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难第十二节无尽的纷争

梦想童年594 2022-01-11

展开全文

本文作者：锦帆游侠

汉军之所以停止进攻，是因为刘渊的病势已经十分沉重了。

从永嘉四年（310年）的正月开始，刘渊已经开始有意识对自己的身后事进行安排。他将和呼延氏所生，一直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的刘和立为了太子，同时也将归附的氐人首领单徵的女儿立为皇后，以收服归附部落的人心。

刘和从小就接受了汉化教育，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等典籍，同时也不断在培养政务能力。

太子的理国能力自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由于刘和的培养方向更多偏政务方面，在军事方面的建树相对就少了很多，在史料中基本找不到刘和统兵作战的记载。

与之相对的是刘聪。作为刘渊的第四子，刘聪不但通晓经史和诸子百家，也擅长书法和写文章，在兵法和武艺方面也颇有天分，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只是因为刘聪不是刘渊的嫡长子，母亲的身份相对呼延皇后而言也较为卑微，因此刘聪更多担当的是统军大将的身份，经常在外征战。

如果刘和能够镇住场，或者有一套强有力的班子，他就可以平稳完成权力的交接，但可惜的是，刘和并没有这样的能力：自从他成为储君之后，就经常猜忌别人，统御属下也没有什么恩信，这让他的位置坐的更加不稳。

这一年的七月，刘聪、刘曜和石勒在河内郡翻江倒海，眼看要拿下洛阳，此时刘渊病重，汉军不得不班师。

病重的刘渊对政权做了一场大的改革，首先他进一步健全和加强了中央的机构，以族中的三位德高望重的宗王：陈留王刘欢乐、长乐王刘洋以及刘渊的兄长江都王刘延年分别担任太宰、太傅和太保，作为即将即位的新皇帝刘和的辅政大臣。同时，刘渊的几个儿子也分别担任了重要的军国大权，例如齐王刘裕为大司徒，鲁王刘隆为尚书令，北海王刘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

简而言之，草创初期的刘渊仿照汉制，以三公作为决策核心，而现在他想让权力逐步过渡到尚书台，以便逐步优化执政机构的职能。

这就必须拥有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来掌控一切，刘渊选择了楚王刘聪，他被加以录尚书事，同时担任大司马的职务。

而后，刘渊进行了一项最为重要的改革——设立单于台，刘聪被封为单于台的一把手——大单于。

一提到“单于台”，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不是个匈奴化的职位吗？果然刘渊还是摆脱不了匈奴人的习惯，搞这一套落后的国家机构来压迫汉族人民，一看就是汉化不彻底！

先不急着批判，先来看看这个单于台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功能。

这时候，越来越多的胡、羯、鲜卑、氐、羌、巴蛮中的各个部落归附于汉国，这些部落统称为“六夷”，他们的社会组织是部落的形态，生活习俗也更靠近游牧民族。

由于农耕民族流动性较低的原因，统治者大多以分给田地，并向当地地方官交租纳捐的形式来对农耕民族进行管理，但游牧民族显然不能用这套办法。因为土地上的水草每年都在变化，牧民们需要经常更换牧场。如果按上面的办法来管理游牧民族，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今年地方官去某个部落收租，这个部落交上来一堆牲畜，第二年再去，这个部落已经到别的地方去放牧了，这个租子怎么收？再一个问题，究竟由谁来管理这些部落？当地的地方官吗？那还是要面临部落们需要经常迁居的问题。

从两汉以来，朝廷对归附的胡人部落进行管理的方式是设置属国，或者各种都尉、校尉、中郎将，因地制宜进行管理，基本保留了这些部落的组织形式，并让这些部落首领成为汉朝的官员。也就是说，这些部落首领以部众们的最高头头来当官，这样这个部落也就归于汉朝“管理”了。但这些所谓的“官员”并不在一套完备的官僚机构之中，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种名号，这样的管理形式谈不上什么让他们产生向心力的动力。

到了魏晋时期，统治者将匈奴设为五部，设置汉人司马分而治之，逐渐让汉人司马掌控实权，将部落首领们的权力逐步剥离，这引发了匈奴部落首领们的不满与反抗，最终在西晋被反噬。

究其原因，是因为两汉和魏晋时期，汉民族是作为主体民族而存在的。统治者不必为这些部落的民众考虑管理方式是否适当，也不会面临管理的主要地区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情况，因此对胡汉两种不同人群的管理便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鉴于此，汉国统治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种更适合的政策。这个新的政策，就是“胡汉分治”。

基于胡汉分治的政策，刘渊在平阳以西设立了单于台。单于台的最高长官被称为大单于，下设单于左右辅以及左右贤王，对归附汉国的“六夷”部落进行管理，而汉国地区内的汉民以及汉化成为编户的匈奴人则由“皇帝”来进行管理。

和匈奴部落中的“大单于”不同，单于台的“大单于”是由皇帝指定，而不是各个部落的首领推举出来的。换句话说，单于台的“大单于”本质其实是皇权所委任的部分统治权，大单于以及下面的单于左右辅和更下层的官职都是在一套完备的官僚机构中的职位，和匈奴部落联盟中的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另外，匈奴部落联盟中的各个首领与单于所连接的纽带，是同姓或者异姓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在单于台中，部落首领们各自被授予了其中的不同官职，大家可以算是所谓的“同朝为官”，共同在官僚机构中发挥职能，这一点，也是和之前的“大单于”“左右贤王”的概念所不同的。

可以说，相对于匈奴部落联盟中的“大单于”而言，单于台的“大单于”更多只是借用了这一名号来进行胡汉分治，内在的实质内容已经大为不同了。

设立单于台所进行的胡汉分治，是为了方便对六夷与汉人和汉化成为编户的匈奴人进行不同方式的管理，以区别两种群体中的不同生活方式。如果不采取这一政策，而是用强迫的手段逼迫一方同化于另一方，是行不通的。试问，用强迫的方式来达成生活文化的一统，难道是更为进步的制度吗？

另外有一种说法，认为单于台是为了抬高匈奴人的胡族地位，以贬低汉民族的地位，以达到匈奴人优先的目的，这一点也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单于台的管辖范围不涉及从事农耕的汉民，也不涉及已经汉化成为一般编户，从事农耕的匈奴人。如果说设立单于台是为了抬高匈奴人以及单于台管辖的“六夷”部落的地位，那么何至多此一举，直接让单于台代行皇帝的职责不就可以了吗？而事实证明，汉赵乃至后世的许多政权，很多时候单于台的最高长官，一般是由储君或者有权势的皇子担任此职的。至于原因，前秦的丞相苻雄已经做出了解释：单于是统领百蛮的职务，并不适合天子来担任。

事实上，“胡汉分治”本质上是在两种文化既区别矛盾又相互影响的情况下的选择。这项政策在建立初期，一定程度上其实减轻了胡汉矛盾，缓解了胡汉冲突。

只是在之后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分治造成了民族之间的割裂，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族不平等的意识。民族歧视所导致的民族矛盾也随之而生，这是政策制定者所没有考虑到的。本质上而言，胡汉分治其实是不利于民族融合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虽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刘渊所处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实施胡汉分治制度，汉国不仅稳定了政权，而且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不失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有效措施，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作用。

在后世的许许多多政权，都采纳了类似“胡汉分治”这一思想来管理两种不同文化的人民。比如辽代就设置了南北面官，对领地内的契丹人和汉人进行区别管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胡汉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融为一体的时候，单于台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可以说，刘渊对胡汉分治制度进行的探索，对后世相关制度的建立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这是值得肯定的。

回到刘渊的人事安排上，加封刘聪为大单于，还有着刘渊的另外一层考虑：他打算确立刘聪作为刘和之下最为显贵的人物。或者说，刘渊是将刘聪作为刘和之后的皇帝候补者所看待的。

但刘和显然不会这么看待自己的兄弟，即将就任新皇帝的他，自然要将刘聪作为最大的眼中钉来对待。

七月十六日，临终前的刘渊召太宰刘欢乐与太傅刘洋入宫托付后事后，这位枭雄在两天后去世。

许多年前，刘渊曾经梦想为中原王朝效力，成为晋王朝中的金日磾，然而这个梦想被朝廷中的士大夫们击得粉碎，他终于明白，他只是一个匈奴人。

之后，他梦想着成为汉高祖刘邦那样的人物一统中原，而打起了复兴汉室的旗号。如今来看，这个汉国政权所倚仗的中坚力量，必须而且只能是匈奴人，他的这个梦想也不可能实现了。

但必须说，刘渊还是一位有能力的统治者，虽然他在军事上没有显眼的战绩，但作为第一位非汉人皇帝，刘渊在政权建设上为后来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作为一名皇帝来说，刘和拥有一些成为一位合格守成之君的必备素质，但问题在于，刘和并没有成为守成之君所需的基本盘，汉国仍然处于需要四方征战，东征西讨的局面。再加上汉国的军权分散在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北海王刘乂、楚王刘聪手中，刘和掌控的军权相当有限，因此，刘和空有这些素质，却身处在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当中。

虽然刘渊任用了一批重臣来辅佐刘和，但这也引起了另一批没有得到重用的功臣的不满。

例如卫尉西昌王刘锐就对自己没能成为辅政大臣极为不满，而宗正呼延攸（前面提到的呼延翼的儿子）因为平素没什么才干，刘渊一直不重用他，作为刘和的舅舅，长期得不到升迁的他心中一直愤愤不平，侍中刘乘则是和刘聪关系不和，他们抱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帮助刘和解决掉手握重兵的三位宗王，尤其是刘聪，稳固刘和的皇位而走到了一起。

他们找到了刘和：“先帝不考虑力量的平衡，让三位王爷在内掌控重兵，大司马刘聪则在平阳以西拥兵十万，陛下您就好比是权力真空的寄寓皇帝，应该早做打算。”

呼延攸等人的建议正中刘和下怀，于是刘和召集掌控禁军的安昌王刘盛和安邑王刘钦入宫，将政变的打算告诉了他们。

刘盛极力反对：“先帝的棺材都还没下葬，四位王爷也没有反叛，一旦自相残杀，天下会怎么说陛下您？何况大业才刚刚草创，陛下不要听信挑拨离间的谗言来猜忌兄弟，如果自家兄弟都不能相信，那还有谁还值得相信呢？”

但机密的话已经告诉你了，要么干，要么就只能死。一边的呼延攸和刘锐就在一边叫嚷：“今天商议的事情，大家只有一个选择，领军你这是说什么话！”立即命令左右随从把刘盛拉出去杀了。

一边的刘钦吓傻了，他连忙识趣地跟上：“就听陛下您的话！”

七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刘渊死后三天，刘锐带着左卫将军马景向在单于台的刘聪发起了进攻，呼延攸则带领永安王刘安国对付司徒府的齐王刘裕，刘乘带领安邑王刘钦对付鲁王刘隆，而北海王刘乂则交给了尚书田密和武卫将军刘璇。

但刘和本来就没有经营自己的势力，他的党羽不过是失势的宗室和落魄的外戚，而作为决策中心的尚书台对这场政变一无所知，当他们知道真相之后，更不会将希望放在毫无力量的刘和身上，也就是说，刘和成功的概率，和中彩票差不多。

果不其然，得知命令的田密和刘璇立即带着刘乂冲过重重关卡归附了刘聪，刘聪自然也知道了政变的消息，命令士兵们穿上铠甲保持战备状态。

得知刘聪已有防备，刘锐迅速回师，与呼延攸、刘乘一起攻打刘隆、刘裕，而呼延攸与刘乘也并不信任被迫上贼船的刘安国和刘钦，便杀了他们，准备自己开干。

经过残酷的厮杀，刘裕当天就死在了政变之中，刘隆也在第二天被杀。到了第三天，刘聪的大军攻克了西明门，刘锐等人逃进南宫负隅顽抗，而刘聪的前锋紧紧跟着刘锐攻击，向南宫发动了猛攻。二十四日，刘聪在光极殿西室杀了刘和，并将刘锐、呼延攸、刘乘抓住，将他们在平阳来往的交通要道上斩首，把他们的首级悬挂了起来。

[1]公元310年7月

刘和是呼延皇后的儿子，刘乂则是出身氐人的单皇后的儿子，而刘聪只是庶子，按身份来说，应该是刘乂接替皇位。但刘聪一来年纪较大，二来他的声望远远在刘乂之上，刘乂自认为镇不住刘聪，于是哭着请求刘聪接替皇位，表示自己太年轻，不足以担当大事，请刘聪不要再推辞。

几次三番推辞之后，刘聪终于“勉强”答应，当场册封刘乂为皇太弟、大单于，并当众保证，等刘乂长大成人，自己就归还大权。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政争后，汉国总算完成了权力的过渡，没有造成大的动荡。但另外一边的西晋朝廷，又再度泛起了波澜。

此时，各地的流民起义，以及羯、氐、羌等部落首领们的割据风起云涌。其中一支出现在秦州的略阳，当地氐人酋长蒲洪拒绝了刘聪的封赏，割据自立。他一定没能想到，他的后代将会建立起一个统一了北方的政权。

蒲洪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割据，是因为此时的关中经过战乱已经残破不堪，朝廷根本抽不出力量来应对各地的割据势力。为了解决关中人口不足的问题，朝廷下令将逃亡到南阳的雍州流民遣回原地，限期上路。

过了十多年，朝廷仍然没能解决人口迁徙的老问题：一方面不能给流民们解决生存问题，也没能给他们解决路上的花费用度；另一方面，采取强制手段逼迫上路，这自然引起了流民们的极力反抗。

征南将军山简和南中郎将杜蕤分别派兵遣送流民，流民群中有一位叫王如的京兆人暗地联系了一些精壮勇士，趁夜袭击山简和杜蕤的军营，打败了他们。而后冯翊人严嶷、京兆人侯脱分别聚众攻打城镇，杀死当地的县令以响应王如，不久之后，在荆州聚集的流民就有了四五万人之多，王如自己号称大将军，归附于汉国。

这样洛阳东北的魏赵之地是石勒的活动区域，东边的兖州豫州青州徐州是王弥和属下曹嶷的活动区域，洛阳南边是王如的流民军，刘聪的汉国政权位于洛阳西北，洛阳在实质上已经陷入了汉国的包围圈。

有鉴于此，刘聪决定再度挥师东进，拿下洛阳。十月，刘聪命令自己的儿子流刘粲率领刘曜和王弥带领四万大军进攻洛阳，同时石勒率领两万骑兵在大阳和刘粲等人会合。

汉军在渑池击败了晋朝的监军裴邈，而后长驱进入洛川，刘粲沿轘辕关南出劫掠梁县、陈留、汝南、颍川之间，石勒则从成皋西进，在仓垣包围了陈留太守王赞，被王赞击败之后，退守文石津。

此时，有援救洛阳能力的有三方面的势力，分别是司马越、王浚和刘琨。

相对汉国的威胁而言，司马越更为提防的敌人是苟晞，他时刻防备着苟晞在背后背刺他一刀，因此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东面；而王浚已经有割据的打算，自然更不会出力救援洛阳；意愿最为强烈的是刘琨，但他的实力最为弱小，距离洛阳也非常遥远。于是刘琨不得不寻求拓跋部的合作，代表朝廷对掌控拓跋三部领导权的拓跋猗卢进行封赏，请求与拓跋部共同进攻归附汉国的铁弗部刘虎和白部鲜卑，逼迫刘聪不得不回师救援。

对拓跋部来说，攻击汉国有利于他们在代北地区的生存和发展，减轻汉国对他们的威胁，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因此拓跋猗卢派出侄子拓跋郁律率领两万骑兵，帮助刘琨击败了刘虎和白部，逼迫铁弗部迁徙到朔方的肆卢川。为了进一步加深今后的合作，刘琨和拓跋猗卢结为兄弟，并向朝廷请求封拓跋猗卢为大单于。拓跋猗卢进一步提出：要朝廷将代郡作为他的封地，封他为代公。

当初在八王之乱中，由于司马腾向拓跋猗㐌请兵击败了刘渊，因而就有了封拓跋猗㐌为代公的打算，只是由于司马衷流亡到了长安，道路阻隔，因而没能获得朝廷的钦定，拓跋猗卢希望这次能够获得朝廷的批准，举行正式的册封仪式，官方认定拓跋部在草原上的霸者地位，刘琨答应了。