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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江 一个时代的标志，当人们说及那些年便说到红薯。 汉水岸边我的故乡，水稻与山地无缘，其他粮食似乎也不待见我们那地方，唯红薯不离不弃，我们的生活对它也过分依赖。说起那些年，的确可以称那是一个红薯的年代。 阴历七月半一过，乡民就陆续开挖，红薯正式登堂入室，粗细搭配着过活。主粮歉收的年月，它是绝对的主食，给人以相对的温饱；风调雨顺的丰年，它可以是杂粮，还可以充当待客接物的零食，调节人们的胃口。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麦子等细粮奇迹般地充裕了粮仓，红薯黯然退场，大多充当猪粮，变了现金。 我出生时，土地下户没多久，红薯还伴了我好一些时候。 霜降过后，秋风不再温柔。母亲老早把我抓起来，锅里冒着白烟的，是刚煮熟的红薯，干了足足两大碗后，和父亲他们一起向阳坡梁子上红薯地出发。 打着的饱嗝，满是红薯气味。草叶上的露珠打湿了裤管，裸露在外的脚背不一会儿就水渍渍的，沁凉沁凉。 阳坡梁子上历来贫瘠，曾是龙须草主产地，后来被开垦。长不好小麦、玉米的土地，被全部插了红薯，连成片的绿浸没在雾气里成了墨色，秋风微动，高低起伏的红薯叶子如海浪一般。父亲扎成稳定的马步，一手捋红薯藤，一手握镰刀，“哧哧”声响过，红薯藤一扫而空，地里的红薯便隐约可见。母亲吐口唾沫在手，握锄，“嗨”的一声锄头尽没土中，一撬，一串圆嘟嘟的红薯被提溜出了地面，或紫红，或浅黄，或有红似白，横陈开来，不一会儿就堆成了一座小山。我把父亲割下的红薯藤拖向空地堆好，就近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红薯叶上，从藤根上一个一个择红薯，轻轻拂去泥土。 挖红薯，背红薯回家，都不轻松，母亲有时会兑上黄酒为我们解乏。晚上，母亲洗净手后炒几个下饭菜，或面条，或焖米饭，改善我们的生活。挖红薯，绝对不吃红薯！毕竟它算不上好饭。 为了冬春，母亲把红薯秧摆在道场的月亮地里，就着月光拉下尚可做菜的红薯叶，一筐一筐，一篮一篮，洗净，放进水锅里打个滚装进大缸沤酸菜。深夜里，我看母亲还在烟熏火燎的厨房里忙碌，屋外月已偏西，鸡已叫三更。 晒红薯干是与挖红薯毗连的一个紧促劳动环节。一条捆好菜刀的长板凳，父亲抱住红薯飞快刨过，红薯便以相应而同等的厚度分离成片，落在长凳下面的筐子里。够那一竹篮了，我装满，提上就到外面的空地均匀撒开。当乳白色的红薯片把黄色的土地铺满，银白一片，我便有点小陶醉，毕竟这是我摆开的一个丰收的盛景，以至于在许多年后的梦中，这场景常在我的梦境出现。 晴好的天气，翻过一遍的红薯干，不几日便已干透。焦哗哗、白晃晃的红薯干还是蛮养眼的。捡起一片丢入嘴里，化渣后一股别样的香甜，尽管荒春每顿生烦。 晒干装袋，装背笼，压弯了腰往家搬。乡邻遇见会夸我父亲：“有生，收成好呀，红薯干的成色多排场！” 红薯干做饭，有许多搭档，苞谷糁糊红薯干，红薯面糊红薯干，大米配红薯干煮稀饭，不一而足。再配一大盘炒的黄灿灿的酸红薯叶或是一碗葱姜沸酱豆，还是可以吃出滋味来的。 我们姊妹仨“哧溜哧溜”的争抢吃饭声引来父母大笑：“慢点吃，别抢，锅里还有呢！” 那年先大旱后大涝，收成几乎为零。年前就已经将就着过活，过完年后家里几近断炊，多亏母亲是个会过日子的人，我们一家和族人靠红薯干或别的杂粮接济渡过了生死劫难。 当你真正经历过那些生死劫难的岁月，你会发现现世如此安好。往后你所经历的所有未涉及生命的困苦，就仅仅只是困苦，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如今，红薯不再充斥农村锅灶，它进了城，堂而皇之地端坐在豪华餐厅。我在故乡的土地上张望着，再也不见那墨绿如海的红薯秧，当然也见不到那裸露着古铜色脊背挖红薯的粗犷庄稼汉子。 红薯哟红薯，在新时代的当下，无论你被推崇也好，还是受冷落也罢，在我过往的生活有时也不曾待见你，但我心中你永远是那救命的粮食，镌刻在我今世所有的记忆里，散发着幽幽红薯香…… （原载于2021年12月16日《十堰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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