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苏联的外交政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苏联的对外行动主要分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与世界各国开展外交行动，特别是与帝国主义大国展开和平外交斗争，扩大国际影响，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二是继续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帝正义之举，苏联始终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支持他们求解放、求发展的革命要求，遏制帝国主义的反动性，从另一个方面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外部环境。苏联指导、援助各国人民的革命虽为正义之举，但也常常出现不当之举，造成了革命损失。 下面我们主要介绍苏联对外行动的第一个方面，特别是与帝国主义大国展开的和平外交斗争。苏联开展这一外交斗争始终坚持的一条底线是：决不允许在列强之间结成一条反苏统一战线。苏联利用列强之间矛盾，联合威胁较小的列强对付威胁较大的列强，以此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苏联这一时期的外交行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法西斯崛起前的二十年代和法西斯崛起后的三十年代，下面我们就分别介绍之。总体来说，苏联这一时期的对外行动也许并非十全十美，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应有的担当。 第一节 开辟和平共处新时代二十年代是苏联初登国际舞台，结束与帝国主义武装对立并开辟与之和平共处新时代的一个时期。1920年，内战接近尾声，帝国主义的反动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进入了一个均势时期，谁也打败不了谁，这就为苏联开展外交活动、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提供了条件。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苏俄就颁布了《和平法令》，表明自己的外交政策是真正的和平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从帝国主义方面来讲，长期与苏联对峙也是不利于己的，特别是在那样一个战争结束、满目苍夷的时期里，帝国主义急需通过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恢复自己的经济，而广大人民怀着真诚的愿望要求本国政府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党和政府因势利导，以改善经济关系为突破口恢复与帝国主义世界的联系。苏联先是与英国、后来与德国恢复经济关系，后来又在热那亚会议上展开正义而灵活的外交斗争。二十年代上半期，苏联外交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积极正面的形象赢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局面初步形成。二十年代下半期，帝国主义进入繁荣稳定期，局势至少表面上是缓和的，苏联也获得了更好的条件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正是这个时期，苏联迎来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建交高潮，它相继与许多欧洲国家、周边国家以及除美国之外的帝国主义大国建立或加强了外交关系。依靠和平正义政策，苏联无疑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当然，帝国主义亡苏之心是不死的，尽管总体缓和，它们还是或明或暗地掀起一些反苏波澜，帝国主义的对立和斗争，特别是与苏联这样一个正义国家的对立和斗争，不是和平的福音，乃是战争的先兆。这一时期“现状维持”派英法美对苏联威胁更大，是不时发起反苏波澜的主角。面对这种情况，苏联一方面保持克制，有理有节展开斗争，避免矛盾激化，最大程度维持和平；另一方面加强与“苦大仇深”派德国的关系，对帝国主义分化瓦解，防止出现反苏统一战线。二十年代是德苏关系较为良好的一个时期：该年代初期，刚刚战败的德国处境孤立，不得不通过加强对苏关系改变自己的不利境况；而下半期，“现状维持”派在改善德国在帝国主义世界的地位的同时，也有意让其充当反苏急先锋，德国当然不会为“现状维持”派火中取栗，反而继续加强对苏关系迫使“现状维持”派给予自己更多让步。 显然，“现状维持”派太沉迷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苏联无意加剧与其对立，这最终使它们在制衡潜在战争力量方面失去了一支重要力量。务实合作可以为自己提供更多的可能，有更多的力量可供借重；加剧对立只能使自己陷入被动，陷入孤立，最终是损人不利己。 在适当处理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的同时，苏联继续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其实苏联一直将这一事业与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联系在一起，因为沙俄的帝国主义压迫政策主要施于这些周边国家，十月革命后，苏俄坚决取消了这些压迫政策。进入二十年代，它继续这项事业，对周边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始终抱以尊重的态度，并对这些国家的反帝革命事业给予积极的支持，这使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与它们的正义事业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相互借重的格局。苏联的和平正义政策赢得了周边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和理解，苏联与它们之间也进入了一个关系良好的时期。当然，苏联改善周边国家关系，帝国主义也在利用这些国家构建反苏的所谓“防疫地带”，针对这种情况，苏联在尊重周边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通过签订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消除这一威胁，将这一“防疫地带”变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地带。 总体来说，二十年代的苏联外交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着，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其对现实威胁有时估计得过于严重，甚或认为战争近在眼前，结果造成国内局势的不必要紧张。判断形势时存在主观臆断和容易发生战略误判，显然和苏联专断、偏激、封闭、僵化的制度有很大关系。在其处理与弱小国家的关系时，沙俄大国沙文主义的遗毒还或明或暗地存在着，苏联能否消除这些遗毒——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它再次变得强大时，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节 转向应对法西斯威胁进入三十年代，随着法西斯的掌权、世界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世界局势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发展的主要矛盾正在转向法西斯势力与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在成为世界人民面临的新任务。帝国主义内部也出现新的分化重组，尽管“现状维持”派并不打算对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实施有效遏制，但是毕竟受到后者的现实威胁，这就为苏联与其合作提供了可能。于是这一时期，苏联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出现了新局面：它与英法美开始接近，而与法西斯化后的德国的关系开始冷淡——这尽管不是苏联有意为之，但始终站在反法西斯第一线的苏联必然会引起法西斯怀恨在心，双方的冷淡也就成必然趋势。 与“现状维持”派不同，在法西斯利用经济危机大肆崛起之时，苏联就严正指出这一崛起的危害性，指出帝国主义世界正在面临新的战争危险。揭露法西斯的反动本质，坚决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威胁，是苏联外交的一贯立场，也是新的历史时期苏联外交一面鲜明的旗帜。尽管从当时现实的角度看，苏联与德国的关系也许比与英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但是社会主义外交的高瞻远瞩性决定了苏联在对待法西斯的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遏制法西斯战争威胁，苏联不但有理论上的揭露，更有政治上的实际行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意识到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只能达到保护自我的目的，不可能制止像法西斯这样极端反动的侵略者，必须建立爱好和平力量的统一战线，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阻止新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对外政策中就出现了新的建设性主张——集体安全主张。这一主张符合世界发展大势，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了世界正义进步力量的支持。 以英法为首的“现状维持”派也不得不改变二十年代敌视苏联的政策，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增加自己对抗法西斯的筹码。然而“现状维持”派与苏联合作的心态是复杂的，存在着不同的倾向。以巴尔图为首一些法国政治家主张构建一个严密的欧洲联盟体系，遏制德国日益明显的侵略威胁。他们重视苏联的作用，愿意以真诚平等的态度对待苏联，愿意与苏联均担义务，共护和平。巴尔图的主张与苏联不谋而合，反映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反映了世界发展大势。事实证明，走集体安全之路，结成坚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前是遏止战争的唯一手段，战时是打败敌人的唯一手段。然而“现状维持”派的主流倾向不是巴尔图的集体安全主张，而是安享尊荣、不愿坚决抗击法西斯。这一倾向决定了“现状维持”派不可能与苏联进行真心实意的合作，只是把苏联当做一个筹码，以作为法西斯真正威胁到自己利益时的备用手段，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立心态也在阻碍着它与苏联的真诚合作。 巴尔图的继任者赖伐尔是一个典型的亲德分子，他既不看好东方的苏联，也不看好西方的英国，他认为法西斯制度也许是拯救懦弱法国的唯一办法。当时条件下他也许还不能改变法国政策的走向，但是让《东方公约》彻底失败他还是可以做到的。法国外交政策的惯性迫使赖伐尔不得不与苏联签订苏法互助条约，以作为《东方公约》失败的补偿，但这已经是《东方公约》的余韵了。 之后，苏捷之间也按照苏法条约版本签订了互助条约。两个互助条约涉及的国家虽然比较少，但是从政治上讲它与《东方公约》的精神是一致的，具有较强的反法西斯性质。它与苏联之前签订的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政治同盟性质，要求一方遭受侵略，另一方要给予援助。 但是互助条约只是表达了双方援助的政治意愿，要把这一政治意愿落到实处，必须有相应的军事协定和经济协定予以补充。苏联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准备多套双方相互援助的军事方案，表现出极大诚意。但是，既然这只是法国外交政策惯性的结果，只是《东方公约》的余韵，法国统治集团就不可能将条约规定的互助义务落到实处。赖伐尔对波兰外长说，签订互助条约的目的不是实现法苏相互援助，而是防止德苏接近。而他与戈林会谈时对条约的评语则更为露骨：这一条约不过是一出“滑稽剧”，是一张不值得予以重视的废纸。看来，赖伐尔签订苏法互助条约不是为了亲苏，而是为了亲德，甚或亲德反苏。法国军事当局一开始就否定与苏联签订军事协定的可能性。西方政界、舆论界的一些人士则大肆渲染苏联军事能力的低下，别有用心地指责苏联没有能力履行其援助义务，苏联尽管通过一系列事实戳穿了这些谎言和阴谋，尽管表现出履行义务的极大诚意，但是依然无法扭转局势。苏法互助条约从一成立就注定了它的结局。而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签订条约时就明确表示捷苏关系以捷法关系为转移，这注定了苏捷互助条约会遭遇相同的命运。 第三节 苏联影响力提升苏联的集体安全主张虽然未能实现，但三十年代上半期，苏联以其正义坚定的反法西斯立场正在赢得世界人民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苏联进入了一个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持续上升的时期。这一时期里，苏联与更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建交高潮，同时又与一些周边国家和帝国主义大国签订了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与美国建交具有特殊意义，美国是进入三十年代唯一一个尚未承认苏联的帝国主义大国，十六年来一直顽固地奉行敌视苏联的政策，如今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表明苏联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表明苏联旗帜鲜明的反法西斯政策正在获得更大的感召力，人们从苏联身上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苏联加入国联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大国际事件。二十年代，苏联对国联一直持反对态度，认为国联是凡尔赛分赃条约的直接产物，是强盗的联盟、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和世界反革命的总司令部。然而进入三十年代，正如凡尔赛和约从一个压榨德国的工具变成了一个阻止德国侵略扩张的工具，国联的性质也在发生着相同的变化。苏联对国联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开始考虑加入这一组织，推动这一组织进一步向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苏联不断扩大建交范围和外交空间也是为加入国联铺垫了道路。在西方世界，支持苏联加入国联最积极的要数法国，巴尔图把邀请苏联加入国联作为其集体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也对苏联加入国联表示了欢迎。1934年9月15日，法英联合其余28个国家正式向苏联发出邀请书，邀请书特别强调了国联“维护和平”的宗旨，以此为目的邀请苏联加入国联。9月18日，国联举行大会正式同意苏联加入。一加入国联，苏联就表明了对该组织的明确立场，即苏联加入国联的唯一目的是维护集体和平事业，以此与各国人民展开合作。对国联的一些不合理做法，苏联表示了反对，并表示对此概不负责。苏联充分利用国联讲台，伸张正义，宣传自己的正确主张，力图推动国联真正成为一个维护和平的集体安全机构。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国联的性质虽然开始有了改变，但依然是“现状维持”派把持下的一个国际机构，这也就决定了它的性质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苏联行动也就不可能成功。 给予侵略以明确的定义是这一时期苏联对国际关系领域作出的一个特殊贡献。一直以来，国际社会都没有一个关于侵略的公认的明确定义，这就给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开展侵略行动提供了种种口实。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法西斯侵略威胁日益临近，国际社会有必要制定一个科学明确的侵略定义，使侵略者的行为一开始就是非法的，无法进行任何辩解，从而为制裁侵略者提供有力依据。1933年2月6日，苏联代表团在世界裁军会议的总务委员会会议上正式提出关于侵略定义的宣言草案。草案明确提出，不管已未宣战而侵入他国领土，在陆海空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都是侵略者。草案特别注意揭露伪装的侵略，以及侵略者试图用各种理由为侵略行径辩解：“不论政治、经济或军事上理由，包括试图在受攻击的国家的领土上开采自然资源或获得其他利益或权益，借口在某国有巨额投资或其他特殊利益，或否认该国具有国家组织的特征，均不得作为进攻的辩解……” 苏联的草案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赞赏和认可，但是遭到了英美的反对，这一反对代表了帝国主义世界的立场。帝国主义当然不会允许这种正义的东西出现它的国际组织中，这是威胁其根本利益的东西。由于英美的阻扰，关于侵略定义的草案最终未能提交裁军大会的表决。为了让关于侵略定义的宣言草案具有国际文件的效力，苏联另辟蹊径，于7月间与阿富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周边国家签订了关于侵略定义的专约。尽管最后加入这一专约的国家不是很多，但毕竟达到了宣传这一定义的目的。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将这一定义列为对主要战犯定罪的指导原则之一。 苏联这一时期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缘于它的政策符合世界发展大势，代表世界人民的利益，追求正义和进步永远是赢得人民群众认可和支持的必需途经。然而帝国主义对苏联影响力的增强从心底里是害怕的，“现状维持”派对苏联显然是既合作又限制。不会轻易向历史妥协的帝国主义也绝不允许苏联将世界带到一个坚决反对法西斯的道路上，它会千方百计地限制、排斥苏联，或者将与苏联的合作带到有利于自己的道路上。当然，苏联自身能否始终坚持自己正确的政策，我们也需拭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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