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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梁平 好的作家不一定是好的编者，反之亦然，因此两者兼具是令人尊敬的。梁平老师是其中之一。 作为中国当代重要诗人，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他先后出版了《琥珀色的波兰》《重庆书》等九部作品，蜚声诗坛。同时作为著名杂志《星星》诗刊主编，他以其独特的办刊理念为杂志赢得良好口碑，打造出了诗歌界的一张靓丽名片。 2012年6月13日至15日，在陕西神木县隆重举办的 “人文神木陕西诗会暨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成立大会”上，梁平老师作为重要嘉宾之一，我们有幸相见，但活动内容与时间安排紧凑，作为活动的工作人员，我与梁老师的交谈甚少，这成为我此次和久仰大名的梁平老师关于诗歌进行一次深入对话的重要动因之一。 初识梁平老师，他给我的印象是低调、从容，却又难以琢磨，像一个“隐于市”的高手，微微皱起的眉头里藏着无数奇招，深邃的眼眸里充盈着浓郁的诗意。 越是神秘，越让人好奇。我拨通了电话，所幸梁老师正好有些闲暇时间，欣然应允。 星星之火，燎原诗坛 李东：《星星》诗刊作为诗歌界第一本公开发行的诗刊，近年来相继被评为国家级中文类核心期刊、国家优秀期刊、新闻出版总署双效期刊等等，请您谈谈《星星》诗刊相比其他诗歌类刊物有哪些突出特点？ 梁平：刊物与刊物，最准确的比较在读者那里，我无能为力。但是，《星星》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秉承了她的在场与包容。毫无疑问，一是《星星》见证了新中国新诗的发展和一代又一代中国诗人的成长。二是《星星》的格局与气场，注定了她一以贯之的包容，无论什么流派、风格，无论作者有名、无名，都会因为诗歌在这里相聚。来这里的各路诗歌英雄，没有在朝、在野一说，没有正宗与非正宗区别，即使是旁门左道，独家秘笈，都可以在这里演示拳脚，唯真性情是举。 李东：网络文学的出现，对纸质媒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您觉得网络文学对《星星》诗刊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梁平：我以为不是冲击，是互动。网络对纸质媒体没有太大的影响。网络上很多优秀的写手，优秀的诗歌都与《星星》诗刊有很多渗透与交融。只是纸质刊物就像已经成型的建筑，会多几道门，进出不是很方便，也许会阻隔一些优秀的网络诗歌。网络就诗歌而言，是能够长驱直入的场域，自由自在，自然也会涌入一些泡沫。这些都再正常不过了，网络也罢，纸质也罢，读好诗就是享受。我也经常在网络上阅读诗歌，读到好诗也说话，也感动。由我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诗歌年度精选》已经五年了，以前都是在纸质媒体上发表过的诗歌里面选择，今年将作出以下调整，2012年的年度诗选，将在网络上选一些优秀的诗歌进入年度选本。 李东：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纯文学刊物，特别是纯诗歌刊物的生存越来越难，《星星》诗刊作为一本重量级的诗歌刊物，您觉得其发展面临怎样的困境？ 梁平：所有要坚持、要前进的物事，都会遇到困境，刊物也不例外。比如现在面临的刊物改制，就像“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人惊慌失措，一些人麻木不仁，一些人蠢蠢欲动。往往习惯了使用自己身份的人，就有了巨大的落差，担心身份不保，担心饭碗不保，惟独没有去思考，继续这样按部就班还有多少发展的空间？文学刊物起死回生究竟还有没有新的路径？如果要说困境，就是国家拨款微乎其微，只够保住基本工资，然而体制决定了，你又不能放手开展一些与诗歌有关的业务，只能在“紧箍咒”里打一套形意拳，耍点花枪，尽力维护其自己的门派。 李东：那您作为《星星》诗刊主编，又是如何应对这样的困境？ 梁平：我也希望把我们的刊物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起来，国家增加拨款，作者增加稿费，但我估计悬。即使保起来了，那就是“保”，低保也是保，一个老房子，围个栅栏贴个封条也是保，与其这样享受一个“保”，还不如不保。中央开会了，省里开会了，我已经“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具体的态度只有两个字，淡定。是什么样的结果，面对什么样的结果。现在的应对，就是等一个“判决”，无论怎样的来去，《星星》都在，其品质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血是热的，诗歌是不死的。 李东：众所周知，《星星》诗刊近年来举办的“年度诗人评选”“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等活动在诗歌界引起广泛关注，当时您是出于什么目的？是为了提高刊物知名度，还是为了发掘真正有实力的诗人？抑或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来促进诗歌发展？ 梁平：这些活动都没有经济利益，得益于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董事长韩珩对诗歌的热爱与心痛。韩珩先生是学工科的一个儒商，干练、优雅，他不是诗人不写诗，喜欢诗歌如同喜欢自己的恋人。我们这两个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是他提供的，一个局外人，对泛滥的中国诗歌评奖觉得“幺蛾子”很多，就希望由《星星》来“正常”一点。“年度诗歌奖”已经连续五年，每年评选一个诗人、一个诗歌批评家，一个在校大学生，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历届获奖者都名至实归。这个奖项成为了国内真正具有诗歌品质的奖项。“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也五年了，每一届全国20多所高校来参加夏令营的学生都是在校大学生中写诗的佼佼者，夏令营给他们留下了或许是终生的美好。这几年来，这些夏令营营员们已经在诗坛风生水起，不少已经成为国内优秀的青年诗人。 故乡是诗人身上的胎记 李东：您在担任《星星》诗刊主编以前都从事过什么职业，对您个人的创作或者人生轨迹有什么影响？ 梁平：我出身于重庆的兵工世家，1975年下乡当知青，农活除了犁田没有干过，什么都会。那时候，赶上全国农业学大寨，我积极报名上了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当过抬工，当过炮工，还钢板刻印了32期《工地战报》。后来当了民兵连长、营长。后来担任工程副总指挥长、指挥长，带领贫下中农修建了一个储水120万立方的水库。后来做过公社党委副书记，江津县文化局副局长，重庆市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重庆市委宣传部秘书长。还担任过大型文学杂志《红岩》的总编辑。我一直认为，人生不是拿来总结的，而是拿来经历的。我相信，每一个经历都是财富，都会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传达出来，即使今天还没有传达，也会耿耿于怀，总有一天它会作为作品呈现给大家。 李东：网上搜到您的一首自题《陋室铭》，全文如下：“四十五年，背井离乡。一二三步，单走独唱。有诗文在，无安生床。原燕鲁公所，现老子作坊。怕不速之客，好几口黄汤。夜来摘星星、揽月亮。无官场堵清心，无红袖添乱忙。是重庆崽儿，就敢作敢当。却原来，天要我爽！”很好奇您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 梁平：那是我刚到成都接任《星星》主编时，很真实的心理状态。来了成都，条件非常差，在原来老作协的老办公楼给了我一个安身之所，老到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房子曾经住过吉狄马加、杨牧，不过我倒觉得那里有一个气场，所以至今我还住在这个老房子里。从政界转场到文化界，应该是转场到我一生不能割舍的诗歌，那份清心与洒脱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觉得，人到中年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如此而已。 李东：您的《重庆书》等一批重要作品都体现出了“故乡情结”，您是如何看待诗歌创作和故乡的关系？ 梁平：故乡就是自己身上的胎记。既然是胎记，那就会伴随你一生。问题是应该怎样去表现这样一种情结，使其收放自如，既是故乡的，也不是故乡的，这就有个视野与胸怀。所以说，《重庆书》不是我对一个城市的缅怀，也不是写一个城市的诗性简史，而写的是，人与城市的胶着关系，人与城市的抗衡关系。从这一点出发，我在《重庆书》里选择了两条线索营造全诗的精神氛围，一是这个城市的血型，另一个是人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一方面，我试图让这个城市的血型浸透人的骨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人的生活经验去验证这个城市的血型。于是，我把抒情方向、支撑我想像力的素材范围上溯到3000年的远古，下究至一个人几十年在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在宏大中雕刻细微，在强烈中重视舒缓，以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交叉贯穿，虽然它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一个具体的人物，但它有鲜明的主干，这个主干就是这个城市的精神、人的精神。这样，具有不可动摇性的西方史诗里的光明、日神的意象以及传统意义上长诗的叙事手段在《重庆书》里消解了，凸现出来的是，对这个城市精神的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抒情。我很明白，这种选择的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必须承受史诗概念和传统意义上的长诗的较量。现在可以说，我完成了这个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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