和王敦是堂兄弟，不仅没有受到王敦牵连，反而加官进爵，可见他的根基多么深厚。不过，为了平衡其他势力，王导固辞不受。公元325年二月，司马承、甘卓、戴渊、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赠官赠谥。这时，周札的故吏为他鸣冤，此举遭到了卞壸的反对，认为周札守备石头城时，开门接纳敌寇，不应当追赠谥号。卞壸的反对不无道理，王敦第一次攻打建康时，身为石头城守将，周札竟然献城投降，确实没有资格得到朝廷肯定。王导却为周札辩护道：“之前，王敦的奸谋尚不明显，连我们这些有识之士都未能察觉，和周札并无区别。觉察到王敦的奸逆后，周札便为国献身，不久被杀。我认为应当与周顗、戴渊同样对待。”这个理由完全是扯淡，你可以说周札没有发觉王敦的不臣之心，但当王敦攻打石头城时，你还看不出来吗？纯粹是强行洗白。郗鉴忍无可忍，怼道：“周顗和戴渊因守节而死，周札延引敌寇，如果行事不同而赏赐均等，怎能劝善沮恶！按司徒的说法，如果大家开始都与周札一样，那么谯王、周顗、戴渊都应当承受罪责，有什么理由追赠谥号！现在既然褒扬他们，那周札就应当受到贬责！”王导坚持道：“周札和谯王、周顗、戴渊等人，虽然形式不尽相同，但都是尽人臣的节操。”言下之意是周札开门延敌也是忠义之举，是为了和王敦一起规劝君王过错，将矛头引向刘隗、刁协等人身上。郗鉴怒了，质问道：“王敦的叛谋历时已久，由于周札的开门延引，致使朝廷军队一蹶不振。如果王敦过去的作为，道义上与齐桓公、晋文公相似，那么先帝不就成了周幽王、周厉王吗！”郗鉴一下子将话说开，王导不敢再继续，沉默不语。司马绍一看情形不对，立马出来打圆场，劝开了二人。最终，周札被赠以卫尉。王导为何要为周札洗白，司马绍又为何要褒赠周札呢？说到底，对死人的功过赏罚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评价，而是给活人看的。前面多次提到过，周札是世家大族，在江东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确实曾开门延敌，但最后不是和王敦兵戎相见了吗？从结局来说，他也是平叛功臣，还是满门遇难，何其惨烈！不论是褒是贬，周札和他的家族都看不到了，但周氏还有其他分支。除了周氏，还有陆氏、顾氏、甘氏等江东大族，他们都在看着呢。所以，与其说是给周札廉价的褒奖，不如说是对江东大族的安抚，肯定他们在平定叛乱时的功劳。甘卓可以赏，周札为何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导更有大局观，更懂得复杂局面下的妥协。东晋朝廷之所以能在江东站稳脚跟，王导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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