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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战火迅速蔓延，素称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成了这场战争的重灾区。自唐宋以来的一千多年里，江南一直是全国最繁华富庶的区域，物产丰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人人向往的温柔锦绣之地，但在这场战乱中，却饱受兵火涂炭，无数百姓死于非命，无尽的文化瑰宝毁于一旦。
在肆虐的战火中，原本物华天宝的江南成了一片人间鬼域，其苍凉和恐怖，如非有详实的史料记载，如今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当时有一位亲历这场劫难的江南文人，在他所著的《平贼记略》写到：“常州之江阴、无锡、金匮各县城乡村市，一片焦土，遍地黄蒿，行终日不见人，偶遇二三难民，露处僵饿，旦夕待死，惨苦不堪。”这段文字的画面感极强，让如今的人仿佛身临其中。常州是八邑名都，中吴要辅，为全国经济重镇，陆游曾说过：“苏常熟，天下足”，可见苏州和常州两府的稻米可以供养全国，然而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却被蹂躏成了这般模样，可见当年战火之惨烈，百姓所蒙受灾难之深重。
如果说，传统文人的笔记中难免有情绪化倾向，那么当时已经出现的报纸等新式媒体的报道，就更加客观可信了。清军攻克无锡后不久，《上海新报》的记者冒险深入当地采访，于1864年4月19日发表文章，报道了那里令人震惊的景象：“现今无锡、宜兴及太湖边一带，饥民载道，野草树皮，均充粮食，米糠每升值四十文，豆渣每斤值廿文，且常短缺，只身不敢出行，犹恐被人充食，即偶赴邻村，亦必偕数人方妥。”原本文明富庶的无锡竟然出现了人吃人的景象，并且不是什么易子而食，而是直接在路上掠食行人，以至于单身不敢出行，战争已经完全扭曲了人性，把一些人变成了嗜血的野兽，为了果腹竟然吞噬同类，使文明倒推了几万年。
战争本身就是一头不可控制的怪兽，它行经之处，会毁灭一切生命和文明，战尘一起，原有的秩序被摧毁，交战双方的官兵手执杀人武器，横行于街巷村落，普通平民成了待宰的羔羊，生死往往就在士兵的一念之间。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军队很难判断他们所面对的是敌人还是平民，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他们为了保证自身安全，经常会歇斯底里地摧毁眼前出现的一切有生目标，根本不问缘由，而因抢掠财物和杀良冒功导致的对平民的屠戮，更是难以估计。
在这场战争中，太平军和清军都对平民施加了残酷的抢劫和杀戮，江南的城市基本上都经历了两次劫难，太平军攻占某一城市时，必然要大肆杀掠一番，数年后，清军克复该地，往往又是“大索三日”，甚至是“大索十日”，人民受了两遍苦，遭了二茬罪。
由于太平天国被镇压，在朝廷眼里他们是造反的贼，所以并没有话语权，因而，如今能看到的，大多是掌握舆论工具的清朝官方对太平天国杀掠人民的记述。据《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记载，太平军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十攻占无锡后，就开始了连日不断地烧杀，到五月时已经杀了近二十万人，太平军将领黄和锦认为反对太平军的人已经被消灭殆尽了，所以上表请求停止杀戮，他在表中说：“叨天父天兄恩庇，打破无锡、金匮，计城厢内外离城五里之地，共杀男女老幼妖民十九万七千八百余口，请天恩降敕封刀。”当时无锡由金匮和无锡两县分治，总人口不过六十四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竟被杀近三分之一，这种酷烈程度实在是触目惊心。
《太平天国史料丛刊》描述了太平军杀人以及劫掠财富和妇女的惨状：“贼以四鼓出扰，民皆在梦中,哨马冲途,逢屋必烧，见人便杀，民见焚杀，群相奔避，或邻境警报接踵，复各携老幼而行，或为被掳，先索金银，后以藤绳穿发辫，或贯其颈，一串数十人不等，夜眠亦如是。或脱逃一人，必究其众，甚或杀之，凡携物倾箱倒柜,辄用刀劈,初取绸缎细软,布则弃之,其不取者毁之,迨后无所不取。妇女被掳，披发跣足，伛偻啜泣，或契之行，或缚于马背，或使壮男背负而走，有乘路旁投河死者，有哀号不已怒而杀者，近则归城，远踞乡镇。”
清军对平民的烧杀抢掠行径虽然被竭力掩盖，却仍有大量事实流出。
淮军将领程学启部攻入苏州后，除了背信弃义残酷杀降外，还纵兵抢掠，在苏州城中大肆抢劫财物、掳掠妇女，并把抢来的钱财充作军饷发放给部下。李鸿章向来对淮军的军纪涣散和袭扰百姓之事睁眼闭眼，但这次连他自己也觉得过分了，因而出言指责，他对程学启说：“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李鸿章这样说，是因为程学启本人也是太平军降将。
湘军攻陷南京后，更是实施了大规模的杀人放火和奸淫掳掠 ，曾国荃下令大索三日，结果“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可是李秀成在《自述书》明确说：“天京陷落时，能战斗之兵，不足3000人”，所以，这所谓的十余万贼其实都是平民百姓！
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也记载：“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湘军悍将李臣典疯狂奸淫妇女，每日强奸十余人，结果进城后不到十天就暴毙，可谓精尽人亡。清朝官方则掩饰他的死因，说他是过劳而死，比如《中兴将帅别传》说：公夜战过劳，明日病热，自恃年壮气盛，不谨疾之由也。”
然而《清史稿》记载：“下令见长发者、新剃发者皆杀，於是杀贼十馀万人。李臣典连御十女，恃壮不休息，不久，卒於军，年二十七”。
清军在攻克无锡后，又是大索三日，抢劫财物、掳掠妇女、毁坏建筑。淮军将领周盛波和黄中元分别抢女子28名和36名之多，无锡城里的房屋被焚毁得十不存一。
虽然太平军和清军都犯下了对平民的暴行，但从有些史料来看，清军对百姓的残害程度更为严重，光绪年间编纂的《无锡金匮县志》卷七《兵事》记载：“光复后，城中居民十无一二，盖贼毁其二；土匪毁其一；其五六则兵勇，争遗物不均，遂付之一炬耳。”这里明确说，太平军对居民的屠杀占两成，土匪占一成，兵勇则占了五六成，而且这些兵勇在争抢财物时，如果分赃不匀就索性一把火烧个精光，可见兵勇对百姓的残害比太平军严重得多，甚至连太平军和土匪加起来造成的损失都不如兵勇多。这个记载是官方编制的地方志，可信度极高。
如今人们一般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的统治期间，除了杀人就是放火，基本没干别的事，而他们“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只是扇动部众起来造反的口号，天朝田亩制度只存在于纸上，根本不可能实行，只是画饼充饥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太平天国从兴起到灭亡一共不过十四年，期间大多数时间都在激烈的征战中，没有稳定的统治区域，也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政权，但是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狭小的地域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太平军占领苏南后，打击占有大量土地的豪门富户，提倡买卖公平，实行轻徭薄赋，百姓所负担的租税田赋比清朝要轻许多。在太平天国统治苏州、无锡等地的三年时间里，也采取了一些保护农业经济和工商业的政策，允许地主雇佣佃农并收取田租，地主则向太平军缴纳粮饷，如果雇农抗租，地主可以向太平军报告，由太平军出面收缴。
太平天国统治在苏州时，为了促进工商业繁荣，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他们向缺乏资金的商人发放为期六个月的无息贷款，到期后只要归还本钱即可。据《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的记载，在太平天国的治理下，苏州市面空前繁荣，“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这是说太平天国统治下的苏州比在清朝统治下繁荣一倍。农业也获得丰收，出现了“稻堆蔽场，无路可走”的丰年景象，无锡也呈现出“各镇口热闹如城市”的盛况。
当时的中国，国民深受鸦片毒害，清政府明知其危害极大，却在对洋人的惧怕和自身贪婪的驱使下对毒品放任自流，太平天国则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内严厉禁毒。洪秀全早年就对国民吸食鸦片的行为深恶痛绝，曾写下过劝诫诗：
烟枪即炮枪
自打自受伤
多少英雄汉
弹死在高床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在《太平诏书》再次强调烟酒对人民的毒害：
千个赌钱千个贱
请尔易虑细思量
他若自趋陷阱者
炼食洋烟最癫狂
如今多少英雄汉
多被洋烟自打伤
即使好酒亦非正
成家宜戒败家汤
且观桀纣君天下
铁统江山为酒亡
太平军控制江南后，将烟酒买卖一起禁绝，宣布“百般贸易俱可做，烟酒禁物莫私营。”贩卖、吸食洋烟或黄烟，是触犯天国《天条》的行为，会遭到严厉惩处。起初，吸食鸦片一经发现就要被处死，后来有所宽限，改为“初犯责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责打一千，枷三个礼拜；三犯斩首不留”。
太平军严禁毒品的政策，当然是一种利国利民的德政，但这也严重触犯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洋人以及清朝那些与官僚勾结的鸦片贩子的利益，他们自然要对太平天国百般污蔑抹黑。
人们总会用富不过三代这句话来形容后世子孙的能力不如创业的先辈，以至于产业无法传承。其实这句话是片面的，私营产业不能发扬光大，乃至破灭的原因，往往不全是后辈无能，而是形势不允许。自太平天国以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外敌屡屡入侵，战争与革命不断，直到新中国建立才获得了长久的和平。在战乱年代，历经千辛万苦创立的产业，往往在一瞬间就毁于战火，很难实现代际传承。江南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十几年里就经历了两次劫难，前代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后来的日本侵华时期，又遭大规模破坏，比如无锡繁华的北塘商业街被付之一炬，抗战结束后，又遭遇国民党经济崩溃的大萧条。在这个历史时段中，大多数民营产业都很难连续传承，更谈不上做大做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国遭受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国家强盛，政治清明，人民又怎会在那一百年里陷入水深火热？如今我们终于强大了，国势蒸蒸日上，企业家们可以安心经营自己的企业，再也不用担心遭受战火的荼毒，但是回望历史，尤其是太平天国的战乱年代，仍让人不寒而栗，真的应该感恩如今这个和平与发展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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