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灵魂的历史现实是：生于被束缚与被监视。——福柯《规训与惩罚》 权力与话语 福柯不赞同权力集中于政府、国家机器、君主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受到假象的蒙蔽，所谓领导权只是权力的一种效验，并不是权力本身。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摧毁权力机器去推翻现存政权的想法是幼稚的，因为即使真的摧毁了权力机器，也还是触动不了权力，权力关系的网络马上又会原封不动的在新形势新条件之下重现。福柯所讲的权力，不是指保证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服从的一组机构与机制，不是指与暴力对立的以法规面目出现的政府手段。权利首先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并构成自己的组织；权力是通过无休止的斗争和较量而转化、增强或倒退着的过程；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靠，它们结成一个锁链或体系，或者正相反，分裂和矛盾使他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如同它们据以实施的策略，它的一般构思或在组织机构上的具体化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条文和各种社会领导权中。 《性经验史》从性这一问题出发，探讨权力与话语、知识之间的关系。在福柯看来，话语即权力，权力产生于话语机制，它在话语的运行中运作，体现于一切关系之中。福柯认为，性的观念是基督教带来的，这一观念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又是权力运作的条件。二者互相作用的结果，导致了性的展布，也带来了权力的播散。中世纪的告解手册中的忏悔涉及到对性行为整个过程作全面的回溯，到17世纪时，人们越来越谨言慎行。然而语言净化伴随的却是告解范围的扩大，新的牧礼提及性的方方面面，压制肉欲，将其批判为罪恶的根源。基督教牧礼正是试图对欲望施加一种特别的影响，控制欲望的同时影响人们，引导人们去信仰上帝。除此之外，有关性的主题在文学中也有体现。到18世纪初，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都出现了谈色论性的鼓动，福柯认为其他机制的支撑与补充促进了大量关于性的话语机器运转。权力机制通过“公众兴趣”的作用，从道德的角度和理性的角度把性话语提上了日程。“人口”作为国家的财富，作为一个经济与政治问题也得以突出，性在这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分析出生率、结婚年龄、合法生育与非法生育、性关系提前的程度、性关系的频率、使性关系导致生育或不能生育的途径、未婚生活的后果或禁律的影响以及避孕措施。18世纪的话语认为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国民的人数、正直、婚姻、家庭状况，而且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如何利用自己的性。 由此看来，话语是在内部进行调整，赋予内部事务秩序及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有产生意义的权力。话语也是权力争夺的对象，权力玩弄被压抑事物的方法便是让它在话语的外缘活动，或者说为它创造另一种话语，为他提供一种说话的机会，所以，一方面被压抑事物必须受到压抑，另一方面，又必须时时露面，时时伸张自己的意义。于是，被压制事物又在另一种意义上得到了权力。因此，被压抑事物虽然受到权力的“监视”，话语却也得以增多。 权力与知识 福柯认为，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 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中存留着“酷刑”的痕迹，这种痕迹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逐渐被非肉体刑罚体系包裹起来。如果说最严厉的刑罚不再施加于肉体，那么就必然施加于灵魂。总之，自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重要法典所规定的新刑罚体系实施以来，由于一种普遍的进程，使得法官审理罪行以外的某种东西，使得他们的判决也包含了审判以外的某种内容，审判权力也部分地转移到了审理罪行的法官以外的其他权威手中。《规训与惩罚》这本书论述了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政治肉体”把惩罚看做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这种权力是施加在被惩罚者身上的，更广义的说这种权力的对象是被监视、训练和矫正的人，疯人、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被隔离的人以及被机器所束缚、工余时间也受到监视的人，这就是这种灵魂的历史现实。他与基督教神学所展示的灵魂不同，不是生而有罪并应该受到惩罚的，而是生于各种惩罚、监视和强制的方法。这种现实的非肉体的灵魂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因素，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早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 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纪律及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它把体能变成了一种“才能”、“能力”，并竭力增强它。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发明是由许多不那么明显重要的进程汇合而成的，最初，它们是在中等教育中起作用，后来又进入小学、医院领域、军队组织。 # 全景敞视理论 #  文中提到17世纪颁布的关于瘟疫时期采取措施的命令，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出，瘟疫引出了规训方案。除此之外，19世纪有一个特有的现象，即将规训分割的权力技巧应用于以麻疯病人为其象征性居民的排斥领域，把“麻风病人”当作“瘟疫受害者”。一方面，麻疯病人被当作瘟疫受害者，个人化规训战术被应用到被排斥者身上；另一方面，规训通过普遍化的控制给“麻疯病人”打上标志，并调动起双重的排斥机制，不断划分正常人和非正常人。在一系列度量、监视和矫正非正常人的技术和制度的作用下，因恐惧瘟疫而产生的规训机制得以施展。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规训非正常人的权力机制都间接的来源于此。 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他提出一个原则：权力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 全景敞视建筑构造的基本原理：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暸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暸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暸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 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与被观看的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全景敞视机构十分轻便，没有铁栅、铁镣和大锁，只需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的安排门窗开口。由此来看，被囚禁者呈现一种有意识地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的发挥作用。全景敞视建筑被视为一种纯碎的建筑学和光学系统，实际上是一种能够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它在使用上具有多重价值，可以用于改造犯人、医治病人、教育学生、禁闭疯人、监督工人、强制乞丐和游惰者劳动。在任何一种应用中，他都能使权力的行使变得完善。全景敞视模式逐渐变成了一种普遍功能，它使权力变得更加经济有效，从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准等方面出发，增强了社会力量。在全景敞视方案作用下，一方面权力得以在社会的基础中以尽可能微妙的方式不停的运作，另一方面权力是在那些与军权的行使相联系的突然、粗暴、不连贯的形式之外运作，由此保证了权力的生产性扩充。规训方法的传播不是以封闭机构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观察中心在整个社会的散布。规训不等同于体制或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可以被各种机构或体制使用。 总的来说，福柯所关注的不是权力顶层人群，而是选择那些不起眼的群体，如精神病人、监狱、声名狼藉者、贫困群体等，通过对这些群体的论述，揭示出权力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认为再合理不过的机制都是权力作用的结果，现代权力也不只是一个谁作用于谁的过程，而是一种生产性关系，人们不是被迫接受权力的指导，而是潜移默化的运用权力。 本期作者：任田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调创新研究中心2020级研究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