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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黎是台湾著名诗人、翻译家，他和夫人张芬龄一起，在台湾从事外语诗歌翻译四十余年，成果丰硕。陈黎、张芬龄夫妇的翻译，既涵括聂鲁达和辛波斯卡这样的知名诗人，又涉及雨果·克劳斯这种在中文世界较少为人所知，但在他自己的文学脉络里却非常重要的诗人。近年来，陈、张的译诗开始在大陆出版，并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 新近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诗歌十八讲》，是陈黎和张芬龄四十余年译诗及评诗的精选之作，所涉诗人涵盖古今东西，所做讲解贴合诗人和作品本身，是对想要了解广大诗歌世界的读者的很好的引导。 2月24日，在码字人书店，由《诗歌十八讲》一书的责编杨园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胡续冬、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冷霜和诗人江汀一起，和读者分享了他们和陈黎的交往、他们所了解的陈黎的翻译和创作，以及他们眼中《诗歌十八讲》的价值所在。从他们的分享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大陆对世界诗歌以及对台湾诗歌翻译的接受史。 陈黎对整个汉语世界之外的诗歌演进谱系的认知，是少有人能比拟的 胡续冬：我读大学的时候就读到过陈黎翻译的东西了。图书馆里有一些台译的西方现代诗，其中就有陈黎译的；而且当时我们还有一些渠道，通过朋友辗转复印到一些台译本，从中看不同的汉语知识体系下的译介或者谈论方式有什么不一样。我在90年代同时接触到作为诗人和译者的陈黎，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次见到陈黎大概是在2009年黄山的一个活动上，十年来大家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那次我知道陈黎是第一次来大陆。台湾有几个诗人，像余光中这些，我骨子里非常讨厌，因为他们整个带坏了我们对文字的基本感受力，但是这样一些诗人经常往大陆流窜，两边通吃。我有点奇怪，以陈黎在台湾的地位和资历，应该早就到这边来溜达过好多趟了。但他说他是花莲乡下人，台北都不敢随便去，更不用说来大陆了。 我知道在台湾黎叔比较孤傲的，读书在台北读的，台师大，英文非常好，他写作的发端期比较早，在很多杂志和活动上，很早就开始扬名立万。但是他自觉回到了一个十万人不到的小城市花莲，一直在花莲呆着。 以我的了解，台湾蒙事的二混子很多。你别看很多人顶着这大师、那大师的光怀，其实很多蒙事的，因为台湾岛上大学太多了。2010年我去台湾中央大学教过半年书，觉得很奇怪，有整个岛都是大学那种感觉。在全岛都是大学的情况下，以陈黎的这种学养和资历，他一辈子居然是一个中学老师，我很诧异。问起这个来，很多朋友都说可能因为黎叔的个性和大学体制八字不合，所以一直在中学口，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到退休，好多人都误以为他是某某大学教授，著作等身，但他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中学老师。 （补正：陈黎曾于1988年至2011年间，在台湾东华大学兼职授课，教授“现代诗选”、“现代诗写作”、“诗与音乐”等课程。）  活动现场照片。左起：江汀、冷霜、胡续东、杨园。 2010年在台湾的半年，我去了花莲两次，每次都去叩拜过黎叔。那时我找了一些他以前翻译的和创作的东西，系统性地读过后，改变了我对台湾诗歌写作的看法。冷霜作为我多年的好朋友知道，我对台湾诗歌，特别是在大陆流传比较广的那一部分台湾诗歌，基本是持呵呵态度的。台湾的小说家我有不少喜欢的，张大春、骆以军、甘耀明什么的，但诗歌这方面，我始终觉得台湾诗歌很多时候给我们提供的其实是负面的借鉴。 但陈黎让我改变了看法，因为他的写作体现出一种强大的驱动力，体现出对汉语之外的广阔世界的写作资源的求知欲和转化能力，他依靠翻译的方式对这些资源进行了最直接的吸收。另外他自己在对待语言、对待写作形式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怪咖的形式主义的姿态。 他身上有特别台客的一面，就是一双蓝白拖，身上邋里邋遢走到街上的那种彪悍劲，他本人确实也是这样。2009年11月在黄山，我第一次见到他，南方没有暖气，他就穿着一双人字拖，包括上黄山，也是光脚穿着一双人字拖。他说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不爱穿袜子也不爱穿鞋的人，只爱人字拖。 在和他的交往中，我感到陈黎在诗歌阅读的宽度和精度上，特别是在对一切可能抓到的最稀缺的诗歌资源进行最迅疾的补课的冲动上，在汉语诗歌界，哪怕在年轻的、外语很好的一代人里，也是少有人能同他媲美的。 而且他太勤奋了，真的经常能够写到手残，翻译或写作，写到整个胳膊不能动了。我在北大有一门课讲现代主义以来的世界诗歌，每学期挑一些在汉语世界里认知不是特别多、但在他们自己的文学脉络里又是非常重要的诗人来讲。每当我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宝，一个没什么人了解的诗人的时候，我就在谷歌里检索出陈黎对他们诗歌的翻译来。陈黎有一个仓鼠症，他所有的翻译、访谈、写的文章和诗，都放在网上，网上很早就有一个叫陈黎的文学仓库的地方。 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个丹麦女诗人，英格尔·克里斯滕森，非常巅覆人们对女性写作的刻板印象。大家往往觉得女诗人，总是特别神经质地写一些童年阴影、死亡冲动、黑暗的毁灭意识之类的东西，但她是一个高度数理化思维的人，她写诗能够像建模一样，一首诗里面可能是Nature或者《柳叶刀》的知识含量。这么一个诗人，最早是被陈黎翻译的。 荷兰语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雨果·克劳斯，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也知道他写小说。他的诗非常好，我们汉语世界没有多少人译，我以为找到一个冷僻的点，很高兴，结果一谷歌又蹦出来陈黎的文学仓库，他翻译过雨果·克劳斯。 像巴列霍在拉丁美洲这么重要的诗人，我们大陆无论是赵振江老师从西语译也好，还是黄灿然从英语译也好，都是比较晚近的事，陈黎很早就在译了。而像聂鲁达这种体量非常大的诗人，陈黎是有计划有部署地一本一本在译，让人十分佩服。所以他一方面是查漏补缺式地翻译我们汉语世界里不太被熟知的诗人，此外对于他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诗人，他扛着一把非常艰难的锄头，一锄头一锄头挖个几十年。 我后来有意了解过陈黎的工作方法。作为诗人，陈黎有他非常癫狂的一面，有他非常轻慢的一面，包括对台湾诗歌界人际关系的轻慢、对写作陈规的轻慢等等。但是对待翻译，陈黎是轻慢的反面，是非常郑重的。 比如说他翻译巴列霍，我发现他和他所参照的英译本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种不一致，却惊人地和西班牙语原文更贴近。他和他太太在大学主要都是学英语，但是他们也选修过西班牙语，再加上努力地翻查字典，他对巴列霍的翻译是参考了西班牙语原文的。他不甘心自己完全从英译本出发、完全借助中间译本来翻译，力求在英译本和西班牙语原文出现分歧的时候，以原文的意思为准。 在翻译辛波斯卡的时候，他真的是抱着巨大的一本波兰语辞典在翻译。为了译辛波斯卡，以及之后他接触到的其他波兰诗人，他大致修过了波兰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他以英译本为主要参照，然后拿着一本波兰语辞典，对照原文和英译本看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有差异应该遵从哪一个，怎样权衡和考量。 虽然陈黎是很会利用网络资源的人，但他家里面各个语种的大字典非常多。充分利用英译本，同时不排除参照原文的这样一种工作方法，是国内很多以英语作为中介来翻译的人没有达到的，这让我非常佩服。 大家这些年都很好奇一个现象，即诗人作为译者的传统。在英诗、汉语诗歌里都有这种传统，包括早一点的卞之琳和穆旦，当代也有很多，包括冷霜也是一个译者。一个诗人作为译者译了什么东西，可能转化到他的写作里吗？平时我对此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一说谁翻译了什么，必然写作会受影响，我觉得这个挺滑稽的，太简单化了。但是在陈黎身上我见到，你翻译的东西真的能够转化的，而且转化的方式是很剧烈的。 我读他翻译的聂鲁达的《一般之歌》（大陆译成《漫歌》），尤其是里边的《马丘比丘之巅》，在台湾译作《马祖匹祖高地》。他的译本读完以后，你再看他写的花莲系列，你马上明白了，其实他从聂鲁达那里借了很多。我们一般接受聂鲁达影响的人，很多接受的是聂鲁达那一整套非常巨大的修辞方式，或者抒情本身所包含的社会和历史的爆炸力，但是陈黎是在聂鲁达对美洲原住民的再发现里头，找到了他对台湾东海岸原住民文明的再理解。聂鲁达对印加人的态度某种意义上默默转化成陈黎对台湾东海岸比如太鲁阁人等原住民的理解。 此外，陈黎对音乐很是痴狂，是非常罕见的音乐发烧友。他的收入并不高，就是普通的中学老师，他用了大量的收入买各种黑胶唱片和顶级的家庭音响。他听的音乐非常多、对音乐接受度也非常广，从中世纪修道院的圣咏，到黄金时代的古典乐，再到民谣、摇滚，包括原住民音乐，整个世界音乐谱系他都非常喜欢。而且他不同的房间有时候放不同的音乐，走进一个房间是日本音乐，再到一个房间是爵士乐，再到一个房间可能变成了民谣什么的。 音乐上他也是有仓鼠症的。你们看过葡萄牙的电影或者去葡萄牙旅行过会知道，fado（法朵）是葡萄牙最精髓的音乐形式，是一种伴奏歌唱，很多葡萄牙诗人都为fado写歌词的。fado唱出来声音特别悲戚，它能够很好地诠释葡萄牙式的乡愁在。我偶然知道陈黎听fado，我以这个名义把他请到我们外国语学院来。  陈黎、张芬玲夫妇在翻看自己的音乐收藏。 北大有一个巴西文化中心是我在张罗，我说你来巴西文化中心讲葡萄牙的音乐fado，他就真的来了。来了以后我发现，他的资料库是非常巨大的，他为了自己琢磨fado的形式，除了fado老天后、新天后的歌都听过以外，好几首重要的fado的歌词，他也自己按照英译本翻译过来，英译本让他觉得不妥当的地方，就又通过谷歌翻译、查字典等方式根据葡萄牙语原文改过来。 而且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字幕组。西班牙有一个导演卡洛斯·绍拉，他导过一系列的具有音乐人类学意味的电影，其中有一部纪录片拍的就是fado。为葡萄牙fado，绍拉拍了一整部片子，而陈黎则自己给这个片子做了一个字幕，就为了给自己的朋友看，他也不发到网上。我让他讲的时候，他把片子调出来，很兴奋地把字幕加进去，说你看这是我翻的。他后来还告诉我，有很多他热爱的电影，他不满足在台湾或者大陆字幕组的翻译，他自己做字幕，而且做完字幕就是为了自己看，为了他收藏的这部电影能配备自己觉得能够接受的字幕。他是一旦喜欢什么东西就会非常沉醉的人。 陈黎和张芬龄的译诗贴合原文肌理，他们具体的合作方式是个秘密 冷霜：胡续冬把陈黎作为诗人的一面，和他翻译上投入的热情已经讲得很充分了。我是2014年陈黎受邀来中国人民大学做驻校诗人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之前也读过他一点东西，包括他译的辛波斯卡，但那次的交流并不多。 2016年深圳有一个诗歌活动，我客串做主持，刚好那一场的嘉宾之一是他，所以有了更多的交流，那次我们聊音乐聊得比较多。因为那时他正要在大陆出一本谈音乐的书，叫《世界的声音》。他音乐聆听谱系非常宽广，而其中一脉是爵士乐，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交集，我们因此聊了不少爵士乐的话题。 再见到他，他送了我一张他自己刻的盘，是他收集的爵士乐的一些音频和影像，里面有一些我比较熟悉的爵士乐手的东西，但我之前完全没见过。胡续冬说他有“仓鼠症”，我这也算是领略到一点。 2017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个诗歌交流活动，行程安排里会见到日本一个很优秀的青年诗人蜂饲耳，陈黎知道我们这个活动后，就用微信发过来一批他翻译的蜂饲耳的诗，这让我非常吃惊。他阅读和翻译的视野实在太开阔了，不仅翻译那些我们都熟悉的已经经典化的诗人，像这样年轻的诗人他也都会关注。可以说他对世界诗歌的热情，可能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任何人，好像所有有价值的外国诗歌，他都已经读过，都正在把它变成汉语文本。 刚才胡续冬说到陈黎的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关系，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想到这个问题，当代汉语诗人里，诗歌翻译和创作量都很丰沛，并且都显示出创造力的诗人，其实为数不多。有的诗人在翻译上花了很多精力，写得并不多，有的诗人写作很出色，外语也不错，但并不是很有兴趣做诗歌翻译。我们最熟悉的例子是张枣，甚至有人为他没有翻译更多诗感到遗憾，觉得他浪费了自己的外语才能。对一个诗人来说，总有一个精力使用上的选择，也有对个人才能的判断。 陈黎非常特别，他在写作上和翻译上都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同时他写作的创造力也毋庸置疑。我也是在读了陈黎的诗之后，对台湾当代诗歌的认识有一个明显的改观。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台湾诗歌，像纪弦、余光中、郑愁予这些，读他们的诗使我们产生了一些既定的印象，感觉在他们的作品里有某些具有共性的样貌品质，比如抒情上的温柔敦厚，语言上较多优雅的书面语，等等，因此逐渐也会有些审美疲劳。而陈黎的诗，腥臊并举，荤腥不忌，非常的活泼生辣，改变了我们对台湾当代诗歌的印象。而且他对汉字本身从字形、字音、字义生发出来的游戏性的发掘，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这次读《诗歌十八讲》，我最初理解是他过去翻译外国诗歌时的一些译序的合集，叫“十八讲”似乎有些奇怪，读下来我才发现，这个书名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谈他所翻译的诗人的方式，非常贴着诗人和作品本身，看上去似乎有些老派，比如先从诗人的生平经历讲起，然后进入他的文本，但他讲得很精细，信息量很丰富，也透出了他自己的体会，对喜欢这些诗人的读者来说的确是非常好的导引。 胡续冬：我补充一下，我觉得这本书构成了一种体式的迷宫。书名叫《诗歌十八讲》，一本书一旦叫什么什么讲，就给人感觉是公开课的那种形式，类似知识分享的罗胖那种鬼，但本书的副标题是诗歌笔记，笔记是一个人在孤独地阅读的过程中，自己和自己对话、知识积累的方式。 主标题是“讲”，副标题是“诗歌笔记”，实际上还包括这些年他和他太太共同翻译这些书时写作的译序或导读，所以此书有三种不同的体式类型，在三个类型的交叉地带。既有讲的一面，也有自己补课学习的一面，也有刚学完了，刚刚搞清楚怎么回事，请读者跟我走一遍的导读式的文字。这种混淆的迷宫效果，是非常有意味的。我们说诗歌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特殊知识你真的以“讲”的形式来灌输会是很荒诞的，而这本书在讲、笔记和导读之间构成了非常微妙又非常有利于接受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 冷霜：翻译对诗人来说首先是一种更深入阅读的方式，我觉得，陈黎译诗有一个特点，他翻译的时候似乎并不格外突出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和特质，而是把自己放得比较低，尽可能地贴着作品文字本身，而没有把自己在写作上的创造力和语言的个性和趣味过于直接地施加于翻译。也有一些诗人在翻译时比较注重自己的个性，使翻译成为创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翻译作为理解这个诗人的创造力和艺术个性的一个媒介，但如果从理解他所翻译的对象来说，这种翻译有时并不完全贴着原文自身的肌理。 陈黎翻译的态度和方式显得比较“老实”，这和他在写作上显示出的那种大开大阖的个性形成很明显的反差。但是，就像刚才胡续冬说到的，翻译和他的写作又是互相生长的，翻译也滋养了他的写作，所以翻译如何能对创作构成很深入的资源，在他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借鉴。 另外，这本书有一个值得注意和体味的地方，就是它是陈黎和他太太张芬龄两个人的诗歌笔记，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会琢磨，哪些地方是陈黎的，而哪些地方体现出张芬龄的声音，这其实很难辨析，也可以由此看到他们夫妻两人合作的默契和紧密程度。不过也还是可以看出来一些，比如这本书在介绍外国现代诗歌的时候，女性诗人的比重和很多其他同类著作相比是相当大的，在前17篇里涉及到的15个诗人里，女诗人就有6位，我想这应该也跟两个人共同的翻译中张芬龄的参与和选择有关，至少在最前面日本和韩国两位女诗人这里我能感觉到这层关系。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很有价值的地方。 胡续冬：我补充一下，刚才冷霜提到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有一些诗人译者，不管是他自己的翻译实践，还是后来谈自己翻译的时候，他都要特别强调自己诗人的身份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再创造的可能性，以及作为诗人的译者有改变原文的权利等等，在陈黎身上你看不到他这样一些东西。 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大部分翻译都是和他妻子合力完成的，都是联合署名。翻译通常是个人劳动，他的妻子加入之后，这个事就变得非常有趣了。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实际上消减了陈黎作为个体在翻译里面展现他写作惯性的可能性，他作为诗人蛮横的想象力对于原文的干扰被约束了，合作翻译多少冲淡了他纯个人性的东西。 因为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是他们共同署名的，我问他说你们两个的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因为常见的两个人共同署名的翻译方式是，有时候一个人先草译，另外一个人再顺一遍；有的是一本书量比较大，我译这个，你译那个。我问陈黎你们工作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得以让你们联合署名，而且每一部翻译都是联合署名，陈黎告诉我这是一个秘密。什么都有，有时候一个人先翻译一遍，有时候我们一人译一部分，合起来看完不完美，但是每首诗具体是以怎样的方式翻译的，我们对外保持50年保密期，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保密期。 还有非常神奇的秘密，我2009年认识他，2010年去台湾，之后我去过很多次台湾，去花莲都见过他很多次，我一次都没有见过张芬龄，到现在为止张芬龄老师对于我来说都是迷一般存在。 台湾对世界诗歌的翻译，我们了解得太晚了 江汀：我是80后诗人，我第一次知道陈黎、张芬龄这一对名字，可能是在2010年左右。像每一个热爱诗歌的年轻人一样，我尽一切可能去搜寻自己能读到的外国诗歌译本。有一个机会，我得到了一本台湾版本的《辛波斯卡诗选》，封面上是辛波斯卡的照片，照片场景是她在瑞典文学院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现场。这本书的译者正是陈黎、张芬龄。很快，2012年，这个版本又被引进到大陆出版，以《万物静默如谜》为名，畅销于市。 （这个2016年版是在2012年版基础上增译、修订过的版本。）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陈黎老师，和冷霜老师一样，也是在2014年。当时，陈黎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驻校诗人，学校为他举办了一场朗诵会。朗诵会上，大家人手一本朗诵册，小册子上选取了不少陈黎自己的诗作，以及他们夫妇俩翻译的各国诗人的诗作。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诗，叫做《蝴蝶》，是陈黎夫妇所译的犹太诗人奈丽·萨克斯的作品。 奈丽·萨克斯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一年她与另一位以色列作家阿格农分享荣誉。在这首诗中，奈丽·萨克斯写出令人震惊的死亡经验，而这当然与她的犹太民族创伤经验有关，就像保罗·策兰那样。我一直记得这首诗的最后四行： 多么可爱的来世 绘在你的遗骸之上。 多么尊贵的标志 在大气的秘密中。 2015年夏天，我参加了在福建举办的一个诗会。在这次活动上，我第二次见到陈黎老师。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诗歌十八讲》的序言作者，诗人茱萸，也一同参加了诗会。现在看到这篇序言，回想起来四年前的片断，原来我们大家的缘分确有定数。那次诗会持续了一周时间，我与茱萸属于参会的青年诗人，陈黎老师属于年长一辈的诗人嘉宾。当时，我有机会与陈黎老师结伴而行，交谈很多。他特别关注我在北京的生存状况，关注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北漂写作者的经济压力，并且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同时，他也谈到自己在台湾花莲的生活，谈到自己的教师职业，谈到他的正在美国攻读音乐学博士的女儿。我十分感谢他对我的诸多勉励。 关于陈黎老师的创作，以及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形象，前面胡子老师已经讲得非常丰富、形象了，所以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补充。在陈黎自己的诗作当中，《战争交响曲》应该是辨识度相当高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其中的实验性非常强。这些年，他们夫妇的著作和译作在大陆出版很多，对于读者们来说，这真是一大幸事。 其实，回溯一下自己与陈黎老师短短的阅读交往史，我不禁感慨，我遇见他真是太晚了。这与国内出版的大环境有关。以陈黎夫妇的勤奋，他们早就著译等身，但大陆的诗歌爱好者们，是要等到2012年辛波斯卡意外畅销之后，才能有幸看到陈黎夫妇的译著得以大量引进。在外国文学或者说外国诗歌翻译出版这一块，大陆和台湾的两岸资源互换，来得还是有些太晚了。 在我广泛阅读外国诗歌的前六七年里，已经遨游了世界诗歌的万神殿，从里尔克到曼德尔施塔姆，从塞弗尔特到特朗斯特罗姆。但是可惜的是，在第一次接触到这些诗人的译作时，其译者都不是陈黎、张芬龄。比如，菲利普·拉金，我最早读到的是桑克译本；希尼，我最早读到的是吴德安译本；巴列霍和聂鲁达，我最早读到的是黄灿然译本；塞弗尔特，我最早读到的是刘星灿、劳白译本；特朗斯特罗姆，我最早读到的是董继平译本和李笠译本。请原谅我如此清点，因为这些诗人对我来说极为重要。假如我更年轻一点的话，说不定我读到的这些诗人，其中文面貌都是来自陈黎、张芬龄老师。当然，现在也同样为时不晚，因为只要陈黎、张芬龄的新译作出版，我基本上都会买来重读、收藏。对于重要的诗人，我会在手头储备好几个版本的译文，比如巴列霍，他值得我们同时收藏赵振江、黄灿然和陈黎夫妇的三种译本。 我注意到，在这本《诗歌十八讲》中，陈黎夫妇谈到的几位诗人，他们的陈、张译本还没有引进大陆，我期待能够早一点看到它们在大陆出版。 冷霜：我拿到这本书以后，读的第一篇是《当代美国诗双璧——阅读哈斯与希尔曼》这篇。刚才江汀讲，我们读的很多外国诗人作品的译文，往往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更早地看到台湾译家的译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双重的时差。 一个是，台湾翻译西方现代诗人，在当代起步比大陆要早一些，像普拉斯，陈黎可能是最早把她翻译到汉语里的，但那时候两岸还没有交流，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还有一个是，由于大陆的诗歌翻译这些年比较活跃，所以可能就不像有一个阶段那样，台湾译家的翻译对我们构成了非常重要的资源。 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台湾译家的翻译对我们蛮重要的。像台湾的诗人李魁贤，也译了非常多的西方现代诗人，包括刚才讲到的巴列霍，他也译过。像米沃什，我们最初读的是杜国清的译本。 现在大陆的诗歌翻译越来越繁荣，我们也就过了这个阶段，有时候可能就不太会注意到台湾译者的译本。但是读这本书，会发现陈黎还是非常敏锐，像哈斯和希尔曼，大陆这些年也有不少读者知道哈斯，也有人在译他的东西，但希尔曼关注的人就还不太多，陈黎对她的关注和翻译应该是比较早的，我从他写的希尔曼，对这位女诗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另外，哈斯和希尔曼这两位诗人既是夫妻，也都既写诗又译诗。所以陈黎、张芬龄夫妻两人来写和译他们，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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