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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7日，解放军37军111师（绥远起义后改编的部队）副师长庞茂青，杀掉新婚妻子后，带领数百人叛逃为匪。
该军军长张世珍组织部队追剿,当场击毙庞茂青，说服大多数士兵迷途知返。
最后只有一营长董钊，带着五十多名亲信，投奔了驻扎在陕坝镇的大土匪头子崔正春。
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这个军又发生了20余起叛逃事件，叛逃为匪的近千人，被叛匪杀害的政工干部以及无辜群众近300人。
而这些叛匪，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投靠了匪首崔正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和美国情报机关在陕坝（当时绥远省政府所在地）合伙开办“中美合作技术训练所”，训练了大批职业特务。
这些特务被安插在华北各地担任要职，监视傅作义等人。崔正春就是这所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平津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高官徐永昌乘飞机到包头，试图阻止董其武起义，后来见形势不可逆转，便秘密召集当地的特务，要“他们早做打算，相机行事，一旦时机成熟，迅速组织武装，到河套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
崔正春也在秘密会议上被徐永昌任命为“总指挥”。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将军在绥远宣布和平起义。
崔正春秘密联络绥远（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特务，转移到陕坝一带。
黄河走向呈“几”字形，被黄河三面包围的这片区域就是河套地区。民国时期河套地区被划为绥远省。
常言道“黄河百害，唯利一套”，河套地区宜粮宜牧，虽然历史上这片地区战祸频仍，可老百姓基本上还能衣食无忧。
绥远起义后，陕坝镇变得更加热闹，整日里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其繁华程度不亚于一些省会城市。
不过当地人也能看出，街上那些穿着讲究，腰缠万贯的家伙，都不是些良善之辈。他们出门前呼后拥，腰里都别着盒子炮，经常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打得不可开交。
这也难怪，由于绥远解放得比较晚，周围太原、西安、银川、兰州等地都成了解放区。那些漏网的国民党军溃兵，以及横行一时的土匪恶霸，担心受到清算，便纷纷逃到河套地区。
虚假的繁荣背后藏污纳垢，一直等到崔正春来到陕坝，那些散兵溃勇才感觉找到“靠山”，纷纷赶来投奔。
崔正春本来是特务出身，没有统兵的才能，来投靠他的人太多，这厮一时间还有些手足无措。
就在这个时候，齐敬德和田树梅带着100多名装备精良的骑兵也来到陕坝。和崔正春的人发生激烈冲突，结果人家100多人，把崔正春的近千人打得落花流水。
然后齐敬德和田树梅负荆请罪，找崔正春登门致歉，并表示愿意归入崔正春麾下。
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崔正春求之不得，当即任命齐敬德和田树梅做了他的副手。
可有件事崔正春不知道，齐敬德和田树梅是阎锡山的人，阎锡山和蒋介石面和心不和，阎锡山指派齐敬德和田树梅到崔正春手下当差，是“阎老西”也看中了河套一带，妄想日后把这里当成自己最后的“避风港”。
齐敬德、田树梅和崔正春是同床异梦。崔正春手下都是些乌合之众，对崔正春也只是表面上服从，暗地里该干啥干啥，从来不受约束。
齐敬德和田树梅认为：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他们向崔正春建议，把一盘散沙的匪徒，进行正规化管理。
先是统一番号，改名为“国民党华北人民自卫救国军”，下辖一个师三个旅，由田树梅担任总司令；马壮任参谋长；齐敬德任政治代表。
崔正春名义上是这支队伍的总指挥，实际上已经被齐敬德和田树梅架空了。
齐敬德和田树梅之所以没有除掉崔胜春，还是因为崔胜春是军统毛人凤的得意门生，才让他们有所顾忌。
崔胜春做了半辈子特务，齐敬德和田树梅的伎俩，焉能瞒得过老奸巨猾的他。崔胜春只做了一件事，就让齐敬德和田树梅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
作为这群乌合之众的总指挥，崔胜春毫不吝啬地到处封官许愿，谁也不知道他手中到底有多少空白委任状，短短5天时间，崔正春就先后任命了三个军长，九个师长，旅长团长不计其数。
每到开会时，面对呜呜泱泱的旅长、团长，齐敬德和田树梅欲哭无泪。
在崔胜春眼中，一个连只要有十几个人，30多个人就是一个营，两个营算是一个团，一个师的兵力，也不超过300人。
崔胜春充分抓住了叛匪们想当大官儿的心理，把他的任命的名单，通过不同渠道，分别向毛人凤和阎锡山做了报告。
也是这个时候，齐敬德和田树梅才知道，在陕坝镇上，就有十三部电台，接受崔正春的直接指挥。
可齐敬德和田树梅百思不解，为什么崔正春会给阎锡山发报。
不过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知道了崔正春这样做得真正目的。
齐敬德和田树梅跟阎锡山做汇报，告知他活跃在河套地区的叛军，总兵力只有2000来人。
可崔正春告诉阎锡山，现在有三个军的兵力，听从齐敬德和田树梅的指挥。
阎锡山本来就多疑，这回更认为齐敬德和田树梅要拥兵自重，故意隐瞒实力。所以从此冷落了齐敬德和田树梅。
就这样河套地区叛匪的指挥权，牢牢地落入崔正春手中。
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崔正春也接到毛人凤武装叛乱的指令。
崔正春知道，凭自己这点实力，找解放军主力决战无异于自寻死路。况且他手下这些人，都负有累累血债，解放军已经成立专门的剿匪部队，到处寻找叛军的行踪。
崔正春要做的，不是和剿匪部队决战，而是避其锋芒，想办法生存。
可毛人凤那里还要有所交待，于是崔正春下令：抓壮丁扩充实力。每抓5个壮丁就官升一级。用干板子（烟土）替代军饷，只要手中有干板子，就能把人笼络住。最后就是下属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长官不予干涉。
说白了就是允许匪徒们烧杀淫掠，胡作非为。
有了崔正春的命令，叛匪们开始为所欲为。他们感觉师长、团长的称呼不够气派，就在活动范围之内，自任“县长”、“乡长”。
“县长”“乡长”虽然不如“军长”“师长”神气，却可以直接向老百姓索要大烟、粮秣以及生活用品。
在米仓县（已撤销），一夜之间，就冒出四五个“县长”。这些新上任的“地方官”，拼命地搜刮。
比如魏柜、赵三屹旦两个村，每家每户要缴纳三块手表，两个手电筒。六七八屹旦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叛匪让他们缴纳12块手表，限半个月交齐。
当地百姓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只能拉家带口的去逃难。
对那些拿不出钱的家庭，一旦落在叛匪们手中，就只有死路一条。在米仓村，叛匪一次就活埋了13名村民。
匪患横行的米仓、狼山（已撤销）、晏江（已撤销）、五原、安北（已撤销）等几个县，烽烟四起，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在米仓县白柜村，叛匪抢走了四匹马，150多只羊后仍不满足，又向一个叫白忠的老人索要烟土。
老人拿不出来，叛匪就将老人整整吊打了一夜，等家人给白忠收尸时，浑身上下找不到一块完整的骨头。
在中公旗一佐附近，匪徒们抢走了218匹马，24头牛，46分骆驼以及80个马鞍子，17副妇女的头饰，48个银碗，47个鼻烟壶，另外被掳走的衣服、行李不计其数。
叛匪们抢红了眼，就是连庙里的佛像都不放过。当地十几座庙宇都惨遭劫难。匪徒们推倒佛像，剥走金饰，抢走银铸的佛像。就连庙堂里的铜壶、铜烛台都被砸扁了。庙里存放的粮食，还有饲养的牲畜，也被叛匪劫掠一空。
狼山县蛮会村有个妇女的女儿待嫁闺中，已经收了亲家的彩礼，叛匪们找上门来，逼着人家把彩礼都交出来。
随后匪徒们又向妇女索要大烟，人家拿不出来，匪徒们就将她吊起来，用烧红的铁钳把她身上烫得稀烂。
匪徒们在什尼乌素，将一个村子包围，杀光村里的男人，将村里的妇女百般蹂躏。就连10来岁的孩子都没放过。
前后不到一个月，当地百姓对崔正春匪帮谈虎色变，纷纷出外逃难。
崔正春为了犒劳“劳苦功高”的手下，又创造性地发明了“应酬支差”一词，其实就是强抢民间有姿色的年轻女人，供匪徒们轮流糟蹋。
从此匪徒们所到之处，年轻媳妇,漂亮女孩无不惨遭劫难。
在崔柜屹旦，十一名女子惨遭不幸。李五合村，匪徒们在此盘踞了三天，全村妇女无一幸免。
在杨柜村，匪徒们非要把一个只有14岁和12岁的姐妹带走“应酬支差”，孩子的母亲哀求匪徒们，请求放过姐妹俩，她情愿以身相替。
匪徒们不为所动，强行把姐妹俩带走，孩子的母亲气得一头撞死在门框上。
崔正春手下的匪徒成员复杂，相互之间互不服气，接连几次，他们之间为了争夺女人大大出手。
崔正春又想出一个馊主意，在那些被抓来“应酬支差”的女子身上，都烙上印记。据说这样就不会再彼此发生误会了。
河套一带土匪活动猖獗，当地百姓民不聊生，请求剿灭崔正春匪帮的呼声越来越高。
1950年8月，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4师两个团；起义部队第三十七军109 师327团；陕坝军分区步兵独立营：内蒙古骑兵第5师一个骑兵连，组成联合剿匪部队。由内蒙古骑兵第4师师长毕力格巴图尔担任剿匪部队总指挥。
9月5日剿匪部队集结完毕，日夜兼程向河套地区挺进，于10日到达狼山西北地区。
附近的西补隆、新城、太阳庙、铁匠屹旦等几个村子，曾经被土匪洗劫过，村民们看到有马队到来，便慌慌张张地去逃难。
直到六缸房子村，才看到三个行动不便的老人。
剿匪部队的战士们，上前亲切问候这些惊恐万状的老人。
没想到老人们战战兢兢的回答：那些无恶不作的土匪，穿的衣服和你们一模一样。
战士们终于明白当地百姓恐惧的原因，只能通过实际行动，来重新赢得当地百姓的信任。
战士们没有在这几个村子中宿营，而是连夜行动，到几十里外的村子里宿营。
当时已是夜半时分，村民们毫无察觉，他们早晨起来，才发现许多战士露宿街头。
战士们坚持和当地群众公平交易，早晨做饭时，不小心把一户居民的锅盖给烧了，战士们向村民赔偿了2000元钱（旧币）。
在西补隆村，战士们吃饭没有菜，一个老乡给他们送来两捆葱，战士们照价付款，老乡说什么不肯收。直到最后，那两捆葱都完好无损，一根都没有少。
在阿贵庙沟，有个老乡的5只羊掉下悬崖，战士们帮老乡把羊从悬崖下背出来，其中有4只已经摔残了。
老乡按当地的规矩，把其中两只羊赠送给战士们。
战士们了解当地的行情，一只羊可以换半担糜子，战士们当时带了两担半糜子，他们把这些糜子都送给老乡，却只要了4只已经残废的羊。
老乡感觉过意不去，非要把5只羊都送给战士们，于是战士们取回十斤糜子，用2.4担糜子，换回了老乡4只羊。
除了公平交易，战士们一有空闲，帮老乡们扫院子，担水、收庄稼，干完活后水都不喝一口。
在山后沙漠地带的多索罗尔村，剿匪部队为当地牧民凿了一口井。解决了当地村民饮水难的难题。
人心都是肉长的，老乡们被感动了。他们把藏在山里的牛羊赶回家，埋在地里的贵重物品也都挖出来。久违的笑容，也浮现在那些美丽的女孩子脸上。
剿匪部队将要离开时，恋恋不舍的村民们跪在路旁，真挚的哀求说：“求求你们不要走，我们养活你们，有你们在，我们夜里才能睡得安稳。不然土匪来了，我们又是野外芦草地里的客，出气儿都要低声”。
战士们安慰乡亲们说：“大家请放心，土匪再也不敢来了，我们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彻底消灭。”
崔正春自诩才智过人，但他永远不懂的什么是民心向背。
匪徒们每到一处，乡亲们便会想方设法，积极的把情报送给剿匪部队。
有了当地百姓的鼎力支持，那些为非作歹的匪徒，就像是秋天的蚂蚱，再也蹦跶不起来了。
最先遭受灭顶之灾的是齐俊德，9月3日，他率领一众匪徒在段六八、牛场湾一带抢劫。结果被剿匪部队步骑兵包围。
经过激战，匪徒全军覆没。齐俊德以下51名匪徒被击毙，另外还抓了50多名俘虏，缴获战马69匹。
9月24日，在三柜补隆，王耀武股匪被剿匪部队歼灭，匪首王耀武被击毙。
9月28日，匪首刘喜才，率领匪众到善丹庙附近实施抢劫，遭到埋伏在那里的剿匪部队毁灭性打击。
9月30日匪军长张疤子，在南坑坑岭被剿匪部队包围，100多名匪众遭全歼。
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剿匪部队先后进行了13次战斗，击毙匪政治代表齐敬德以下200余人。俘虏匪军长张疤子，匪参谋长马壮等以下匪徒239人。
许多匪徒在剿匪部队沉重打击下，走投无路，开始陆续放下武器，向剿匪部队投降，投降匪徒共744人。
剿匪部队每剿灭一伙土匪，都要把缴获来的牲畜和财物，动员附近的老乡来认领。
在善丹庙，乡亲们一次就认走了，50多匹马，骆驼10级峰。
对于那些没人认领的牲畜和物品，都集中到陕坝“剿匪物资管理委员会”妥善管理。
在认领物品时，当地群众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淳朴。
一个牧民女孩，三副头饰都被土匪抢走，认领现场也有三副头饰，都镶金带玉，非常贵重，可那女孩儿看一个摇一次头，最后那三副珍贵的头饰她动也没动，蹲在一边伤心的哭泣了很久。
剿匪部队的战士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伤心的小姑娘。
从晏江县来了一个妇女，在一大堆新做的布鞋中，挑出一双被人穿破的布鞋，说这双鞋是她亲手做的，对其他崭新的布鞋，她甚至不多看一眼，就飘然而去。
阿拉善旗的牧民瓦尔干，一进门就抓起一双半新的仰头蒙古靴，兴奋地喊道“米尼，爪到拉”（蒙古语，我的）。可他在靴子里又掏出一双崭新的袜子，失望的摇了摇头，把靴子放回原地，口中喃喃得道：“米尼比先”（不是我的）。
最后绝大多数缴获的物品，都没有被认领走。包括头段213匹，皮衣皮裤238件。毛毯63块，被褥98床，牛马羊皮1001张。金银戒指数百枚，50两元宝若干个，大洋9200枚，另外还有大量的念珠、佛像、皮靴、金银手镯等，都没有人认领。
剿匪部队有位首长说：缴获的物品上都没有标记，老百姓就算认领走，我们也不会发现。可他们更多的人，什么也没拿。除了这些，还有273匹马，五十峰骆驼，142只羊，牲畜共12头，马鞍266套也没人认领。
那些认领到缴获物资的百姓，骑在马上，高举着任领到的财物。兴高采烈地唱着感谢共产党、解放军的歌，让人羡慕不已。
1950年11月中旬，一直潜伏不出的崔正春终于露出狐狸尾巴。
崔正春和另一名匪首田树梅，带领二三百名匪徒，在拂晓时分骑马出逃。却被一放羊老人发现。
老人丢下羊群，骑马一口气跑了30多里路，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给驻守陕坝的剿匪部队。
剿匪部队立即出动两个骑兵营，在放羊老人的带领下，前去进剿。
剿匪部队赶到的时候，崔正春匪帮正在一个喇嘛庙内生活做饭，放哨的匪兵，看到剿匪部队大顿人马杀过来，他立刻鸣枪示警。
匪徒们丢下已经做好的饭菜，骑马落荒而逃。剿匪部队穷追不舍。
崔正春见甩不掉剿匪部队的追击，便与田树梅兵分两路逃窜。剿匪部队也随即兵分两路继续追击。
当崔正春逃到伊盟杭锦旗麻迷图地区时，遭到另一路剿匪部队的截击，双方混战在一起，战斗异常惨烈。
混战中，崔正春在几名亲随的掩护下趁乱逃走。
黄昏时分，精疲力尽的崔正春，和一名叫加木苏的匪徒，躲进一个蒙古包里藏身。
当天夜里，跟踪而至的剿匪部队将蒙古包包围，崔正春束手被擒。
另一名匪首田树梅在逃窜时马失前蹄，从马上摔落下来，跌断了腿子，也做了剿匪部队的俘虏。
 被俘虏的叛匪
随着匪首崔正春、田树梅被剿匪部队俘获，匪患肆虐的河套地区，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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