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村的繁荣，与沈边土司不无关系。 中国的土司制度始于元代，当年沈村为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所辖。宣抚使是碉门（今之天全）土司高保四。明初，朝廷开始在沈村封授土职。洪武二年（公元1388年），将把守沈边这一重要关隘的土职，授予一个征讨长河地方有功的外来的余姓征夫，是为沈边世袭“土千户”。明王朝刚建立，这位名叫余锡伯的江西人，即随军来川，一路攻克化林坪、龙巴铺、沈村、加郡、得妥，七年后又赶走咱威地方的亚马番王，并拿下摩岗岭，进占磨西面和兴新等地。 今日之泸定沈村 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第九代沈边土官余期拔投诚，改名余永忠，朝廷遂改授余氏“沈边长官司（即沈边土司）”之职。清嘉靖年间编修的《四川通志》上是这样记述的： “建昌道 提标辖 打箭炉 泰宁营属 沈边长官司余尚均，原籍江西吉水县人，其先（祖）余锡伯於前明从征来川，授土千户世袭土职。国朝顺治九年余期拔投诚，改名余永忠。康熙五十一年余明奇授职，颁给印信号纸，住牧沈边。其（辖）地：东至飞越岭三十里，交清溪县界；南至雨洒坪八十里，交大田土司界；西至蒙古冈一百二十里，交松坪土司界；北至佛耳崖五里，交冷边土司界。四至共二百三十五里。原管番民一百二十五户，每年认纳杂粮一百石，每石折征银五钱，共折征银五十两，解打箭炉同知衙门上纳，兑支泰宁营兵饷。” 这个为明朝廷征战而来到长河地方，后作了沈边土司的余姓“外来户”，实有其不凡的来历。沈村的董祖信老师将我领到了一个叫余荣（蒙古族名为铁木荣）的余氏之后家。铁木荣以缝纫为业，就住在沈村河坝泸石公路边上，家中珍藏有一部余氏家族的《家史》，他视若珍宝，从不随便示人。经董老师再三说明来意，主人终捧了出来，就在堂屋中那幅神圣的中堂下，向我们作了展示，而且只准看前面几页，不能再往下翻。 铁木荣 在一条方凳上，主人小心翼翼地将这部十分古旧、封面封已有些污黄的《家史》一翻开，那首揭开余姓身世的《始祖逃窜苦诗》就骇然入目。诗云： 我本元朝宰相家，红巾冲散入西涯。 弟兄十人齐分手，夙领硚边插柳桠。＊ 否泰是天还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 十人失散之何处，如梦云游浪卷沙。 余氏并无三两姓，一家分作千万家。 《余氏家史》紧接着写道： 吾始祖名孛端义儿，生于唐尧甲辰，少时有异志，长为佐国城第十渡部长，子孙袭其爵。至九十八世孙铁木真其势愈大，与宋争衡，伐宋灭金而有天下，改国号曰大元。 至我祖铁木建，系元成宗皇帝铁木耳之二弟也，封两平王，食邑湖广麻城，年五十无子，祖母氏洪、张两安人乐善不倦，有一癫僧到家，供养三年，渡以金丹不果，嘱祖父母“尔家好善，上帝赐尔九男一女，仙逝之时葬在牛眠山下，日后坟上生长茅时，尔子孙折，铁更姓可免此难”。嗣果应其言，洪氏生秀一、秀二、秀三、秀四，张氏生庚五、庚六、庚七、庚八、庚九，女名金莲，赘一婿，赐姓铁名弦。十人俱中元朝进士。官至四太守、五尚书。红巾贼刘福通作乱，十祖各吟诗一句逃窜天涯，俾日后子孙相遇各述前言，以亲骨肉之意耳。始祖生时，其母阿兰指木为姓，故史书载铁木孛端义儿，奇渥温氏。至於朝仪封神朝政，自古及今，惟元朝至正至善，资治有据。此余氏族谱藏在青州麒麟金井宗祠内。 十祖木本水源，书在嘉州沫东宗祠内。＊ 之后的记述我们没有见到。这部《家史》何时所撰，也无所知。不过就此也足以说明，沈边余姓土司，实为蒙古族人，且是元代皇族贵胄之后。 有关余姓土司身世的更多的情况，即一位蒙古族人，为何隐姓埋名，在明初从军到了长河地方并在此扎下根来的呢？《泸定县志》上除引述了我们前边所引的《四川通志》和《余氏家史》上的有关记载外，还有这样的记述： “元成宗（铁木耳）即位（公元1295年）封弟铁木建在江西吉安府做官，一直姓奇渥温”。“元亡之后，十祖各吟诗一句，逃窜天涯”。为何改姓余？其意是“余者，我也，表示我姓我。改名换姓，（以）避免当时杀身之祸。因元末明初，朱元璋起兵要杀尽元皇族后代，故改姓余”。隐姓埋名改姓后，余氏的说法是'如我余氏，籍本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十二都人士’。有意隐讳（了）族别。（到）１９８３年９月，经政府批准，改族别为蒙古族”。 沈边土司，从明初授职到清末“改土归流”，由余锡伯到余应玺，共传袭19代，历时542年。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由川滇边务大臣调署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在返川途中，一路追缴泸定地方各土司印信号纸，以最后完成川边的“改土归流”。末代沈边土司余应玺（三品顶戴），拒不交印，求赵不如将他杀了。赵将几个土司召到一起，强令交出印信号纸，别的土司都交了，余应玺不得不交，印信号纸一交，当场疯癫，后死于民国28年（公元1939年），时年约52岁。 一位隐姓埋名，在明初远征来到长河地方，以军功受命作了沈边土官的蒙古人，历经500余载的生息繁衍，已成长河地方的一大旺族。 据成都电视台披露，去年在崇州市曾出土余姓家族石碑，碑文内容 与泸定《余氏家史》相近。 |
|
|
来自： 新用户0773xNye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