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回归之路

皮皮中尉 202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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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

人生，本质上就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回归之路。

北宋乾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65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散朝后在后宫里闲逛，随手拿起一位宫人的铜镜把玩。他先是对镜自怜，然后又翻看镜子背后精美的花纹，结果赫然看到一行小字，“乾德四年铸”，这下可把皇帝吓了一跳！

宋太祖越想越害怕，担心这是不祥之兆，连忙召集亲近的宰相大臣们问个究竟。没想到几位当朝大僚也面面相觑，搞不懂到底哪个地方出了状况，于是皇帝又把几位翰林学士叫来接着问。最后还是学士窦仪为所有人揭晓了答案。

窦仪说，乾德这个年号曾经被之前割据蜀地称帝的“前蜀”后主王衍使用过，而几年前宋军灭掉“后蜀”政权后，就把那些蜀地宫廷中的宫人迁到了汴梁皇宫里。想必那位宫人，正是从蜀地而来，而铜镜也是蜀地产物。

要知道中国历代王朝取年号，讲究的是既吉利又响亮，比如宋太宗的年号“太平兴国”，又比如清高宗的年号“乾隆”，都是绞尽脑汁讨彩头，就怕跟前人取重了，更怕跟亡国之君的年号撞车。但堂堂北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就这么稀里糊涂用了一个不吉利的“二手货”。

知晓真相心意难平的赵匡胤不由长叹一声，说出了流传后世的那句名言，“宰相须用读书人”。也正是这位宋太祖，后来为后代子孙立下“不可擅杀大臣”的皇族家规，奠定了宋代三百年崇文抑武、充盈华彩词章的文化气质。

如果我们重温一下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前“五代十国”的那段历史，就会深刻体会到这句“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感慨，来得有多么不容易！

遥想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站在宫门高阁之上看天下文士鱼贯进入考场的一番胜景，不由发出“天下英才俱入吾彀中”的感慨。正是得益于饱学之士争相效力，汇聚全天下之智，我们才得以拥有盛唐气象。但随着黄巢起义彻底摧垮晚唐支离破碎的江山，割据各地的藩镇节度使拥兵自立相互攻伐，文人治国的体系被推倒，代之以军阀混战、生灵涂炭。

“五代”中取代唐朝首个称帝的后梁太祖朱温，就是一个先叛黄巢后叛朝廷的大军阀，历来看不惯引经据典的文臣。他曾听从诡诈谋士的馊主意，一夜之间把几十位唐朝大臣捆起来扔进黄河，消灭了晚唐最后一批治国精英。这么做的原因，是他嫌大臣们天天围在唐昭宗身边说自己坏话，索性就把这些自诩“清流”的文臣扔进黄河变“浊流”。

有这么个坏典型带头，所谓“五代十国”实质上就是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在近百年中，不论“五代”还是“十国”，不过是中晚唐藩镇割据的2.0升级版，夺得中原地区的就开国称帝，占据有利地形的就割据一方。文化素养道德理念被这些军头魔头纷纷抛诸脑后，大行其道的就是功利务实成王败寇，以至于终有统兵大将道出所有人的心声，“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在这百年中，我们看不到卓越的文化思想巨匠，找不到代表性的诗词佳作，充斥史书的，不是权力争斗、满门抄斩和倒行逆施，就是卖友求荣、厚黑成风，甚至是臭名昭著的“儿皇帝”。这个杀戮时代的戾气有多严重，我们单看赵匡胤的夺位开国就能窥见一斑。

“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的开国皇帝太祖郭威在病逝前只能传位给自己皇后的外甥兼得力部将柴荣，原因是他的所有子孙全都被“后汉”末代皇帝斩草除根。而轮到大有作为、英年早逝的后周世宗柴荣病逝时，只能传位给自己最小的儿子、七岁的柴宗训，原因则是他的长子次子当年都陪着先帝郭威的子孙一同做了刀下鬼。正是皇族势力太过微弱、年轻太后和年幼皇帝独木难支，才使禁军将领赵匡胤有条件“黄袍加身”和平夺权。

夺了孤儿寡母天下的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延续了柴荣开疆拓土的思路，但依旧把从前效力军中的谋臣部将当作治国的团队，这其中既有自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也有曹彬潘美等悍将。宋太祖自己心里也渐渐明白，靠这帮继承军阀习气的铁哥们儿打天下夺江山可以，靠这帮耍心眼好勇斗狠的军阀治国理政一定差得远，之前平定蜀地后引发的大叛乱就是明证。

所以我认为赵匡胤的历史地位其实是被严重低估的。无论是他从“杯酒释兵权”开始尝试改革军制，还是从设置转运使开始改革中央地方的财政布局，其实都是在从破旧立新的角度酝酿体制创新。而那个镌刻“乾德四年”字样触霉头的铜镜和那句“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感慨，就是他下决心发掘人才刷新用人格局的药引子。

无论汉唐还是宋明，历代王朝在大刀阔斧心狠手辣的开国皇帝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位礼贤下士休养生息的文治皇帝，就是因为马背上可以得天下，马背上却无法治天下。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理政一定需要精通礼制素有操守身怀信仰的文化人来担当，治国一定需要统一民众思想精通内政外交的精英阶层来执行，否则像蒙古帝国那样疆土再辽阔，顶多就是个富不过三代的命，速生速死。

从朱温屠戮文臣蔑视文化，到赵匡胤开重用文臣风气之先，中国历史走过了一条回归之路，从“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杀戮时代回归正本清源的文治时代。“本”和“源”，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即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固然要靠现代化国防和科技实力，也同样离不开东方智慧、传统文化的支撑。

文化和文化支撑的民族自信对于一个国家是很重要的。就算有人摧残过文化，有将近一百年不重视文化，但文化的生命力和重要性就摆在那儿，只要国家存在，只要民众需要，文化的本源就一定会重现风采。与其说文化在赵匡胤手中实现了回归，不如说文化一直都在，是文化的重要性重新被赵匡胤发掘了出来。

从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看文化是这样，从当今时代臧否人才的标准恐怕也是这样。在如今的互联网信息时代，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人才？我觉得完全可以套用前面这个故事来论证。

随着这些年各行各业与国际的接轨，尤其是社会各个角落被资本大潮席卷，似乎人才的“本”和“源”也在模糊不清。从社会议论和新闻焦点看，好像当年凭借“野蛮生长”发家的创业豪侠们算是人才，好像跨越官商界限左右逢源的高人们算是人才，好像拥有一个好皮囊成为流量巨星的幸运儿们算人才，也好像搞搞电商直播带带货的弄潮儿们算人才，如此一来，我们的下一代可算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真不知道该拿什么典型做榜样。

可如果我们扪心自问，钻政策漏洞、搞暗箱操作、露媚骨风骚或者玩偷税漏税的这些人，能算得上国家的脊梁吗？我们这些老百姓在遇到危难时能指望上这些“人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新冠疫情肆虐时，在民族自豪感遭遇阻力时，我们能依靠的永远都是那些默默无闻、为国尽忠的先驱者、逆行者。这些人活跃在各行各业，而他们最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屑于聚光灯的照射，不贪图名利声望，只为情怀，只为拳拳赤子之心。

这样的人才，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而我们自身，恐怕也需要拨开所谓资本金钱功利是非的迷雾，去踏上一条回归本源的路，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最珍贵的，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