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丹青
图 | Jungho Lee
一个人不可以随便讲自己是读书人。我和书发生关系，是因为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凑成书，人家就说：你是写书的，抵赖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说成是优秀的散文家，这真是要命——我不过当了写作的客串，但要我对人家说“我是读书人”，这句话说不出口。
大家大约知道我们这拨人的经历。我是69届的初中生，66届的小学生。有一位著名文学家和我同届——王安忆女士。1983年我在纽约第一次见她，她和她妈妈茹志娟女士来美国访问，说要见见我，就见面了。一见面，发现她居然是写小说的，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届读书最少。在座的可能有“老三届”，多少读过一点书，上过初三、高三之类，好歹67届还上过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大家要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比今天好太多了，老师的水准不一样。
我还有一位老朋友，是阿城。他也就是初三毕业，但是你们要是和他谈话就会发现他什么都知道，科技知识也懂得很多，读书之杂、之多、记忆力之好，惊人。我年轻时交到这些朋友，有什么问题就问，没看过的书听他们讲讲，我觉得好像我也读过了。
我碰到王安忆，发现她和我同届，我们立刻有个默契：我们都没读过书。但是，我画起画来，她写起小说来，莫名其妙都混到一点名气，很奇怪的一件事。道理很简单，就是，文革结束，非常荒凉。断代，没有人，我们就混出来了。
可是另一面，我们能够读到的书，全是在那段年龄（十四五岁一直到二十岁左右），为什么呢？书店关闭了。偶尔开着的书店，大家不能想象，架子上只有三种书：一种是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而且是经过选择的，并不是所有马列书都让你读；然后就是鲁迅的书，也是经过选择的，有单行本放在那里；再有一种书，就是革命小说。有一本广东作家写的《欧阳海之歌》，在座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应该听说过；还有一本是《金光大道》，作者是浩然。浩然去世了，他长得很好看，但他后来很失落，其实他写得蛮好的——就是这么几种书。后来稍微多一点了，医疗书，什么《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所以这样的书店，今天不能想象。当时的书店和菜场一样，菜场里面没有菜，就那么几种，还要排队，还要凭票，极度匮乏的年代。
可是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最近北岛让我们回忆上世纪70年代，其中有个很著名的作家专门谈这个问题，就是文革时期我们这些人怎么偷书、抄书。这份书单，可以大约报给大家听听，比如说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作家德莱塞、海明威、杰克· 伦敦，英国作家狄更斯、哈代，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这是“50后”青年的共同经历，看翻译小说，小说范围不用讲，整个中国当时就那么多翻译书，一大部分还是解放前翻译的，现在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翻译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看竖排本，看繁体字，后来去美国一天到晚要看对岸的反动报纸，台湾的竖排本和繁体字，我没障碍，都认得。
中国文学四大名著，当时在我玩的几个小朋友那里借不到，所以非常惭愧——我不知道今天的70后、80后、90后在几岁读的《红楼梦》、《水浒》、《三国志》——我实话告诉大家，我到40岁出头才读了《三国志》、《水浒》、《红楼梦》，非常难为情，而且差不多忘记了，不是读书的年龄了，记不住了，只记得我在大都会博物馆临摩名作，天天临，当中出来抽烟，就摸出《三国演义》读，读到关公被拉出去杀头，眼泪下来了，心里好委屈，其他就不记得了。
我到纽约时，英文还没有好到可以直接读原文，就看台湾翻译的各种哲学和文论，比如叔本华、尼采、本雅明、罗兰·巴特、德里达。这些书应该在年轻时看，慢慢到30多岁，就有分析能力了。可是我30多岁刚刚读。现在大学教哲学、教文论的年轻教授也就30出头，他们高中时代就看这些书，记忆力好、概念清楚。我比他们大20岁左右，站在他们面前，怎么好意思说我是读书人？
大家知道上海、北京从前都有旧书店，阿城非常熟悉北京的琉璃厂，他说他的读书经验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下课跑到琉璃厂看杂书，就站在那儿看。上海有一条福州路，民国时期遗留的旧书店一家连一家，很多宋版书、明版书、清版书。我小时候经过这些旧书店，还能看到，虽然解放后公私合营，但世世代代旧书店的味道都还在。60年代一夜间捣毁、关闭，没有了，现在琉璃厂还在，福州路还在，但再也恢复不了几十年、上百年开下来的那种旧书店格局。我前年到东京，问人家哪里是旧书店街？说是在神保町。我坐着地铁去，一出来看到那条街，立刻想起小时候的上海福州路。神保町家家书店都很旧，小得要命，老板坐在书堆中，整个空间大概就像这张桌子那么大，在那儿吃便当，弄个小电风扇，一个小灯泡挂着。他不是穷，不是破烂，他是摆谱，他真的有谱可以摆：我这是多少世代的旧书店！
这就是咱们一天到晚说的人文积淀。我们这儿呢？好好的传统，没了。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书，交给今天任何一个大学本科生、一个高中热爱文学的青年，尤其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说，“哥们儿，我读过这些书”，他面子上不笑我就不错了。这是最起码的书单。我到现在还经常认不出字，母亲给我写信还纠正我的错别字。我母亲不算读书人，抗战时上到初中，打仗了，再没机会上学，出去参加抗日救亡剧团，十五六岁就走了。她是民国时期老知青，在浙江上的是乡镇中学，老师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古文，教英文，所以我母亲识的字比我不知多多少。她喜欢看字典，很生僻的字都认识，诸位想想，当时一个民国初中生，居然认识这么多字。她说，她没想到儿子怎么会出版书，哪页哪页，错别字，哪页哪页，有笔误，她都知道。
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也有点说反话的意思——前面一句是老实话，后面一句是反话——读书是很安静的事情，房间里有人，一点声音没有，肯定在读书，现在变成看电脑。看电视有声音，吵得要命——论教养，你如果真是读书人，你不会讲出来，不会告诉别人。你读书也好，弄艺术也好，不要弄成一个身份——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会画画，你会做两行诗，或者你会弹钢琴，不要和人家说。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国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害羞得要命，明明弄了四五十年这个专业，他拼命躲，不讲，我才知道：原来教养是这个样子。但我们这边不是。
我出国前，从没当面听到哪个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说这句话。1992年回国后慢慢交些新朋友，我发现真有人会说：我是做学问的，我是读书人，我们读书人怎样怎样，我是艺术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诗人，我是作曲家……我听了，好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而且名片上还印着“某某画院二级画师”，然后打电话来：丹青啊，我通过一级画师了，咱们吃饭、喝酒。这等于名片上告诉你说：我是处长，我是局长，我是厅长。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会变成一种风气：一个人的身份那么重要。
可是我说我不是读书人，已经是一句不该说出口的话，也属于没教养，是急不择言。但我没办法，到这儿来讲演就得有个题目。每次都是预约，当场要给讲题，我就举着电话在那里现想，急出这句话，其实讲些什么都不知道。
一整代的教养失去了，不知道这就是没教养，不知道什么叫做教养。我相信胡适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陈寅恪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研究学问的”。陈寅恪，大家知道，游学列国，懂20多种语言，可是我画《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看他的资料，他任教填表时，就填两种语言，一是梵文，另一种好像是德文，把自己很多学问抹掉了。他到香港逃亡，本来去医病，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了香港。日本人占领后，想让他出来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说你要出来，家里就有粮食送过来，他不肯。结果大概有一点粗暴了，危险了——具体什么情节，我忘了——忽然他就和日本人当场交涉，讲起日语来，很流利的日语。他太太都吃一惊，不知道他日语这么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要出事儿了，你都不知道他会讲日语，这就是教养。
但我在胡适的书里看到过“我们读书人”这句话，我相信他讲演时也说过这句话，这是另一回事情，是政治语言，是抗争的姿态，他这句话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意思是说，你们是武人，是弄政治的，国家的事情不能你们讲了就算了，你们要听听读书人怎么讲。但他平常不会跟人说，我相信，北大、清华当时一大堆教授像周作人、辜鸿铭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这是最起码的教养，随便哪个小镇上稍微知书达礼的人，他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
可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因为我们大面积丧失了读书的传统，我们有过巨大的断层。等到水泥地荒草慢慢长出来，大家高兴了，有一种身份确认：你是做生意的，你是当领导的，我呢，读书人。但是这句话背后有大尴尬——今天的读书人，说实话，不是在社会上被尊重的一群人，他最后剩下一个不那么丢脸的身份，一个雅号——“读书人”，此外他什么都不是，他知道社会其实看他不起，他的心里会对自己有个交待：我没钱，我没权，可我是读书人。今天，一个房地产商走过来，一个所谓老总走过来，说“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也许他很诚恳，表示自卑，但谁都知道，那才叫身份。我常在各种场合遇到有钱的主儿，年纪很轻：“陈先生，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是个俗人。”我知道他其实蛮得意，他的地位比别人高，他的收入别人不能比，他在这个社会是真正被尊敬、被巴结的人。
所以这是微妙的事情。也许我错了，在座哪位如果对人说“我是读书人”，你可以向我抗议：我不是你讲的那个意思。
这30年来，知识分子得到部分尊重。尊重无非来自两方面：一面来自政府；另一面来自老百姓。
上世纪80年代初流传一句话“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真的。为什么呢？当时小摊贩、小生意被允许了。阿城告诉我，有位云南知青回到北京，没活干，自己拿个大桶，就在北京火车站外大马路上点起火来做面条，千千万万旅客出来吃碗热汤面，很快发财了，成了万元户。那时什么工资改革、市场经济，还没开始弄，一个在社科院、在军事机构的老工程师，工资可能真不如一个卖茶叶蛋、卖面条的。上世纪90年代不一样了，新世纪更不一样了，学者、文人、科学家的工资待遇、社会待遇，比过去好很多。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要安分，你要听话。给你房子了，给你地位了，给你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了，你还要怎样？总之，是一个有前提的被尊重的方式，打引号的尊重，一大部分文人、读书人因此进入权力阶层。
而读书人现在又被发现了另外一种价值：可以做门面。我回国时正好大学合并。2000年我糊里糊涂被弄到利益圈里，当时还以为可以弄点教育、做点事情，糊里糊涂进了清华，然后一天到晚听他们讲院校合并、开发校区、学术科研、项目经费……我刚回来听不懂，时间久了才明白。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教授、多少博士生、多少硕士生、多少学术成果、多少研究项目……多好听啊！一不留神，已经2009年了，期间我去过欧洲、去过美国，我发现所有大学的规模和中国没法比，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大学规模最大、教授最多、博士最多的国家。
还是应了鲁迅的老话。鲁迅有一篇文章说“孔夫子是被权势者捧起来的”，第一个捧他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从此废黜百家，其他学术都靠边站，孔子最要紧。一路这么捧下来，军阀也要捧他，皇帝也要捧他，为什么？“儒表法理”，用儒家的说法作为教化、作为伦常纲纪，是有必要的，内里就是法家，无情镇压、无情统治，两条腿走路，中国文明一路下来。我不是说孔夫子不好，李零先生讲得对，孔子生前就是一条“丧家狗”，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当然，我指的是绝少数非常傻的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觉得手里面有很多好意见——你要不要？不要。又问那里：你要不要？不要……
所以我说我不是读书人，也有沮丧的意思——不是为我自己沮丧，是为被叫做读书人或者自称读书人的群体沮丧。
韩寒写过一篇东西，叫做“文化大国”。他的思路和下笔处，总是很具体，我有时候看他的博客，很惭愧，我讲话还是太空，他从一件事情很具体地展开。他的意思是说，目前中国的富豪榜上，绝大部分是房地产商，没有一个出版商，没有一个文化人。他说，全国的出版业、书业好不容易一年下来核算利润，根本比不过随便哪一个房地产商。我不知道他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有小错，但是不会有大错，在座肯定有不少是做经济的人士，你们应该知道，中国今天真正有权有钱的人，是哪一群人，所谓文化人、做书的人、出版人，砸钱、算账，根本休想比。
国外不是这样，我见过国外的媒体大王，国外做书的人，也不是了不起的大富豪，但在经济格局中绝对有地位，更不要说好莱坞这样的电影产业，绝对有地位。韩寒说他要办杂志，他要给全中国杂志最高的稿费，他说文化人活得太没尊严了，一万字也就几千块钱。我们现在翻译上不去，稿费太少了，可怜巴巴在那儿过日子——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翻译家，年轻的、刚毕业的、正在找活的——我们拭目以待，看看韩寒会弄得怎样。
这里碰到一个问题：经济收益是不是衡量读书人地位的标准？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韩寒是畅销书作家，他有资格这么说：我是个畅销书作家。可是钱不够花，这是不对的。他坦然承认，因为今天的高房价，他买不起房。全世界像他这样的博客点击量，没有。欧美有谁有过一亿两亿的博客点击量？没有。德国人口几千万，也就和台湾差不多，荷兰人口只是台湾的一半，可人家是文化大国。所谓“大国崛起”，其实是一些小国崛起。
畅销书作家和作家是两个概念。所谓作家，艺术家，我今天写这本书、我今天画这幅画，实在是我喜欢，社会并不需要它，他不应该说：哪天我要买什么房子、买什么车。他自己选择了贫穷。卡夫卡，他有另外的职业，他白天上班，晚上窗帘拉起来，在那儿写，写到快死了，叫他朋友全部烧掉，他不满意。我最近刚去了布拉格，去了他的博物馆，很忧郁的一张脸，好多手稿，他根本不求闻达。这样的写手，全世界非常多，我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我不抱怨钱不够花，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个社会并不少我一张画。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赌钱，他写作非常快、非常多，去换稿费；巴尔扎克还投资，全部失败，生意上是个傻子，写作上是大师。这样的人经常在钱的问题上挣扎，托尔斯泰不用，他是大贵族、大地主、公爵，他一辈子也不会用小说赶紧换钱。改了又改，精益求精，这是要有经济前提的。而西方吸收了历史教训，今天的西方，不太有梵高那样穷困潦倒的伟大艺术家，因为充分的市场化，艺术家过上比较有尊严的生活，18世纪、19世纪这种个人的悲剧，没那么显著了。
总之，我说我不是读书人，第一是老实话；第二是在说反话；第三是在说气话；第四是有点沮丧。但我要告诉大家，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是要给知识和书保留最后一点诚意和敬意。
我虽然读书实在是少，但书本告诉我：你知道的非常少，还有很多事情、很多道理，你不知道。每次媒体让我谈读书，我都会拒绝，尤其是叫我推荐书目，我不好意思说我今年读了哪本书，然后登到报纸上去，让别人去读——你怎么知道别人没读过？如果有很诚恳的年轻人站在我面前，我可能会想一想，我会问他“你读过没有”，他说没读过，我会说“你去试试看”，但媒体每年这样的邀请我都会婉言谢绝，我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书教给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要自以为非。
昨天媒体采访，问我到不到书店去买书。我去的，我上世纪90年代回国，一大快乐就是窜书店，买一堆书，塞箱子里，很重地扛回纽约去。我非常高兴，今天国内的各个书店已是我大半辈子见过的最繁荣的时期，非常了不起了。可是很惭愧，到了2002年以后开始有我的书放在里面卖，我差不多不进书店了。我没办法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心理。我很年轻就有展览，全国美展也参加过，只要有我的画挂在楼上，我就不好意思进去，磨磨蹭蹭，蹭到展览快收了我才进去，帮着把画摘下来。就是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胡兰成书里看到他说，古人箭中靶心，射手会低头叫一句惭愧，我明白这意思了。我小时候看到体育场那些人一天到晚打球、投篮，我发现最会投球的人投中了，旁边有人叫好，他总是低着头跑开，我现在明白这种心理了——我从来没想到居然会有我的书在书店里卖。有两次学生开车带我经过，说：陈老师，咱们进去看看排行榜？我说：你去。我就躲在书店外面。不是说我完全不关心书卖得怎样，就是不好意思进去。我差不多5年没进书店了，销售活动我得去，直接面对读者，签签字，平常呢，我再也没有在书店泡一个下午这种生活了。
我对书充满感激，对阅读充满感激，什么感激呢？就是一本好书会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有内心生活。人每天爬起来，走出去，都是为了谋生、应酬、作假、不得已。片刻的安静，都是书带来的。法国人蒙田曾经讲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类的一切灾难，是因为人回到家里还是安静不下来。我很庆幸没变成在自己房间安静不下来的人。现在我在这里做秀，不要脸，可是只要回到旅馆房间，两分钟，一根烟，我马上安静下来，可以看报纸、看书，开始写我中断的稿子，这和我多多少少还在读书的习惯有关系。昨天记者也问我阅读有什么好处？书给你带来什么？我想来想去，就说书会让你静下来，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啊，做气功也无非是让你安静下来吧。
弗吉尼亚·沃尔芙，英国女作家，后来跑到水里自杀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英国电影，很漂亮的女演员演的，叫做《时时刻刻》，一上来就是她站在河边犹豫要不要死，然后咣当跳下去，从水下面拍摄她的裙子散开来——沃尔芙写过一本书，《自己的房间》。她被认为是最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在她那个年代，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女孩子能在家里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空间，能够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家长和社会要她们做的那种淑女，这在19世纪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她非常恳切、非常智慧地写了一本书叫做《自己的房间》。她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房间？她躲在房间里干什么？我想，其实她就是在读书、在写作，安安静静。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每一本书都会变成你自己的房间，它让你躲进去，给你庇护，让你安静。在座的年轻人，还没出道，可能租一间房间还比较困难，或者和爹妈、或者和同学一起住，都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们在插队的时候，桥底下睡过觉，田野里睡过觉，两三个男孩挤在这么窄的床上，也睡着了，那时真渴望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是我的青少年时代非常快乐，现在想想，就是因为有书，有了书，你就好比有了自己的房间，每一本书就是自己的房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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