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人艺”，创建于1952年。剧院建成之初，条件非常简陋，连自己的演出剧场都没有。人艺一旦有剧目要上演时，还需要借助大华电影院的舞台演出，很不方便。人艺上下深感需要有自己的话剧演出剧场，因此就正式给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打了一个报告，申请建立一个人艺自己的能够容纳900个座位的剧场。 周恩来支持人艺建设自己的剧场 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文教办公室主任吴晗和文化部副部长周杨对人艺的报告非常重视。他们考虑到北京作为首都，原有的剧场都比较陈旧，且设施落后，应该建设一个代表国家级水平的剧场。但当时国家经济是百废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专门拿出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来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剧场，非同小可。于是，他们于1953年1月28日联名写信给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很快批示，同意考虑兴建话剧剧场。 报告批下来之后，人艺很快组成了一个由曹禺为主任，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为副主任的剧场建设委员会。 1953年2月16日，正是农历大年的正月初三。周恩来把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老舍等召集到办公室，讨论了剧场的建设问题。周恩来说：“你们的报告我看过了，我很同意你们的看法。听说你们成立了建设委员会，为把剧场建好，我提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是你们在报告里提出新剧场只建900个座位，900个座位稍微少了点，能不能扩大到1200个座位？扩大座位是为了今后形势发展的需要。请你们考虑。再一个建议，是新剧场要建就要各方面都建好一点，为了使这个剧场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你们可以向民主德国进口灯光、音响等设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外汇来源非常有限，其紧缺情况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专门拿出一笔外汇去为一个剧院订购灯光、音响设备，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眼光的。然而，不知是哪个环节上的疏忽，人艺关于进口灯光、音响设备的报告没有送上去。3月20日，周恩来在审阅外贸部对外订货清单时，特意留心人艺的音响设备进口。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就是没有发现人艺所需的进口设备清单，连忙嘱咐秘书韦明打电话到人艺查询：“为什么没有人艺的进口设备清单？是不是没有打报告？”秘书韦明立即打电话到人艺，叫他们赶紧直接给总理送来申请对外订购设备的报告。 
周恩来 1956年，作为新中国文化象征的首都剧场在欢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胜利完成的锣鼓声中隆重落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齐全、功能较多的现代化剧场，也是党和国家重视文化事业的一个体现。文化部的领导考虑到没有国家大剧院，希望把首都剧场作为国家剧场，供有关单位共同使用。当初取名“首都剧场”而没有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就有这个意思。而人艺从剧院建设的需要考虑，希望首都剧场成为自己可自由支配的剧场，必要时也可以通过协商供其他单位演出活动之用。这样，在首都剧场的归属问题上就出现了意见分歧。 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最后拍板：首都剧场还是交人艺管理、使用。他对文化部的领导说：“你们要是不明确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剧院，要是不明确主要由谁来使用，那就等于自己制造矛盾，以后势必会争吵不休。还是应当明确这就是演话剧的剧场。” 周恩来之所以决定把首都剧场交给人艺，并不是因为对人艺的偏爱，而是出于把人艺建设成为一个代表国家水平的艺术剧院的考虑。要把人艺建设成为代表国家级水平的剧院，就不能没有一个可供其施展拳脚的阵地。 最后，人艺和文化部协商，首都剧场还是由人艺来管理，一些国际演出也可以安排在这里。 1956年8月，人艺在新落成的首都剧场上演了新排的郭沫若的著名历史剧《虎符》。周恩来也到场观看。这也许是一种巧合，抗日战争时期，《虎符》曾在重庆上演，引起轰动。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对表演艺术家刁光覃、舒绣文、朱琳等说：“将来，我们一定要有高水平的剧场艺术，要有现代化的剧场。”此时此刻，已经是人艺演员的刁光覃、舒绣文、朱琳等想起周恩来当年的话，怎能不感慨万千！ 
郭沫若 人艺成立以后，周恩来对人艺上演的每一部重头戏几乎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话剧《茶馆》的排练与演出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与建议 1958年，人艺第一次排演著名作家老舍的话剧《茶馆》。但首次彩排后，在当时“左”的氛围下，文艺界对这部戏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这部戏“缺少正面形象”、“灰色”、“怀旧”、“不能给人以鼓舞”等等。 在一片争议声中，周恩来到人艺看了《茶馆》的彩排。看完后，周恩来首先十分肯定这部戏的价值。他对人艺的导演、演员说：“从政治上看，《茶馆》是一部好教材，它能让青年们知道旧社会是多么可怕，多么要不得。从艺术上看，这也是了不起的作品。” 当然，周恩来也指出了剧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在谈完自己的意见后，周恩来又特意声明：“我的这些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讲不清楚。” 1963年，人艺重排《茶馆》。这时，文艺界在“大写13年”、“只有写社会主义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的号令声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人艺再度演出《茶馆》，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也就战战兢兢的，充满顾虑。 但周恩来认为，演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戏可以反映时代精神，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写的其他戏，也能反映时代精神，关键在于你的作品能否站得住。 关键时刻，周恩来再一次看了人艺重排的《茶馆》。看完后，他对导演焦菊隐等人说：“《茶馆》这部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有点意见的话，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移一点。现在是放在戊戌政变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先不忙传达，还是我自己找老舍同志交换一下意见。” 
老舍 《茶馆》再度公演后，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今天，这部话剧早已蜚声内外，且已成为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话剧典范之作，也成了世界认识中国话剧和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媒介。可以说，周恩来对这部戏的支持和肯定，在关键时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肯定，不是出于他对老舍先生的个人情谊，而是基于他对艺术鉴赏规律的深刻把握。他在许多场合都说过：“青年人没有经历过旧社会，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老舍先生的《茶馆》能让青年们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是多么可怕。” 《茶馆》上演后几十年的事实证明，这部戏的艺术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除了其艺术上的原因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历史的深刻把握和典型再现，给了观众一种震撼。这是一种从历史深处传达出来的战栗般的震撼。 同样，当年由人艺上演的、被誉为“编剧、导演、表演、舞美珠联璧合的上乘佳品”的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自始至终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周恩来说《蔡文姬》这个戏要演出，但是要改一改 《蔡文姬》的文学本初稿，是文坛泰斗郭沫若在1959年2月用7天的时间一气呵成的。出于对人艺的信任，郭沫若把剧本交给了人艺。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人艺当即把《蔡文姬》列为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剧目，并派出了以焦菊隐为导演的强大演出阵容。 4月4日，《蔡文姬》彩排，请文化部和北京市文化部门的有关领导审看。有人认为，这部戏对曹操的歌颂有些过分，剧中现代语汇太多，涉及民族关系问题应慎重考虑。 这样一来，这部戏能不能上演，还是个问题。 意见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表示：“这个戏要演出，但要改一改。” 4月21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范文澜、潘梓年、阳翰笙、林默涵等有关领导和人艺的负责人曹禺、欧阳山尊及导演焦菊隐、在剧中扮演曹操的刁光覃等座谈，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并研究剧本的修改。 
欧阳山尊 出于对郭沫若的尊重，也是对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在剧本的修改问题上，周恩来原主张还是要郭沫若自己修改为好。他还特意托周扬把他的这一意见告诉人艺。但是，由于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即将出国访问，无暇顾及剧本修改，而国庆10周年又迫近，人艺提出由剧院组织力量对剧本提出修改方案。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定要周扬、田汉、阳翰笙参加修改，同时还指示，修改后的剧本一定要送郭沫若审定，征得他本人同意后定稿。 剧本修改出来后，人艺立即送郭沫若审定。5月2日，郭沫若亲自将修改后的剧本送到人艺，并附上一封他给周扬、田汉、阳翰笙、曹禺、焦菊隐的感谢信。信中认为对剧本的修改“改得很好”，还特别举出了包括对剧本结尾处的诗《重睹芳华》在内的“改得特别好”的几处。对剧本中的另两处修改，郭沫若也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送走郭沫若后，曹禺立即将郭沫若审定润色后的剧本送周扬审阅，并遵照周扬的嘱咐，将剧本的修改经过、修改原则及主要改动之处写出了详细的书面汇报，连同郭沫若的信，于5月3日送给周恩来。 5月8日晚，周恩来来到首都剧场，观看修改后的《蔡文姬》的第一次彩排，并把陈毅副总理也带来了。周恩来看得很细，对话剧也很内行，在充分肯定全剧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颇具品位的修改意见： 在全剧的总体处理上，整个演出应该是余音绕梁，不要都演出来。 在演出时间和节奏上，演出时间太长。第三幕文姬做梦一场，既长又乱，舞蹈也多，均应重新处理，第一幕就应该有高潮。第二幕的舞蹈也可以取消。 在台词方面，仍存在一些现代词汇，如“表演”、“英明”、“灭神论”、“所有的兄弟都不要再打仗”等，一定要改掉。因为这出历史剧的气氛是庄严的，不应该让这些词汇引起观众发笑，破坏悲壮的诗意。有些台词意义不妥，如左贤王说的“再不乱杀一个汉人”、“目前的中国”等，还有的地方对曹操歌颂得过分，如“丞相使千里无鸡鸣的世界又熙熙攘攘起来了”、“与士卒同甘苦”等，这些台词应该修改或不要。 在服饰上，曹操的红袍应改为紫袍；周进的黑袍应改为绿袍；文姬归汉后寡居期间，着红衣、红带均不妥，应改换色彩。 
人艺话剧《蔡文姬》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蔡文姬》又经过进一步的修改和加工，终于于1959年5月21日在首都剧场公演。这部话剧一问世就不同凡响，引起轰动。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一鼓作气，连续演出120场，场场爆满。它不仅是人艺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重点剧目，而且是中国话剧在探索话剧民族化以及创造高水平的艺术精品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 回想当初，当对此剧众说纷纭时，是周恩来的首肯和支持给了人艺以信心和力量；修改过程中，又是周恩来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使此剧进一步走向完美。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艺术事业的关怀，还有一个“艺术总理”独特的艺术匠心，更有一个大国总理关心、支持、保护老一辈作家创作积极性的良苦用心。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表现在对待人艺老院长曹禺的一些作品上。 周恩来和曹禺是同学，也是老朋友。对曹禺的《雷雨》、《日出》等许多作品，周恩来如数家珍，常常令专家也非常吃惊。当年，曾有人提出，《雷雨》中的鲁大海为什么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工人为什么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周恩来回答说：“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他还对曹禺说：“我最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 1962年，人艺决定排演曹禺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下的作品《蜕变》。这部戏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剧中的主要角色是一个作风廉洁、政治清明的政府公务人员，这个人物是曹禺以共产党人谢觉哉为原型创造的艺术形象。但是，有些不了解时代背景，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的人，认为《蜕变》在政治上存在问题，应当“修改”后才能上演。 
曹禺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同意修改《蜕变》。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传达了周恩来的这一意见。 周恩来对话剧作品的严格要求细致到演员的台词声调 《烈火红心》是人艺在1958年上演的一部反映工业题材的现代话剧。那时，在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催动下，文艺创作上也搞“多快好省”，存在着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只注重政治宣传、不注意艺术标准的倾向。 12月14日，周恩来到位于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观看《烈火红心》。看完演出后，周恩来来到后台的大化妆室看望演员。 开始，周恩来向大家聊天式地了解人艺演员参加“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团”到福建演出的情况。 周恩来特意问： “你们到前线打炮了没有？” “没有打成。” “哎，怎么没有打成？我特意给彭总打过电话让你们打炮的啊！” 原来，3个月前，周恩来到人艺看《红旗飘飘》时，得知人艺要随团去福建前线演出，为了让演员们体验生活，特意给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打过招呼。 “战士们已经给我们准备了炮弹，但那个时候恰好停止炮击的命令下来了，炮没打成。” 周恩来哈哈大笑：“是这样。6日停止炮击，这个命令谁也不能改。” 
周恩来 谈笑间，周恩来把话题引到了话剧《烈火红心》上。在肯定这出戏是好戏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他说：主要问题是这个戏没有很好地处理好“两条腿走路的”关系，在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问题上存在着片面性，成了“一条腿走路”。剧中党的领导者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政治鼓动，没有领导群众攻克实际的技术难关。剧中作为党的领导者的县委书记太简单了，不能光讲政治语言，还要有智慧，要政治与技术相统一。 这些意见，是周恩来对文艺界存在的“左”的倾向的批评。几个月之后，他在中南海紫光阁专门召集部分文艺工作者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讲话。 这些意见，也说出了艺术家们的苦衷。所以，虽然是批评，但他们非常愿意听。 周恩来继续说：“办一切事情都要两条腿走路，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政治与技术相结合。现在工业提出要'苦干、实干、巧干’，你们文艺工作者也要'苦干、实干、巧干’。人艺是老剧团，应该搞出既能热情反映现实生活重大题材，又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在这里我引用剧中的一句台词：我把合同就订在你们这儿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艺对《烈火红心》进行了修改。12月25日，周恩来邀请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和北京市文化部部长陈克寒，一起审看修改后的《烈火红心》。看后仍不是很满意，再一次指出了剧中存在的问题。此后，人艺对《烈火红心》又作了几次修改，质量虽然有明显提高，但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要完全实现周恩来的要求也的确非常艰难。 1961年6月初，人艺重新上演曹禺的名著《雷雨》。自1954年人艺首次公演以来，《雷雨》已相继演出了200多场。 这次重演虽然是原班人马，但由于一味地赶任务，排练时间只用了一个星期，艺术质量已出现滑坡。 
周恩来和邓颖超 6月6日晚，过去已多次观看过人艺演出《雷雨》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来看重演的《雷雨》。看到第三幕时，因临时有紧急事情要处理，戏没看完，周恩来就匆匆走了。临走时，周恩来对陪同看戏的曹禺说：“演员的台词听不太清楚。也可能是剧场的条件不好。” 8日晚上，周恩来又出人意料地来到人艺，继续观看《雷雨》，还邀了夏衍一起来。周恩来先是坐在第三排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换座到第十三排。导演夏淳知道，总理是在变换座位中听演员的台词。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与夏衍、曹禺、夏淳及剧中主要演员朱琳、胡宗温、郑榕、狄辛等围坐在一起，就如何提高艺术质量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 话题是从演员的台词问题开始的。周恩来批评说：“这次看《雷雨》，演员的台词听不清楚，许多台词都滑过去了。” 接着，周恩来点着名对每个演员的台词和表演都作了分析，指出了欠缺之处。在场的人无不为周恩来对艺术如此内行和观察如此细致而感动。当时在场的曹禺后来在向全院传达周恩来的讲话时深有感触地说：“总理对话剧工作这样重视，对我们这样关心，使我们感动之极！总理看戏看得这么仔细，连台词的调子不对、演员处理台词的态度都注意到了，还指出有一句台词无论如何不应该删掉。这么仔细，这么一丝不苟，古往今来是少有的。” 周恩来说：“话剧是要通过语言来打动人的。演员台词不清楚，就失去了话剧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段。话剧演员应当像曲艺中的评弹演员那样讲究吐字清楚。” 针对当时人艺业务学习中对体验与体现、演员与角色的关系有不同的见解，周恩来结合自己早年在南开上学时的话剧实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以我过去演话剧的体会来说，我认为演员在表演时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就是说，演员要做到目中无观众而心中要装着观众，就是要明白自己在台上的所作所为给观众哪些影响。所以，既要'藐视观众’，又要'重视观众’。也就是说，你要给观众深刻的影响，首先要要求自己把所扮演的人物刻画深刻，以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表演影响观众，从而达到教育观众的目的。” 
焦菊隐 谈话感觉是在朋友间的谈心，道理又是那样的深刻。导演焦菊隐在谈到听了周恩来这番话后的感受时说：“藐视观众，重视观众”的问题非常深刻。自己过去有所体会，经总理一讲，豁然开朗。 对于这次重新演出质量不如以前的问题，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原因，他说： “这次演出是因为赶任务而影响了戏的质量了吧？一贪图快，就往往不容易把人物刻画得深刻。赶任务同很好地发挥基本训练的才能如何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其中是有一定的矛盾，但我总觉得应该在质量上多研究一些，别只为了赶任务而降低了戏的质量。” “你们诸位都是第一流的演员，应该把这个戏演得比现在的水平更高些，也有条件演得更好一些。可是常常因为突击排练而影响了戏的质量。作为演员的基本训练你们是有基础的，可是没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发挥所长，没有充分的时间更好地体会人物的思想，把本来能演得更好的戏的质量降低了。这个责任主要还在我们身上，过去几年忙着赶任务，对质量的提高有所忽略。” “现在，在各条战线上都提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你们人艺带个头，在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 对于失误，没有简单地责备，而是客观分析原因，并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也令在场的人感动不已。 周恩来还对曹禺说：“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严一些。” 周恩来的这种“爱”，在艺术工作者心中自觉地化作了一股强大的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力。 
周恩来 实际上，周恩来之所以连续两个晚上到人艺来看《雷雨》的演出，不仅仅是为了《雷雨》这一部戏的质量问题，也是从人艺“带个头”，纠正当时文艺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左”的倾向。 历史走过20多年后，人们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接连两个晚上去看一部他早已看过多少遍的重演的话剧。 在人艺老一辈演员的眼中，周恩来既是一个平民观众，又是一个充满艺术民主的内行领导 周恩来几乎每年都看人艺上演的戏，有时一年中多次观看。他常常对人艺的领导和演员们说：“排了新戏打电话告诉我。” 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到人艺看过的剧目有《春华秋实》、《非这样生活不可》、《明朗的天》《虎符》、《红旗飘飘》、《红大院》、《烈火红心》、《茶馆》、《蔡文姬》、《枯木逢春》、《潘金莲》《雷雨》、《名优之死》、《武则天》、《红色宣传员》、《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一代》、《李国瑞》、《丰收之后》、《像他那样生活》等。其中，《烈火红心》、《霓虹灯下的哨兵》、《武则天》等还是几次观看。此外，还有一些人艺演员深入生活回来后自编自演的一些小戏。 仅从上述数目，就可看出周恩来对人艺的关注程度。也说明周恩来对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重视与支持。人艺能有现在成绩和地位与周恩来当年的支持与建议是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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