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全球化时代与中国：概念、语境、问题与面向 —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访谈

摘  要：作为全球化概念的首倡者之一，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教授在访谈中对全球化的内涵、框架以及未来发展做了进一步廓清，为国际传播以及其他研究提供了更准确和精细化的概念。阿尔布劳教授在历时和共时的语境中澄澈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概念的理解误区，并在该理论前提下对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进行国家形象传播给予了理论和实践视角的双重阐析。

关键词：全球化；反全球化；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后疫情时代

王鑫（以下简称王）：尊敬的阿尔布劳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中国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也格外注重国家形象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您作为全球化概念的首倡者之一，我想更多地了解您对全球化问题的思考，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应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的主要研究内容还涉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的国际形象建设以及中国如何向世界讲述自己，因此，我也会就这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提问。可以吗？

阿尔布劳（以下简称阿）：非常乐意。

一、理论与现实：全球化的概念、内涵与语境

王：我们知道，全球化是解释当今世界各种经验和问题的有力的概念之一。作为社会学家，您关注和思考全球化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今天全球化的语境及其与您提出这个概念时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阿：王教授，你的问题听起来很有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纠正一下一些人的误解，我并非全球化概念的发明者。而且，现在已经很难知道是谁首先使用了“全球化”这个词，它的最初出现可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1970年，一位美国政治学家用“全球化”这个词来指代世界基本上将成为一个整体的事实，所以这个词是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被使用的。一段时间以来，世界作为统一体的完整性在日益增加。美国有一位叫罗兰·罗伯逊的教授曾写过全球化方面的学术论文。但我是第一个把“全球化”这个词写进书名的人——《全球化、知识与社会》，这是我主编的一本书，当时书中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学者撰写的论文。在1990年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我把它发给了与会的大概4000名代表，这可能是全球化概念得以在学术界广泛传播的一个契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的开始，而我则是重塑这个概念的主要参与者，但并非发明者。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概念开始被美国的一些演说家在谈论世界金融体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展方面广泛使用。当时，全球化主要是由美国人向世界展示的，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传播的概念紧密相连。90年代末，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当然还有卫星通信等技术的变革性发展，所有这些都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前进。因此，人们大谈全球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除此之外，我更倾向于将经济全球化与其他形式的全球化区别开来。我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在很多场合谈论经济全球化，而不仅仅是泛指全球化，这是非常好的做法，因为全球化这个概念与中国人更喜欢用的“互联互通”结合得更为紧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回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的最初含义，即世界成为一个整体。

王：谢谢您让我了解了全球化概念的来龙去脉。2001年，您的著作《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在中国出版，很多学者从中获得思考的灵感。十多年过去了，如果您反思自己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解，您认为是否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或者有值得更加深入思考的方面？如果现在您再次定义全球化概念，您会如何定义？

阿：我想如果我现在谈论全球化，它的意义就是我在1996年首次用英语出版的《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但我在那本书中说的是，全球化有几种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也在发生转变。我们谈到了其中一种全球化，即世界的联通性增强，每个人都可以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当然还有经济全球化，即经济关系的发展和自由市场等。这些含义都是不同的。我还试图提出，全球化的概念应该与全球化本身区分开来。事实上，我在《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一书中主张，全球意识早在全球化概念出现之前就出现了，而且这种全球意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非常突出，是因为世界正受到威胁，不仅仅是政治上受到的威胁，实际上核战争的威胁尤其突出。我小时候看过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照片，那时我8岁，我还记得看到巨大的蘑菇云。当时人们总是在谈论全球正处于危险之中。现在，全球化问题再次变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在思考力充沛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作品中，他发明了一个词，我敢肯定你们都知道，这个词就是“地球村”。

王：如果从一个历时的角度看，全球化演进的过程中，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您的理论预设是否保持相对的一致？您认为您的解释框架在如何建立更好的全球社会的可操作性方面，有哪些具体体现？

阿：地球村的概念出现在全球化之前，所以当我们思考全球性问题时，它并不等同于全球化，就像人都是属于家庭的，这个家庭有时受到内部因素的威胁，有时也受到外界的威胁。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核问题，你可能会认为它与国家之间的纷争有关，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就逐渐认识到人类有能力毁灭他们赖以生存的星球这一事实。因此全球性问题与全球化截然不同。所以对我来说，全球时代的定义是对全球威胁的认知，以及人类必须共同努力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事实。因此，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关于世界如何能够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全球化本身有时是答案的一部分，有时是问题的一部分。我刚才回答的问题跟上一个问题很好地结合了，因为全球化本身并不特别重要，特别是如果你认为全球化有联通性。假设我说世界变得越来越紧密，那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我们的争吵到底会更多还是更少？我们吃得更多了还是更少了？我们所投下的炸弹会变多还是变少？仅仅靠说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的，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将如何利用这些行为、行为的目的是什么，以及行为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对我来说，唯一好的目的就是解决世界正在面临的问题，首先是气候变化的威胁，其次是核威胁。我的答案是，全球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商定解决办法的方式。

二、全球化、反全球化与后疫情时代：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迁与共通

王：全球化问题的提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不同阶段扮演的角色或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对全球化的立场和态度也不尽相同，或迎或拒，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阿：这些不同需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审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国家将促进全球化的发展。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全球化的赢家，因为他们向世界开放他们的商品以及资本，他们将推进全球化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但他们私下里认为这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各国应对全球化的方式将取决于它们是否认为这符合它们的利益。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化方面一直很聪明，判断的标准当然也是看是否对其有利：当对中国有利时，中国当然会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件好事，我肯定中国近年来从中受益匪浅。但我想说，几年前我曾为《中国日报》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全球化不一定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利益。例如，全球化可以产生巨大的财富差异，现在这种情况就发生在英国。可以说，全球化对今天英国社会的分裂负有很大的责任：一方面是一些人巨额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国家在其他方面的衰败。因此，总体而言，全球化对英国可能是不利的。

王：就像工业革命，英国曾经是其最大的受益者。全球化同样会给一些国家带来机会，也会让一些国家失去机会，因此，反全球化是另一股潮流。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您认为反全球化对全球化在哪些方面的冲击最显著，也是全球化概念最为脆弱的地方？您认为反全球化的逻辑基础是什么？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下，是否构成对全球化有力的“反动”？

阿：反全球化，很多人也都在提出这个问题。它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当时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国的抵制，直接反对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对美国的文化扩张。它最初在法国表现得比较强烈，但很快就与所谓的西方反资本主义运动融合在一起。1999年美国西雅图爆发了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全球化抗议，示威者反对自由贸易思想，即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且认为自由贸易正在损害其他国家传统工业和农业的利益。特别是在法国，人们认为全球化是对法国文化、法国农业的一种冲击，还发生了法国人袭击麦当劳餐厅的事件。因此，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方式与西方普遍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相融合。反资本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两个方面。现在，当一些国家对自由贸易区征收关税时，它们认为这样做对自身有利。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反全球化分子的要求。所以，你可以把反全球化运动想象成反自由贸易运动。然而不久之后，甚至反全球化者也意识到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全球化，因为他们正把全世界组织起来。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运动，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明白吗？所以他们提出不能只反对全球化，而是要改变全球化，让全球化对国家有益，而不是伤害国家，这就是反全球化的改变。

事实上，我有一个小的观点，当然也是我的感受，许多研究西方的中国学者可能会认为西方是一个统一体，但实际上西方不是一个统一体，而且从来不是，它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你要知道，美国是由那些当年离开欧洲的人建立的，因为他们与欧洲的政权有冲突，所以美国是由那些反对欧洲的人组成的。所以想到西方的时候，要注意到西方的内部冲突。一直以来，西方就不仅有一种声音，它有很多种声音。关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在西方就有那么多种不同的声音，对中国来说，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中国的聪明人会明白，有时候，你需要和西方的一部分人合作；其他时候，与西方的另一部分人合作走向变革。

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处在被锁住的状态。整个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对近40年来的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您认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会不会恢复到此前的形态？如果存在一个后全球化时代，您认为这个时代会有什么特征呢？

阿：当然，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是巨大的。就经济全球化而言，货物贸易和跨国旅行都受到了明显冲击。但我对疫情是否会阻止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持怀疑态度，我甚至认为可能会增加资本流动，因为各国的目标是更加自给自足，投资者会对供应链的中断做出反应，技术转让将继续进行，网络技术将在全球范围内进步。事实上，疫情给世界各地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带来了冲击。我们看到室外工作的范围显著扩大，城市中心正在发生变化，并且疫情也大大加速了互联网和新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矛盾的是，各个国家将更加积极地为保障本国公民的利益来控制这种变化趋势，同时又会在舆论的驱使下，加强同其他国家和机构的合作来共同处理全球问题。

王：您有一本《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著作，论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您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能够构成有效沟通和交流的基础是什么？您很推崇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实“天下大同”的前提是要能够做到“美人之美”和“美美与共”，实际上就是尊重差异，尊重世界的多样化构成。无论是美国文化在全球的大行其道，还是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都让“美美与共”成为一种近乎乌托邦的设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所以说到你所讲的和谐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的和谐观是和合。中国人的和谐观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理念，尤其是欧美国家，因为和谐即为不同观点、不同价值观的调和。西方常讲价值观，中国更是无时无刻不在讲价值观。但尤为重要的是，价值观本身会相互冲突。因此，必须有一个更高的价值观来调和它们，这就是和谐的价值观，它可以把不同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中国的1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就像我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一样，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里面没有“合作”这个词，原因是“合作”本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价值。如果你想让世界继续运转下去，你就不得不合作。和谐是将合作凝聚在一起的价值观。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正在努力为世界找到一条道路，让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共处，尊重差异，而不是单一的世界文化。我想说的是，人们将意识到，随着世界的共同努力，就会发现新的价值观正在产生，不仅仅是和谐，不仅仅是多样性，例如，我认为，可持续性——地球的可持续性——是一个全世界都会认同的价值观，全世界都可以而且将一致同意这一点，这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原因。所以，无论人们在交流中有什么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都会创造新的价值观，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三、全球化时代与中国：国家角色与国家形象

王：中国媒体上有关于您的报道，里面提到您说有点遗憾“没有早一点学中文”，请问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这是否意味着您重新审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特殊性？您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阿：这个问题简单一些，我可以不那么费力气回答（笑）。我很遗憾此前从来没有学过中文，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学了一点儿。但如果我在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时候就学习中文，那该多好。不能否认，中国给我带来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与它的语言以及与之契合的书写和思维有很大关系。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使用的概念与西方的概念并不一一对应。因此，如果把“理”这个概念仅仅翻译成“法”是不够的，它比“法”要深远得多。这不仅仅是西方意义上的法律，它还涉及正确的行为方式，根据情况做事，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因为没有合适的词，因此在英语中它就被音译成Li。中国人的观念与西方的观念不相匹配，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为人可以有认识和欣赏世界的不同方式，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了解它们，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合作的世界。那么，中国的作用是什么，特别是在全球化领域？我认为中国能把人们团结在和谐国家周围，最后我希望，中国能与全球，特别是能与美国政府就如何治理全球达成协议。

王：我注意到您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7年，这是30年前的事情了。您最近的专著《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领导理论》仍旧是关于中国的。您对中国的关注，是出于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还是有其他的机缘？您认为，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阿：我是1987年第一次到中国的，当时我教的中国学生中有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些管理者。我来中国是为了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我记得在1988年我还进行了另一次旅行，到中国的农村与中国的基层管理者交流。我能够观察到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是人们为了同一目的共同努力的那种目标感，那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实施10年后。中国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因此，我对我受到的礼遇和欢迎的程度印象深刻。我后来与中国的接触总是基于这样一个设定，即中国人民非常好客，并且总是很高兴见到我，这是很可爱的，现在也是如此。我参加了北京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论坛，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活动，我在那里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我认为，一个明显的改变是，中国在国际交流中变得更加自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去，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当然他们中很多人后来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中国人欢迎先进技术，他们一直致力于促进科技发展。我三四年前到中国时就被无接触支付方式惊讶到了，在这一点上中国比英国先进多了。所以，如果经常去中国（我经常去中国），给人深刻印象的显然就是这种改变。中国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这种变化，不让事情的发展失控，因为如果只遵循技术至上是非常危险的，技术也可能破坏价值观，就像它能增进价值观一样。我认为中国的领导层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必须确保技术的发展符合中国的价值观和中国的发展，因为社会是第一位的，技术是在它之后的。

王：您提及的全球化包括五个维度：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信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全球主义的反省性——在有这种反省性的地方，人们和各种团体都以全球作为自己确定信仰的参照系。您认为，中国是如何在您提及的五个方面做好应对，使您得出了中国“走向全球领导”的这一结论？

阿：这很有趣，但是我甚至忘记了我在哪篇文章写了全球化的五个维度。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很棒的事，我想到了全球化的不同层面。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意识到了这些领域的每一个方面，并做出了反应。我觉得关键是中国确实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确实把全球问题和全球化的各个方面放在一起考虑，这是朝着全球领导地位迈进的第一个要求。必须从整体上认识全球，以及全球社会的结构；必须有一种全球社会的自觉；必须树立一种全球社会的意识，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定位有所认知，对全球社会所需要的东西有所思考。而且我认为所有这些对中国来说比对其他国家更加重要。我的意思是，小国可能有这种认识，但是它们做不到那么多。比如立陶宛，那里只有300万人口，也许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中国人是一样的。但是，与14亿人相比，300万人能做些什么呢？你知道，这是中国应对挑战的力量，也是中国在这些领域适合发挥其全球领导力的基础。不过仅有人口规模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全球领导战略，这一点上我想我能提供一些帮助。我希望我接下来的写作能就全球领导能力提出建议。

王：很期待您的新作问世。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还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是中国非常重视在全球化进程中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阿：好吧，举个例子，我刚刚跟王义桅教授合作写了一篇关于“一带一路”挑战的文章。这是一个关于一系列问题的对话：“一带一路”仅仅是一个增强实力的地缘政治战略吗？“一带一路”是否会给各国造成债务陷阱？“一带一路”是否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等等。所有这些都有答案。比如说，债务陷阱问题，中国没有理由为谈判“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制造债务陷阱，任何贷款人都没有理由为借款人设下债务陷阱。同时，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制造了引发债务陷阱的条件。有时，人们由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无法偿还他们所欠的，这种情况的确时有发生。中国必须认识到，当你把钱借给别人时，总会产生一种风险，那就是他们无法偿还。我相信，如果在“一带一路”上发生这种事情，中国也会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会表现出慷慨和理智。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计划是在制造债务陷阱。很明显，在地缘政治战略上，“一带一路”增强了中国的实力。但我不认为这是以消极的方式增加的，也不认为这是零和博弈的问题。中国把它作为双赢战略，能够实现双方共赢。我甚至不认为如果中国能稳定世界局势，美国就一定会处于劣势。让中国更强大，同时又能使整个东南亚更加强大和稳定，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对于所有关于“一带一路”的抱怨，我心中自有答案。而且，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记录非常好。没有理由认为“一带一路”不会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我相信，如果你们愿意为了全世界的利益而利用全球化，这是一次真正的试验。

王：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能否请您谈一谈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中国应该如何塑造自身的大国形象，哪些方面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阿：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在交付项目方面有着非常好的记录，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它是如此一个大国，即它可以为全世界做更多的事情，从而展现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参与者的力量。这很重要。另一方面，中国有着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独特文化和道德政治价值观体系，它向世界其他国家表明，不必和中国一样，每个国家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立场来解决全球问题。中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与西方如此不同，即使它采用的技术是西方的，它也开发属于世界的技术，但与之相关的价值观依然是中国人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即使我们在技术上沿着同样的方向前进，我们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价值观，并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中国能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利益。

王：您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全球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事实上，中国抗击疫情的成功，也遭遇一些负面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上，还是存在很多不太符合实际的评价，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阿：中国对疫情的有效抗击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到中国的政府管理体系，并从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关注。中国的成功源于其独特的现代理论与古代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合，而这两者并没有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理解，西方的回应仍然带有旧的冷战态度。世界正处在一个特别动荡的时刻。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当前大国领导层的智慧。我们希望，与冲突相比，各国能从合作中获得更多好处。

王：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对全球化概念的梳理和廓清，从历史、时代的语境下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问题的阐释，以及对中国如何在全球化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树立自己的形象、解决自己和世界的问题给予的回答和提出的建议，给了我很多启发和思考的灵感。

阿：这是一次很开心的交流，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作者信息

王鑫，1977年生，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长聘教授。

来源

文章原载：全球化时代与中国：概念、语境、问题与面向——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访谈，《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六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