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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人物丨陈先枢:京师大学堂创始人张百熙

 风云际会2009 2022-01-10

京师大学堂创始人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长沙县沙坪乡(今属开福区)照壁屋人。同治进士。1881年任山东学政。1888年任四川乡试主考。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历陈国事,反对主和。1897年任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1900年任礼部侍郎,旋升左都御史。《辛丑和约》签订后,奏请变更科举,兴办学堂,设立报馆。嗣迁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充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又创办医学堂、译学馆、实业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后历任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

荐举康有为

张百熙少时读书于长沙城南书院,习诗非常勤奋。同治十三年(1874)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其时,长沙王先谦在京师为官,张百熙与之交游甚密,学识长进更快,却也因此埋下了命运的伏笔。

中日甲午战争时,张百熙屡陈兵事,严劾李鸿章“阳为战备,阴实主和”。与侍讲学士陆宝忠互论国事,“以为欲挽艰危,非亟召亲贤不可”。拟请起用恭亲王奕䜣。又和陆宝忠等联名参劾枢臣孙毓汶力主议和及签订和约的行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百熙督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屡上疏论变法,又奏荐康有为应经济特科试,奏保康有为使才。及至戊戌政变发生,有人以此奏劾,于是张百熙因“荐举康有为”获罪,被革职留任。后开复原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满,赴西安谒见慈禧太后、光绪帝,陈述时事意见,慷慨激昂。命任礼部左侍郎,再擢左都御史。

近代教育制度的奠基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慈禧太后在西安下诏宣布“变法”,张百熙疏陈大计,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不久,迁工部尚书。又先后调任刑部、吏部尚书,兼充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张百熙实为京师大学堂创办人。

“兴学育才”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包括改革和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制订统一学制、建立统一的教育行政机构等内容。兼充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对推动新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百熙以管学大臣名义“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兼取其长”,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1903年,清政府在张百熙原定章程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文件,以《奏定学堂章程》名颁布。此乃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

张百熙欲网罗天下名流出任京师大学堂教席。当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他认为很不合适,于是退聘。桐城经学大师吴汝纶,德高望重,张百熙便奏请聘他为大学堂总教习,可谓殊荣重典。可吴汝纶坚辞不就,张百熙于是官服顶戴,登门拜谒,长跪不起,说:“我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被张百熙诚心感动,应命任职。张百熙办学,苦心孤诣,常多处乞募款项,以充经费,对学生多有奖掖,一时颇出人才。他还创立医学馆及译学馆、实业馆,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各省派官费生自此开始。

降为“三把手”

张百熙自受命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当时荣禄、鹿传霖等权臣,思想保守,处处掣肘。京师大学堂想杀羊作生物学试验,管学大臣专折奏闻,奉旨核准。原来,慈禧生肖属羊,言“羊”犯忌,何况杀羊。因此不得不请示。御史王某密奏说:清朝定制,各部堂官都是一满一汉,今大学堂仅一汉大臣,这是产生弊端的渊薮。清廷乃加派满人荣庆为管学大臣。按例规,凡满汉同官,必满人掌权。荣庆至,主观独断,张百熙的办学主张不能实行。后又加派孙家鼐为学务大臣(原管学大臣改称),于是,张降到了“第三把手”的地位。

后来,正当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擘画经营,筹设分科大学,并开始筹建校舍的时候,清廷采用袁世凯建议,正式成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张百熙只好辞去学务,离开自己心爱的事业。

张百熙之死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百熙六十寿庆,京师大学堂赠寿联祝贺:“长沙一星主寿;司徒五教在宽。”不久,却传来张百熙辞世的消息。京师大学堂又以挽联悼念自己的创办人:“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私淑艾者,先后属公门,咸欲铸金酬范蠡;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久太息,艰难值时事,不堪赋鵩吊长沙。”两联同读,于其死不无意外之感。

其时,守旧派对新学很抵触,某些顽固分子,便借教育工作中的缺点或失误,捏词上报。朝廷不察,张百熙由此受到“申斥”。按清制规定,凡大臣有错误而性质不是严重的,就予以申斥,由太监代为执行。此次执行的人,是干预国政、卖官鬻爵、深得慈禧信赖的太监总管李莲英。当年长沙王先谦任国子监祭酒,对李莲英许以重金,得任江苏学政。江浙为人材渊薮,学子中榜登科很多,馈谢师恩的因此也不少。王先谦卸任后,竟不履约,径返长沙,李莲英为此极为愤怒。此时湘籍在京任职大臣,相继凋零,在职者仅原管学大臣张百熙一人,张百熙与王先谦交谊甚厚,李莲英因而迁怒于张百熙,趁此“申斥”之机,最后连斥其滚下去。一代大臣只得从大殿滚下。张百熙声振天下,凛然可尊。今受小丑之辱,情何以堪,归家后,便吞金自尽。“四维不张”的慈禧政体,不到四年也随之而亡。

在张百熙60岁寿辰贺联中有一副流传甚广,即近代古文家、翻译家林纾所撰之联:“数湘中将相,咸由武达,我公独以文章,清标卓立朝端,宜享修龄如潞国;综天下胶庠,所有导师,一老为之领袖,贱子来自海上,居然便坐识荆州。”

把张百熙称为当时天下所有学校、导师的领袖实不为过,他为发展中国近代教育的功绩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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